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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看电影的记录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古诗十九首”之三《青青陵上柏》,全诗十六句,妙在前四句,余下十二句全在行乐。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陵墓上青翠的柏树,一死一生,一枯一荣,人生易逝,松柏长青。山涧中层叠堆积的山石和潺潺溪流,一静一动,一刚一柔。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为来,远为逝,一来一去,人生百年在天地不过是倏忽之间。四百来年后的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延续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也应了后十二句。

今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内确诊人数较昨日增加2009例,总数68584例;疑似病例昨日增加1918例,总数8228例,人数的减少是因为前日武汉的万余疑似病例已转为确诊病例;重症人数较昨日增加219例,总数11272例,这万余人此刻正挣扎在生死一线;虽然已有9498名感染者得到救治并痊愈,但昨天就死亡142人,累计全球已有1669人死于这个病毒,而其中1666人是中国人。从数字来看,疫情的发展已有所放缓,这得益于春节假期和加长的隔离假期,但绝对数字仍然可怕。这一场战疫目前看来才进行到关键节点,就看谁顶得住能扛得过去。顶不顶得住,拐点都会出现,只是看向好还是向坏拐。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死去的1669人,背后就是1669个家庭。还有一万多人命悬一线。对人人自危的幸存者来说,即便“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封城封村封小区隔离在家,“秉烛夜游”也只能是伏契克笔下《二六七号牢房》的“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明天全国复工复产。不复工,整个社会和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涉及方方面面的“战后重建”工作也无法开展,就连民众的日常生活也难以保障,没困死病毒,人却被病毒困死了。复工将开启新一波近10亿人的大迁徙,疫情会怎样发展我估计没有人知道。

看起来,这一场波及世界几十亿人,伤亡数万人的“战疫”是因为病毒,但真的只是病毒?

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一个字音,两天查到,不亦快哉。

说回“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句,疑“涯”的读音不为[yá],或为[yí],依稀记得在哪里见过还是听过,但忘了出处,没有依据。网上找注释,也只是解释字义,没有字音,或许这个字就发本音无需再注明。又听、看了十几种朗诵音、视频,都是读[yá],踏破铁鞋无觅处,但还是要存疑。

今早不死心,重读《行行重行行》笺注,寻行数墨间在句下跳出“涯音宜”,忙用红笔圈出,在旁边写“遍寻不得,原来在此处,真真是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不亦快哉!

今天备《青青河畔草》。开篇一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笺注中张铣曰:“此喻人有盛才,事于暗主,故以妇人事夫讬言之。”实在是厌恶甚至唾弃这套编派胡言,可惜了满脑子的学问,看到的一切都要是经世治国的应有之义才行。如果人人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这日子还过不过?再说两千多年来这国都是某家的,句句词词心心念念“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则奴性太入骨,二则历史上奴才的日子似乎大都过得不怎么样。到现在,语文课本中动辄“微言大义”也不是独创,古已有之,可见这也是“传统”。我偏不关心“大义”,这一句,这一首,就是写春意,写人情,写去留,写孤寂。

“柳”,谐音“留”,汉人送客,折柳以赠,意为留客,与末句“荡子行不归”呼应。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句,“倡家”,“倡”说文曰:“乐也”。用现在的话说,曾经是娱乐圈的女星、才艺女主播或者是网红,自然抛头露面前呼后拥热闹惯了。“荡子”不是浪荡子,列子曰:“有人去乡土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世谓之狂荡之人也”。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情郎远游留不得,犹忆别时恋依依,转眼又是春已至。艳妆登楼好少年,而此时“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也不知是为了谁。远游的人仿佛从自己心头剜去一大块带走,直留下好大一个空空洞洞。孑然一身“空床难独守”,空房难独守,怨而不怒,比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还要更落寞,更寂寥;命不由人,满目春光却好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语罄衷寂荡。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枕上翻李庆西《人间书话》,《文字后边的东西》一文说:“汉、宋学者论《诗》喜欢微言大义,最荒唐的例子就是《周南·关雎》里边看出了‘后妃之德’,结论之武断令人瞠目……从毛序、郑笺到朱熹的集传,牵强附会的诠解比比皆是,不知误导了多少读书人。好比十字坡上孙二娘的蒙汗药,做翻了多少英雄好汉。”还说把文学作品和政治扯到一起,除了“那些对微言大义有特殊爱好的学者,往往是文采斐然的政界人物。当然,微言大义有时也是一种政治手段。”这篇文章后面落了日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不知道这是写就文章还是在媒体上发表的日期,如果是发表日期,不论在那时还是此时,也算是写的人敢写,发的人敢发。尤其是第二句。唉!我也就只敢叹一口气雀起,借古讽今的都是怂人,我连怂人都算不上。

