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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看电影的记录

《贵州土司史》的“历史价值”

为给女儿设计五月中旬的贵阳人文游学,恶补本土历史。两天翻完《贵州土司史》,总结下来就只三个字:可惜了。

预设立场的历史治学观点受时代的局限,不作讨论;学术水平,因我学历太低,没接受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不做判断;只是从字、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语文基本素养和我所知道的一点点历史知识来判断,可惜了这么好的选题。原文的引用显然未作文本上的处理,所以显得奇奇怪怪;校对不仔细,错、漏太多,甚至还有章节还没有结束,文章突然就没有了的事故。责任编辑为这套丛书写了总序,但恐怕是没有读过书稿罢?

错漏之处,简单列一些非常明显的出来。如果认真校对,几乎每页都有需要修改之处。

代序部分

P.2“古代史苗侗等放聚居区”,“放”应为“族”;

P.2“驰各中外‘大定漆’”,“各”应为“名”;

P.3“封建统治阶级可丑目的应予戳穿”,“可丑目的”不知所云,或应为“可恶”或“丑陋”;

P.9“用教育部民国七年公布注意字母创制‘注意字母苗文’”,“注意”应为“注音”;

P.9“可补充古代文献的不足,我们应该充分”章节没有结束,文章突然就没了,读书以来,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算是活久见。

内容部分

P.3“乌撒鸟蒙总管府”,应为“乌撒乌蒙宣慰司”,七个字就错两处;

P.5“民国,贵州仍为省,省会设在贵阳市内”。这个“内”字纯属多余;

P.7“供各方仁土参考”,“仁土”应为“仁士”或“人士”;

P.9“沈痒《贵州图经新志》”,“沈痒”应为“沈庠”;

P.11“楚威王时,庄蹻王滇,部将王夜郎”,这个“王”应按文言文读四声作动词用,在白话文中突然出现这一句,半文半白,不文不白,这种情况出现次数非常多;

P.11“而这个长大复国遂称竹王,夜郎庄王国人也变成了竹人”,类似这样读不通,不知所云的句子,在书里也是极多;

P.30“授武功太夫”,应为“武功大夫”;

P.294“鸟撒乌蒙宣慰司”应为“乌撒乌蒙宣慰司”;

P.308“从贵州历史年看”,“年”或应为“来”;

P.310“宣抚司下有镇远、古州八万二蛮夷总管府”,应为“宣抚司下有镇远军民总管府、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错两处;

P.343“嘉请三六年”应为“嘉靖”;

P.384“干隆初年,爱必达在贵州西南部地区”,“干隆”应为“乾隆”;

P.546“我们从量明代史料中看出”不通,或漏掉一“大”字,为“大量”;

P.547“思州思氏覆灭”,“思氏”应为“田氏”;

以上种种,还有如“田杨安宋四大土司”“田、杨、安、宋四大土司”这样标点符号前后不一处,不胜枚举。

原文引用处理不当之处也非常多,举例一二:

P.343:“十四年杨‘应龙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酉阳宣抚使冉维屏‘献大木二十……’”。这样的原文引用,对人名的处理两人两种方式,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为清楚、顺畅;

P.552“叫长子杨‘朝栋、惟栋及其党杨珠统率锐卒三万’”,除了引用处理不当,还有错误。既为“长子”,就应只一人,二子并列又怎么能是“长子”?

P.557“永从的石‘篡太亦自称太保’”,“石篡太”为人名,不应像“杨‘应龙’”、“杨‘朝栋’”这样引用;

《贵州土司史》,作者为田玉隆、田泽和胡冬梅,是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主编的“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之一种,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四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五十九万字,七百九十三页,定价五十元。错漏如此的多,让我分不清是编者、作者的学术水平问题还是编、校的工作态度出了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最大的价值恐怕就真的只是如书前“简介”所写——“填补了历史空白”的历史价值。总之这套丛书,即便是主编和编委会成员之一为王良范,我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贵州土司史:两个人的定制游学

准备给女儿制定一个贵阳人文历史游学计划

五月中旬,是学堂的游学季。小学的游学时间是三天两夜。

女儿紫外线过敏,无法参加晴天的户外集体活动。学堂目前的游学,不论是“游”的专业性还是“学”的学术性,也都不太适合她,所以在那三天里,我和女儿将开展两个人的定制游学。

因为是为四年级小学生准备的游学,所以除了文史地的“硬货”,还要有好玩好吃又有趣才行。家里虽然有各种关于贵州、贵阳的历史和旅行资料,但在民族资料上稍显不足,因此从也闲书局买了关于贵州版图构成和贵州省来源的《贵州土司史》(上下两册)。

