补记读戴明贤《物之物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版一印“戴明贤集”精装全八册,第三册散文集《物之物语》P.264:(张宗和)有一次问我,能不能替他批改几本学生作文,因为这些作文竟看得他睡不着觉,头痛欲裂。还举出了个例句:“星期天,同学们上公园寻花问柳去了。”我说小事一桩,把十来本未改的带走。其实我也最害怕批改学生作文,因为篇篇不同,不像数学题目有标准答案。我教的农村娃娃,淳朴得不得了,却是只会照抄报上的“大批判文章”,自己一句话都写不顺畅。想改这种作文,那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只想仰天嚎一声。宗和先生的这些工农兵学员,水平还稍强些,我勉强改了送去,宗和先生像得了什么好礼物似的。

床头夜读到这里,心有戚戚焉,提笔在旁批注:“现在的学生作文,公立学校教出来的,也多是如此。最可叹的是,好些语文老师的作文也是这样的套路,甚至不能正常话语写作。所以我对女儿的写作,只有一个要求:语句通顺。因为“写作这件事真的要靠才华,并不是书读得越多写得就越好,书读得多只能保证你写的东西基本顺畅,不易犯错而已。真正要写好写出彩,还得靠才华。”(毛尖《乱来》)

好的散文要靠文字的纯正,而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吴鲁芹《吴鲁芹散文选》)

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需求不是物质的吃穿和花费,不是精神上大起大落的恩爱和慈悲,而是物质和精神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细雨无声的温情与滋润。只有那种光线充足却非暴晒暴烫的阳光,才可以让草成草,树成树,让人的心灵充满温情与善良。(阎连科《我与父辈》)

注:张宗和,“合肥四姐妹”的弟弟,时为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大)历史系教授。

杂记三则

/在也闲书局偶遇王六一两老。我提起一直寄放在我家的镂空雕花古董木门四连片,莫奶奶说:“不会忘,不会忘,那是曹琼德的,他可是三四千一扇买来的。在你那里一放就是这好几年,下次见着他,我要他画张画给你。”我说怕你们忘了这事,今天见着提个醒,什么时候要了随时拿走,暂时不用放我这儿也不碍事。

/一家四口去合力超市采购,酱醋架上看到“黔老翁”赤水晒醋,取下来见瓶身上的产品文案有“百年技艺 始于明朝”一说。就算从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算起,至今也有三百七十多年,不知道“黔老翁”这始于明朝的百年技艺,是始于哪一个明朝。或是始于民国罢?虽说贵州人卷舌平舌不分,但明朝和民国还是有大不同。

/上学路上,与女儿闲聊,问她每天闲聊下来,是否还记得爸爸都说了些什么,她想了想,说:“到学校不是去学知识,而是去学习如何学习,因为知识是无法全部学到的;世间一切皆可怀疑,但只有怀疑本身是不容怀疑的;人总是会面临孤独,一个人如何独处决定了他会获得怎样的人生,就是慎独。嗯,就只是记得这三句。”

小而无量的功德

一个月前,终于凑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版一印“戴明贤集”精装全八册。今天再次翻完第三册散文集《物之物语》。二〇一九年三月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八月一版一印的《物之物语:贵州往事,且行且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个版本拿掉了副标题,内容在人民社的版本上“略有增补”。在豆瓣,这本书只有1人在读,8人读过,12人想读,因“评价人数不足”而没有豆瓣评分。

《物之物语》是二〇一〇年初开始在《贵阳日报》副刊上连载的。一物一篇,既是借物忆往事,也是一部个人史。当时在报纸上连载应该是一物一图的,这本书里一图不见,可惜了。

董桥在《冬夜劄记四则》里有这么一段:“旧人物旧事迹往往事过湮没,无人记得,昔日胡适先生提倡振兴传记文学,高阳先生对我说:‘大部头传记是大人物写的大人物传记,我们小人物若能记些小事迹,自也算是功德’。”个人记录之必要与意义,不只是个人史,也是一部微观历史。董桥和戴明贤的文字,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小而无量的功德。

重读两年多以前读过的“旧书”仍有新鲜感,因为多半的篇目都已经忘记了。

看过的书,绝大多数很快就会基本忘掉,服药以后更是如此。经常自问,这读了忘,忘了读,读过的书终究会统统忘掉,那读书这件事除了一时爽,还有什么意义?