在《古诗的今译》里,李庆西认为把古诗译成现代汉语不好译,“不译还明白,译了倒别扭”,有的还“根本没法译”。今天备“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也再次觉得中国的古诗,除了字词的音义和典故的说明,其他最好一概不译,一译好像把话说白了,意境全无,意味全无,寡淡。就拿“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来说,俗话就是“岁月是把杀猪刀”,或者“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意思在,但没意思,就“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两者好得一比。所以上个学期讲《诗》,也没强求学生一定要把一首诗理解出个什么来,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七七八八就得了。读不明白,再读;还不明白,算求。书要读好,饭要吃饱。“努力加餐饭”,继续下一首。好久遇到一件事突然想起来,脱口而出的时候就一拍大腿,心里面的小人大呼一声——麻痹,就是这样哦!

枕上诗书闲处好

6:00手机自动开机,收到一老友在00:15发来微信:给我说一句你目前的心里话,鼓励一下我。

我想发“又多活过一天”,但发出去的是“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老友说:“不好!”

“我是让你看闲书,看风景。只有活着,才有好或不好。没活下来的,哪有什么好不好?!”

发来难过和大哭的表情。

每天备课一段落后,就翻闲书,差不多一天一本。今年买来和看过的书,会注意特别记录下出版社和几版几印。我启蒙得晚,开始读点书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所以没底子没学问,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宋版殿版古籍,关于版本一说,是无见闻也无见识。这个记录,是作一个时间标记。

昨晚的枕边书是李庆西的《人间书话》,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1版1印,从出版到我读到这中间隔了20多年,好些见解读来还是耳目一新。这两年爱读书话文章,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了解到视野之外、知识之外的新东西——总在说全球化,地球村也提了很多年,睡一觉就从地球这边飞到了那边,都快忘了原来世界真的是大的。

中学的课,上学期讲了先秦,新学期讲秦汉。不是本名孙祥钟的台湾明星秦汉,是从前221年开始到581年共800年的,由秦——楚汉相争——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今天的课,备到“古诗十九首”。十九首可以说是最古的五言诗,是诗的古典之一。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类古诗为标准;六朝以来诗论,还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由此可知。

选了张定浩的《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和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三本,要从里面编一个教材出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1月4印张定浩的《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现在是这五年里读的第三遍。这一遍,重点读《曹子建》《阮嗣宗》《魏武帝》《陶渊明》《谢宣城》和《古诗十九首》几篇。可惜古诗十九首只说了八首。

朱自清说《古诗十九首释》,是张定浩也推崇的,因为是“诗人兼学者,能贯经史,括情事”。手上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1版1印,也仅释了九首。好在“隋树森先生编有《古诗十九首集释》一书(中华版),搜罗历来十九首的整套解释,大致完备,很可参看。”

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6月1版,2019年7月3印,繁体竖排,分考证、笺注、汇解、评论四部分。啃起来费工夫。

三本组合起来,古诗十九首,一天差不多能备了一首。

四个男人一块墓碑

我的契诃夫,死在我的中学,和我的高尔基,我的普希金,还有我的鲁迅,四个老男人死在了一堆。托这个教育体制、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老师的福。

这死在一起的四个男人共用一块墓碑,上面刻了他们的死因——死于作品中揭露出来的——折磨、痛苦、阶级、敌人、剥削、斗争、虚伪、阴暗、寒冷、压迫,这些关键字围绕在碑中心“意识形态”四个字的周围。苦大仇深,一点也不可爱。

我的鲁迅,在这个月初有点死去活来死灰复燃的意思,在旧书冷摊上淘回来两本上个世纪的“非法出版物”,但也仅只是重新在书架上找回了一点存在感而已。

我的契诃夫,今天总算是复活了——看完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1月1版1印,唐用华译的《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这个版本没有序没有跋,翻开封面就是书名页,书名页后是目录,目录后就直奔主题,干干净净,清爽。上下两册共40篇,小学课本上的《凡卡》,中学课本上的《变色龙》和《套中人》(装在套子里的人)也在里面。现在抛开语文课本的规定理解方式,不用去管什么才是在考试中可以拿分的“标准理解”和“标准答案”,也不去用管什么名家解读,拿起来就自由阅读自由理解,契诃夫的小说,幽默风趣又辛辣,谈笑风生又悲从心来,实在是可爱。而且,课本所选的篇目外,精彩有趣的大有所在,短篇小说又比中篇小说来得紧凑,一拿起就有点“鬼扯手”不看完舍不得放下。在中篇小说中,最爱《第六病室》,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一个正常人是如何死于他的正常,而不是失常;或者说一个正常人如何死于他试图去纠正这个不正常的。至此,我死去多年的契诃夫,这个文质彬彬的老头终于推开棺材板板,舒展开紧蹙的眉头,咧开嘴巴从坟墓里走到阳光下来。

我的高尔基和我的普希金,会不会什么时候也复活?

你在读什么书

元宵节,“绝对贵州”的设计师们推出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的系列海报,声援武汉。据说他们是贵州最厉害的设计师。但这种口号式的宣传,除了无谓的煽情和掩盖事实,什么实际用途都没有——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怎么就是一家人呢?是谁让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什么样的人会对自己家人隐瞒事实,并看着他们被折磨?这个现状是不可避免的吗?谁应该对这事负责?除了武汉,其他地方就不是疫区了?我和带来此次灾难的人,不是一家人;我和那些愚蠢、不作为而导致这次疫情蔓延的人不是一家人;我和那些无知、自私,到处散播传染疾病的人不是一家人。无辜的人“他们不明白发生的事,他们愿意相信科学家,相信有学问的人,就像神父一样。而他们一直被告知‘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只要记着饭前洗洗手就可以了。’那是在犯罪。”(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P.259)

两天,看了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两遍,六十万字。《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是我迄今为止记忆里看过的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

和加缪的《鼠疫》一样,《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我也一边看一边把其中的句子读给太座和女儿听,几乎每一页都说的是当下,都能见证当下,而见证的代价,都是生命。

太座说楼上的表妹在微信里向她抱怨,自己怀孕5个月,老公整天就陷在沙发里看手机,什么事也不做,儿子也不管。“你会不会抱怨我每天都抱着书在看?”“有一点。不过你洗衣服、帮我做饭,带女儿学习。再说,天天这样隔离,又能做什么呢?”“书里有这句‘这是被隔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隔离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还有这句‘隔离区,是独立的世界。’”

“为什么几十年前和十几年发生的事,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都那么相似?” 太座问我。

“因为历史不是‘惊人的相似’,而是不断重复上演。”

女儿放下手里的书说:“爸爸,我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还不是被隔离在家?又不能改变世界。”

“我的女儿,你一定要记住”我对她说,“一辈子都要记住——读书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因为只有不被世界改变的人,才有可能去改变世界。”