今天算是有点想通了。读书这事,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哲学问题——读的书最后都会忘记,难道就不读书了?反正每个人最终都要死的,难道人人就都不活了吗?要弄清楚“活着”是什么、意义何在,还是要读书和思考,否则就不是在“活着”,而是已死去——至少,在活人的世界里,死去的那个人已不再思考。

读过的散文,还是董桥的好。如果要读某人的全集,我会选董桥。《景泰蓝之夜》《清白家风》《立春前后》读过,不忍释卷。海豚出版社的《英华沉浮录》一套六册,还有四册没读。其实也是有点舍不得读的意思。《董桥七十》一直买不到。董桥的文章俨然“老派文人”作风,再加上老来衣食无忧,来往的又多是冷艳清贵书香之后名门闺秀,诗词书画自然风雅,在轻描淡写中长了见识。就是自己悟性差,早年懵懂混世无心读书更没有旧学底子,要想把看似闲话家常的文字读明白,也还是要费点功夫,所以我看过的董桥都有批注,感悟不多,字词的注解不少。这也是我寻求“活着”的一种证据罢(余华的《活着》总给我一种藏着掖着的感觉)。

补记女儿的游学

十七至十九日,学堂三至五年级在黔东南雷山县某村游学三天。女儿已有过多次类似这样的乡村体验,甚至有一次她全程参与了游学踩点,于是这次没有给她报名,而是鼓励她自己设计了一个两天的探索发现式游学。我作为顾问,提供一些指导性建议。

因为贵阳是贵州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所以我们这次游学的主题是“探索贵阳——从黑羊箐、顺元城到贵阳”。

十七、十八日这两天,走在近一百年历史,每天都在被人踩车碾的文物——贵阳城第一条公路省府路上,去乘坐一个多月前才开通的地铁二号线;从民国贵州首富“儒商”华之鸿家的大院,到民国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是其妹夫)故居;从老贵阳九门四阁唯一幸存者文昌阁,到贵阳城的标志性建筑甲秀楼,女儿一个人的定制游学得出的结论是——爸爸,原来从明朝隆庆三年设立贵阳府,贵阳才成为了贵阳,这个贵阳也才四百多年,真是个又古老又年轻的小城。

这两天里,除了“游”和“学”,在吃的方面,我们也有过一点“设计”,因为饮食也是一种文化——冰粉、豆腐圆子是老贵阳小吃,女儿心心念念的烤肉也放开了吃。估计多年后,这次游学留在她记忆里的只是这顿烤肉吧?!

最后,我们在万东桥花鸟市场,一人买了一把竹节折扇,作为此次游学的纪念品。到家后,我建议女儿在扇面上题几个字,写明是这次游学的纪念。扇面一面洒金一面空白,她在空白那面写了这次游学的主题、纪念和时间,落款处钤了一枚我“寻隐者不遇”的闲章。

对于这次游学的感受,她在总结里写:“这次游学我很开心。因为这次游学是我自己设计的,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干嘛就干嘛。”

第一本王尔德

“人犯傻了才会给别人出主意。”(《W.H.先生像》)

“到头来他什么也不是,仍旧是个有魅力没能力的年轻人,五官漂亮一事无成。” (《百万富翁模范》)

“女人是给人爱,不是给人懂的。”(《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

以上三句,都来自《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集》,读过的第一本王尔德。

浙江文艺出版社“作家榜经典文库”系列之一种,朱纯深译《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集》精装插图本,收王尔德的童话九篇,短篇小说五篇。如果这套书的装帧都是和这本一样黑色硬面,红色书口,红白两条书签带的小开本,我就有点想集齐这套书了。一个人,要有多少钱才能做到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为读书而读书

/前天上班路上,太座说:“昨晚看到一句话,觉得说得好对,转发给你。”到学堂,吃完早餐,打开微信,看到发来的内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昨天看到一句杀人诛心的话:普罗大众永远是一群脑子笨,对复杂信息有天生抵触,拒绝学习还又渴望速成的韭菜!