书念得好,你读过的每本书都融在你的身体中。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你的谈吐、你的行为,并为你打开通向这个世界的一道道门,一扇扇窗。就像当下,书念得好的人,就知道1300多年前,日本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绣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十六字偈语。鉴真大师被此偈打动,六次东渡,此偈也被视为中日交流的象征。鉴真抵达日本后,开创日本律宗成为“传戒律之始祖”,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至今。763年6月6日,76岁的鉴真在奈良唐招提寺圆寂,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比喻高峰、最高成就)。这段历史,除了在历史课本,还可以在真人元开于779年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和日本作家井上靖初版于1957年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读到。在1300年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凶猛的今天,日本友人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用“汉字”、写“汉诗”的“梦幻般的国家”敬仰和物质与精神上的援助和祝福。如果书念得不好,你就只会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都是一家人!

索尔仁尼琴、契诃夫,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索尔仁尼琴、普拉托诺夫,索尔仁尼琴、布哈林……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这两天总是看到“索尔仁尼琴”这个名字。从手边书架上抽出和契诃夫、《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一起的,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2版2印的“内部发行”版《古拉格群岛》。随便翻开一页,梅列日科夫斯基、恰尔诺夫斯基、诺沃鲁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好多“老司机”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谁,上中下三册共2000多页150多万字里面,恐怕姓名就占去了20万字吧?!最后还是放了回去,抽了《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下来换换脑筋,后面还有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和《锌皮娃娃兵》。

另外,在看到“我甚至无法理解,有人会认为我的自由不是自由”这句,我不由自主向书架上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瞟了一眼。


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1版,2019年7月4印)读书笔记23则:

1、见证的代价是生命。(P.31)

2、胜利日这天,来了一个将军。我们列队欢迎,接受节日的祝贺。队列里一个小子大胆发问:“为什么要隐瞒这里的辐射?我们受到多少剂量的辐射?”将军走了以后,他被部队指挥官叫去,挨了一顿训斥:“你这是在挑衅!你在制造紧张气氛!” (P.101)

3、我从阿富汗回来,我知道自己活下来了!而在切尔诺贝利,一切都相反:在你回家后,才慢慢地被杀死。(P.101)

4、有多少人受到了伤害,可没人为此负责。把领导关进监狱,这就完了。在这种体制里……(P.139)

5、我以国产纪录片的优良传统拍摄了:推土机手正在读《真理报》——标题字写得斗大:“灾难中的国家不会放弃。” (P.147)

6、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才是最可怕的。辐射检测员说的是一组数字,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则是另一组。(P.147)

7、您亲眼说见,我这里满满一条走廊的病人,他们在等待。我一整天都能听到电视里那些声音。您就这样转告当官的,他们是一群废物。(P.157)

8、我想弄明白,这一切是谁的错?他是谁?我们该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谁的错?(P.163)

9、索尔仁尼琴的书出现在书架上,紧接其后又有沙拉莫夫、布哈林……就是不久之前,藏有这些书还是要被逮捕,会被判刑的。(P.177)

10、地方行政机关的人,他们怕的是上级领导。而那些上级怕的是链条上更高的上级。权力的金字塔就是这样建造的,领导就是国王。(P.180)

11、所有的病患资料都印有“秘密”和“最高机密”。他们让医学和科学卷入政治。(P.186)

12、我的妻子是一名语言学家,从来对政治、对体育不感兴趣,而现在总是要问我同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我们开始谈论那些从正常思维角度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当局在沉默,而我们不会再保持沉默。而且……很快……非常快……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马上就聚集起来。口令是:“你在读什么书?是索尔仁尼琴,普拉托诺夫?来我们这里……”(P.187)

13、大多数领导根本不想知道什么物理、数学,他们都是在高级党校毕业的,那里只教给他们一门课。(P.196)

14、我可以向你证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责任不在科学,而在人,不在反应堆,而在人。至于政治问题,不是我这里要说的。(P.198)

15、我的丈夫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工程师,他认真地想让我相信,这是一场恐怖袭击,是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P.228)

16、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我们知道了实情,却还要保持沉默?为什么不去广场,不去呐喊?我们写了报告……我已经说过,我们有工作笔记。但是我们保持沉默,并且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信仰。(P.251)

17、他们把美国的机器人派到顶上,工作了五分钟就停下来了;又派去日本的机器人上去,干了九分钟就停止工作了;最后派去俄罗斯机器人,足足工作了两小时。这时对讲机里说:“伊万诺夫列兵,你可以下来抽根烟了。” (P.287)

18、报社记者飞到我们这里,给我们拍了合影,但完全是摆拍。他们拍摄了留下来的房子和窗户,再把小提琴摆到前面……他们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P.296)

19、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幸福的……我甚至无法理解,有人会认为我的自由不是自由……我正在读索尔仁尼琴,我在思索……(P.2311)

20、土地上散布着数千吨,总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核素。它们的总量相当于三百五十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我们应该谈论的是物理问题,物理定律。他们却在谈论敌人,在寻找敌人。(P.325)

21、他们害怕上级发火胜过害怕原子。每个人都在等电话,等指示,但自己什么也不去做,害怕承担个人责任。(P.326)

22、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他们在克里姆林宫跪着乞求资金、药物和辐射剂量检测设备,而我们只用了十五分钟报告情况:“一切正常。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对付。”他们赞扬说:“好样的!”多少人的生命换来这一句赞语?!(P.327)

23、我们读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我们互相请客,在厨房里说个没完,饥渴地诉说……晚上打开电视:“不要轻信挑拨离间!”(P.336)

23、这是被隔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隔离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P.338)

重新发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上这本淘来的旧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1版1印,9.6万,硬面口袋本,我喜欢这样的开本,便于携带。切口红色,书脊裂开一指长的口子,因为是硬面,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不处理。里面还有两幅整页的黑白版画,怀旧的风格让这本旧书更像旧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写的是主人翁公舒霍夫在劳改营里的“一天”:“舒霍夫的被关押,是由于他在1942年2月的西北战场上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而且这还是他事后自己主动“坦白”的。而他周围的人几乎全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来的: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海军军官寄来的礼物,还未成年的戈普契克因为往森林里给宾杰里人送过牛奶就被判了‘跟成年人一样的刑期’,阿廖沙则仅仅由于他信仰上帝而被抓……他们的刑期或为十年,或为二十五年,他们的每一天都将这样缓慢地熬过!”(刘文飞《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代前言《“一天”长于百年》2007)

昨天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读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并且那书就在我手边的书架上。

外国人的姓名,如果我没有专心读上个十遍八遍,甚至认真写下来过,就根本记不住。意大利人的名字,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名字,还有爱尔兰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名字看起来都一样,都好像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是“外国人”。但如果外国人里面有俄国人就很容易发现,因为俄国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外国人的名字,除了特别长,还有男的通常是司机(斯基),女的通常都带“娃”,所以俄国人是不一样的外国人。但这也不绝对,例如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伊塔洛·卡尔维诺,我以为“她”们都是俄罗斯或白俄罗斯或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哪个国家的,于是还没有读过的《树上的男爵》就一直是和《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死魂灵》《我们》排在一起的。

昨天整理书架,重把所有外国的书都按作者国籍来归类,这才发现,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他”不是“她”,而且是意大利人,并且在另一个书架“社会学”类别里找到了他的中篇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竟然和《孤独的城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一起。在我这小小的书房里,同一个作者的两部作品竟然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终于走到一起,但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两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买的。类似的笑话还有一大把,例如我一直把玛琳娜·柳微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和《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排在一起的,昨晚它终于回归到了英国组团。还有第三排和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在一起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与第二排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又是一对失散多年的好兄弟。

昨晚日志写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才发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应该和《古拉格群岛》在一起,因为都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知道索尔仁尼琴,两年前读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在昨晚之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哇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厉害了,2008年死后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作品嘛……很多。《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嗯,读过,平淡描写中的触目惊心,作者……这不重要,反正也记不住。奇妙的错位。书架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2版2印的“内部发行”版,上中下三册共2000多页150多万字,定价96元,去年以定价三倍的价淘来。要不要继续读?读完应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过去了罢?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古拉格群岛》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