/买的旧书到了两箱,大概七十几本,里面有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系列的《红楼梦》。拿在手上,觉得好像比中华书局版《红楼梦》薄一点。从架上抽出来译比照,中华书局版《红楼梦》是以程甲本为底本,九三三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红楼梦》是以程乙本为底本,八七四千字。两个版本出入近六万字。难怪。随手翻开,是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回翻下来,大有趣。从第一次接触《红楼梦》到现在,起码也有三十年,但从来对这本书没有半点兴趣,也不觉得有哪里好看。现在突然一翻,竟然大有兴趣,可能读书也是要讲阅历和机缘。这下好了,枕边又多一本书。

/从来不知道王尔德也写童话。提起童话,我一直是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既是打底也是人生对童话的认知极限,现在对读过的郑渊洁的童话除了皮皮鲁和鲁西西两个名字,其他忘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忘得这么彻底?不够好看嘛。买了一本朱纯深译的《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集》,冲着短篇小说去的。放在床头大概也有一个月了。昨晚翻完伍尔夫的《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和张大春的《文章自在》,随手拿起什么看什么,就抓到这本了。一读,好看!有多好看?看完再说。

/张大春《文章自在》中,有一点我觉得有道理(也算是为我不会写文章,更写不了长文章找到一个说辞)——相对看去,短小之文,不好写,因为能调度的字句不多,唯求笔触精准而已。

/“首先要纠正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错误,那就是把钻研学问和喜欢读书混为一谈,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钻研学问的人埋头于书本,以不寻常的热情和不一般的专注在书堆里搜寻,希望从中找到某些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倘若他只为读书而读书,那他的收获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一无所获。而在另一方面,一个只是喜欢读书的人,他一开始就没有刻意想要通过读书获得什么专业知识。如果有专业知识留在他的脑海中,那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是想获取什么专门的知识,想成为专家学者而按规定读书,那就很可能在读那些枯燥乏味的专业书时,彻底葬送掉只有在为读书而读书时才有的那种有益于心灵的读书乐趣。”“读书绝对不是为了所谓的学问而埋头苦读。”——读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

崛起与没落:日清两国的自强改革

五月二十四日出刊,今年第二十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题是《近代的端倪:洋务运动160年》。

从五月到昨天,翻完半藤一利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

这关于日清两个国家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书,同时凑到我的枕边,是个巧合,但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日清两国却不是巧合。

日清两国这时基于自强的改革,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开国。大清帝国源于英国称之为“贸易战争”的两次鸦片战争,日本则是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日清两国的两个相似的改革,最终各自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庆应四年(1868),王政复古后,睦仁天皇于九月八日改元“明治”,所以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睦仁天皇又被称作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五年期间,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时期,“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

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说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和大清帝国对自己这个小邻居的态度变化,可以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信和奏章中读出来。

同治五年(1866)前后,这时的日本处于明治维新前两年,日本国内正为令出幕府还是朝廷,是要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还是开国争得乌烟瘴气之时,李鸿章在信函中多次论及对日本的认识(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日本……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实无图我之心。

该国向非中国属国,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日本……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宜先通好,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今诚中外上下戮力同心,于储才、裕饷、选将、练兵、制器、造船之道,一一讲求,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诸葛武侯之广益集思。一面则泰西诸国可交者,隐与联络,结为外援,俟一二十年后确有把握,然后举一最无礼之国,揭其罪状,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挞伐之。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二日,明治七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李文忠公全集》)

短短六七年时间,明治维新就将日本从一“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的成为“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之国。从幕末到明治这几年,日本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本“非萨长史观”解读日本近代的崛起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

《王阳明传》疑与得

昨晚从十点读到十二点,今早五点醒来,读到八点半,翻完新世界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十九万字的《王阳明传》。

这本书昨天在也闲书局购得。书名《王阳明传》,但内里并无一部是王阳明的正传。书由中华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版胡越的《王阳明》、世界书局一九三〇年王勉三《王阳明生活》、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和释太虚《王阳明论》四部分组拼凑而成,且胡越的《王阳明》和王勉三的《王阳明生活》,读下来多为小说家言,怪力乱神,当不得真。是腰封上“四位民国大师全面解读王阳明平生事业”迷惑了我,梁启超、释太虚两位不论,胡越和王勉三什么时候也晋身民国大师之列了?最糟糕的是,封底高中作文风的余秋雨荐语。

翻完的疑问和不同看法,记下来,日后待查:

宁王反,“王阳明把衣冠脱下,与麾下一人两相换过后,命那人安坐大船,自己悄悄伏于另一渔船中向吉安进发。随后追来的宁王兵马险些杀死假王阳明。”也或许假王阳明确是死于宁王追兵之手,只是小说家为了不致王阳明背上不义之名,才没让假王阳明死。在我看来,不管假王阳明死没死,王阳明此举,都是不义。