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一个极端冷酷而贪婪的人,在生活中六亲不认,但是这个偏执狂的“菲利普斯藏书室”中的收藏,却是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藏书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

每一个收藏家都渴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收藏,热烈地期待着下一件藏品,但他们各有各的动机,而这尤其容易被人说成是病态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将这看成是对生活中某种损失(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损失)的补偿行为,是唐璜式朝三暮四的欲望,有这种欲望的人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而只能在“下一个”中——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就是在购买下一本书的时候——获得片刻的满足。

书是超越生命的纪念品。除了文字内容之外,书的物资形态的存在,历史可以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拥有它们的人,以及它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环境。所以美国图书管理员伯顿(J.H.Burton)曾经说过:“大型图书馆是建立不起来的,那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发展起来的。”

上面文字,来自淘来的二手旧书乌尔夫·D·冯·卢修斯的《藏书的乐趣》。三联书店2008年5月1版,2009年5月2印。这本书不仅写藏书的乐趣,还有书的发展史、书的结构、书的装订、编目、陈列、保养、藏书票和所有者记录、欧洲的旧书店、史上最著名的藏书室及图书馆建筑,以及书籍拍卖要点、与旧书商打交道的注意事项等等,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叙述及回答了收藏图书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种种乐趣。今天一天看完,这本书我肯定还会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并让我蠢蠢欲动想在即将到来的下个学期,采用书里介绍的拍卖行编目的方式来管理学堂的图书区了。然而这面临两个问题——

学堂的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每每师生想看点什么,他都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或几本书,在图书区随意翻翻或者带走,自助借阅登记簿就放在桌上。上个学期结束,我翻看借阅登记簿,发现登记借出的书籍数量远远少于书架上消失的。这是个好消息——书都是被看书的人带走了,从我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希望消失的书还要更多些才好;从图书采购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坏消息,新学期又要采购一批书补充进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偏爱普通版旧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加凶猛,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今天确诊总人数已经达到31260人;每天增加的疑似病例已经接近5000例,今天的疑似病例数字是26359人;死亡病例昨天新增73例,总数637人。封城封村封社区,高速路上外地的不准进城,本地的离开了就不许回来,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得到控制?什么时候才开学?并且对于每天公布的这个数字,渐渐变得只是数字。湖北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新冠八君子”之一,“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直到咽气时都还是一位被训诫的“造谣者”。微信里武汉的在家隔离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家等死甚至病死,湖北官员也承认大量病人未收治,这些事实都淹没在了大量的正能量鸡汤里。这些正能量里,竟然有一家“领袖学院”发出的《不要恐惧!苦难是上天另一种形式的爱》这种让我汗毛竖立脊背发凉的毒鸡汤,这哪里是什么“上天的爱”,这不关上天的事,这是人祸,是人祸。所以每天这个最新疫情数字在我看来也变得可怀疑。

虽然我只看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一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但他——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还有——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两句话就像两口被大锤椎击的大钟,振聋发聩。今晚,我的枕边书就是再读一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致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啊,还是要多读一点书,多一点独立思考才行。知识增多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变广了,凡事多问几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样才有可能明事理,辨是非,才可能不轻易被人蒙蔽愚弄,才有可能尽量活成一个普通人,正常人,而不是一个蠢货,一只黑暗中一点风吹草动就群起而吠,主人远远一吼就摇尾收声的村犬。

“狮子”咬住了“老班”的喉咙,“老班”用前爪撕扯开了“狮子”的肚子,肠子全都掉了出来。这时候布恩冲了上去,纵身一跃骑在“老班”的身上,随着刀的起落,“老班”像一棵树似的身上挂着一人一狗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起床开始看威廉·福克纳的《熊》。早餐后,家里几乎“弹尽粮绝”,一家三口去新添寨超市买菜。太座戴上一次性手套和口罩,独自进超市。我和女儿在车上等,又摸出《熊》继续看了一个小时,太座结账推着购物车出来,买了三大购物袋足够我们吃10天的蔬菜和肉。午饭后继续,但老实说,看到人、狗、熊最后决斗那小一千字不够精彩的高潮时,我才不再打瞌睡了。然后,同样作为旧时蛮荒生活的一个幻影、一个缩影与神化的典型,山姆也死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错过。

这本威廉·福克纳的《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1版1印小藏本,所以我才能把它放进外套口袋随身带。12.3万字,《一次猎熊》《大黑傻子》《熊》《三角洲之秋》四章,忘了是在哪里买的。《熊》的旁边,还有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哦,又是福克纳,关于我的阅读品味,还是先换一个作者再说吧。

和一帮老头老太混在一起

“它品味不俗、内涵丰富,在此地格格不入,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主导的小镇基本上没有什么品味和文化。居民们也读点东西,但读得不多——主要是路牌啊,自助洗衣机说明啊,麦片盒子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这就好比某个爱恶作剧的神灵把一家昂贵的肉店安插在遍地是素食主义者的镇上。”

一看就知道这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出自一副尖牙利齿自负顽固的嘴脸(就像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如果我说这段话就是对位于我大新添寨的二十四书香书店的处境的精确描述,连太座也会赞同——新添寨的主体居民就是几个三线号码军工企业工人,现在第一代“三线”人退休了,顶替父母进厂的二代“三线人”是这个地方的主流人群,常常会遇到渐渐也接近退休年龄的他们穿着工装逛超市,说着不知道是哪里口音的普通话,并且有着对说本地话的原住民不屑一顾不知来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个书店近一年来在这里的经营是举步维艰,用老板的话说就是读书人太少了(所以买书的人更少)。

对我村这家书店如此了解说出这番话的,不是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不是我,是美国评论家乔·昆南(Joe Queenan)。在他写的《大书特书》里。他说的当然也不是我村的书店,是他自己居住的柏油村先叫“书栈”后改名“书·物”最后倒闭了的书店。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地球村”真的把全球都变成了村子。

今天看完乔·昆南(Joe Queenan)的《大书特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1版1印,还是淘来的旧书。扉页上的售书章是“山西省新华书店”,前任主人写了购书日期:2017年3月17日。我没有旧书癖,如果有选择(钱),我也想买新书。

6年前刚搬到这新添寨外的山上时,现任孔学堂的总经理X先生顺路来过家里一次,看着当时我书架上稀稀捞捞百多本书说,没几本书嘛。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书架上就这么几本书,这也能叫书房?确实那时候就这么几本书。搬家前,我看书都是去图书馆借,去书店蹭。十几年前自学摄影,每个星期都去贵州省图书馆,两年时间把馆里面关于摄影的开架书都读了一遍。然后去大书店蹭各种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历史、小说,甚至是旅行指南,什么都看,一看就是一下午。搬到这里以后,进城去一趟图书馆和书店公交往返三小时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新添寨中心倒是有一个区图书馆,但里面的书……简直下不了手从架上抽出来,所以我的阅读来源被掐断了,被逼无奈才开始买书。为了有限的预算能买到更多的书,二手书和淘旧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6年来,就这么断断续续买买读读,书架上渐渐充盈有了这1200多本。

现在,我每年至少读上50本书,100本也不难,借乔·昆南在《大书特书》里的话说:“但到了新年前夜,我还是觉得一事无成。”并且“如果你没读过《尤利西斯》,你就还是街头可悲的土包子,而且一直如此。”所以,如果有人跟我提起《尤利西斯》,我当然要告诉他,《尤利西斯》我一直在读啊,它就在我的右手边的书架上,和《都柏林人》,还有爱伦坡、哈耶克、茨·威格、梅尔维尔、福克纳,以及我讨厌的杜拉斯他们在一起。现在疫情凶猛,我每天不是在床上躺着,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和这帮老头老太太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