王阳明平宁王乱,“擒斩三千余级,落水约三万,湖中所弃衣甲、器仗、财物和浮尸,积聚一起,纵横十余里”,杀伐太盛,是为不仁之举。

所以,王阳明其人,在当下各色人物所出各种书籍中称其为“立德、立功、立言”几近圣人的赞誉是值得怀疑的。任何一边倒的言论,都是值得怀疑的。

收获也有: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致。”四句教法,太虚在《王阳明论》中说“知宋儒来源上之禅宗关系,则可知王学与禅宗之关系也。”又说“阳明所以能发见良知而持养之者,以渊源于宋学及禅宗也。”

“天下事物如此其多,无论何事何物,若想用科学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单一件已够销磨你一生精力了。”(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我读书杂七杂八,乱七八糟,回头看,最开始是从经书开始。读佛经,《圣经》《古兰经》《道德经》也读,但近三十年,读得较多的还是佛经。读过的近十部佛经,完整读过多次的也仅止五七部。后续,还是想“默坐澄心”读佛经。

天海美术馆

路过师大天桥,桥上一溜广告中,一黑白分明者抢眼。

黑底浮出一眼镜男,留着锚型小胡子,左手扶眼镜,长发飘飘,显瘦的竖条纹衬衫没能掩住略微圆润的肚子,白色的字是“天海美术馆会改变你的审美认知”,整个广告传递出一股追到了梦的小镇青年还是从了良的杀马特气息。

或许这是一条美容美发广告,那家美发机构的字号是“天海美术馆”,广告里的男子是该机构的首席Tony老师。

晚上百度,发现“天海美术馆”不是一家美容美发机构,而是一个私人美术馆,白天看到的广告上的男子,就是创始人、馆长伍新凤。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美术馆啊?!

旧时人物

数博会(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假期,贵阳每年特有。

假期三天,加上周末,一共五天。带娃,看书,今天第四天。

翻完廖国松的《旧时人物》,颇类戴明贤的《石城安顺》,也是戴明贤作的序,但文字不及后者。在豆瓣我打了三星,也就是“还行”的评分。这本书连我在内只有四人读过,因“评价人数不足”,没有综合评分。

手上这本《旧时人物》,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十七万字,定价三十二元。十一年来没有再版。据说有天,当时文联大院子弟,现任贵州省文联副主席、戴明贤之子戴冰找到两箱共一百二十本,全新的,于是就在也闲书局攒了个局——廖国松《旧时风景》油画展、《旧时人物》书友会。那天是五月十五日,我提前订购了一本签名本《旧时人物》获得了入场资格,请对此有兴趣的学生代我去的。活动中,学生抽奖得到一张作者木刻版画自画像藏书票。结束后,排队又请作者在书上签名,排到跟前,问签什么,学生没想好,就说了我的姓名,于是除了原有的“辛丑年/老柏”的毛笔签名,又有了“XX指正”四字上款。不知者,可能会以为我与作者熟识的赠书。签名和藏书票,为这书增色不少。

明天要备课,今天去了一趟也闲书局。因为地铁三号线施工,新添大道缓行较严重,驱车往返用掉一个半小时。现在逛书店和读书,时间都是最大的成本了。

“由于书局主理人所有的购买欲都发泄在了书上”,书局的公众号里说,所以现在书局不到四百平的经营面积都堆满了书,主理人“有了自己拥有‘书山’的国王的满足感,而我们则付出被书‘奴役’的代价”,为此,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六日,书局全场会员六九折。对一个以文史哲为主,靠卖书维生的书店来说,六九折是非常有诚意,又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高冬梅高姐在朋友圈说:“共克时艰”。我今天去,果然,书又多了,满坑满谷,但逛书店的年轻人仍旧不多。现在,逛书店,买纸质书,看纸质书的,一个个好像越来越成为“旧时人物”了。

今天购书三本:鸟居龙藏著,杨志强译《西南中国纪行》、金克木《书读完了》、梁启超、胡越、王勉三等人关于王阳明的合集《王阳明传》。三本书定价一百九十九元,实付一百三十七元,还获赠一个限量五十份的也闲帆布袋子。袋子上店员自己印上去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出自《论语》,也是“也闲”的出处。喜欢。

鸟居龙藏著,杨志强译《西南中国纪行》,应该是在四月,译者杨志强到也闲书局做了一次讲座,我时间不凑巧,没能到现场买书请译者签名,书局说“过段时间会请作者签一些”,今天等不到签名本,先买一本来读,等有了签名本,再买一本。

《王阳明传》,纯粹是好奇。这个这十几二十年几乎被“神化”的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到家,把书盖印,堆在床头。现在床头在读、待读的书,目测有三十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