《贵州土司史》,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主编的“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之一种,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四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五十九万字,七百九十三页。

贵州版图,从秦迄明初,均属邻省。土司(土官制)从宋末至民国末年,在贵州这片土地的实际统治延续了七百余年,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最为势大。

宋宣和元年(1119年),朝廷为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首领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贵州”才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当时的“贵州”仅限于今贵阳一带。至元十六年前后,贵州各族在田、杨、安、宋等大、中土官率领下降元,于是设立“八番宣慰司使”,贵州版图开始成形。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才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但仍然保留水东土司与水西土司,同属贵州布政司管辖。所以,贵州建制为省的历史并不长,并且我认为,贵州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土司史。

清明读闲书

清明假期,昨天阴天,今早开始细雨濛濛。

淘到几本旧闲书。假期在家就陪娃和看书。

北京出版社“现代书话丛书”第一、第二两辑各八种,共十六种。淘到的四种中,《孙犁书话》《郑振铎书话》《巴金书话》三种是第一辑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版;《曹聚仁书话》是第二辑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版。几种书话,读下来最不喜巴金的,絮絮叨叨期期艾艾。

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历史民族志研究丛书”之一种,二〇〇三年一版一印,印数一千册。《溪蛮丛笑》为宋代朱辅撰。“溪蛮,即《后汉书》所谓五溪蛮,今在辰州界者是也。”辰州就是现在湖南怀化一带。朱辅曾经在辰州为官,《溪蛮丛笑》录其所见闻成书,事虽鄙而词颇雅,可谓工於叙述。有一说为这本书是“溪蛮山海经”。不过“研究”得如何,就要看研究者得能力和水平了。待读后再评。

在万东桥下旧书摊,淘得一本蜀蓉棋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一版,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印,硬面精装本《围棋(初级读物合订本)》,定价二元七角,五元购入。封面、封底、书脊、书角均磨损,纸张薄、脆,印刷也不够清晰,不过作为入门书,这个价格算是非常合理。蜀蓉棋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改名为成都时代出版社,现隶属于成都传媒集团。现在这样的书,没有几十元也是买不到,等老来学棋,六十岁的老头,手里拿着一本过去的出版社出版的,已有五十年历史的棋书,好不快乐——如果我能活到六十岁。

《八十三天皇帝梦》

太座从书房找唐浩明的《杨度》出来读,我想起书架上有一本从旧书摊淘来的八品《八十三天皇帝梦》,是袁世凯身边人的回忆口述,主要集中在从大总统到洪宪皇帝这段时间,找出来,枕边书一夜看完。

《八十三天皇帝梦》,这个书名加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封面封底过塑的装帧,倒是让书变得更“经久耐读”了,但蓝不蓝绿不绿的底色上祥云、山川配一枚袁大头银元的封面,这个组合浓浓一股火车站方便面胡编滥造盗版读物的气息。谁能想到这是一本正经出版社出版的正经书。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一版、三月二印,印数二十四万册,定价二元。编者吴长翼,插图竟然是丁聪绘制。里面收录的人物口述,不论是袁世凯的子女还是下属,多言不由衷。可惜,人都不在了,真话假话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越读历史,越觉得假。

吉井忍《东京书房》

说到读书,很多人认为看的书越多越好,比如,我今年读了两百本书等等。看书越多越厉害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错的;是否看完一整本也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一本书里面的某一部分的文字一直留在你心中,和你一体化那种感觉。说白了,我们看完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多多少少都会忘记的,不然也没办法看下一本。据说格伦·古尔德去世时,他枕边有两本书,《圣经》和夏目漱石的《草枕》。据说他看《草枕》二十多年,看一次,又看一次。《草枕》是一篇小说,也是一篇艺术论,他那么喜欢看《草枕》,也是这样的原因吧。我觉得他和《草枕》这种关系,是很幸福的读书状态。

——吉井忍《东京书房》(《读库》1603)

枕边书翻《读库》,1603册只喜吉井忍《东京书房》一篇。

夏目漱石的《草枕》,两年前读过。忘了说的什么。想找出来再看一遍。

读《郑珍全集》的铺垫

翻完《读库(1601)》,在豆瓣做标记时一度不太确定要不要点“读过”,因为这一本本《读库》虽然是书,但其实是双月刊杂志,没人会标注看过的每一期杂志嘛——这有什么好标注的。

这一期有文章八篇,只读了两遍美国汉学家施吉瑞的《晚清诗人郑珍》,因为正好一年前的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我在也闲书局前身的二十四书香书店攒了一套七册《郑珍全集》,但一直没开始读。这篇文章,梳理了郑珍求学又贫困的一生,算是为读《郑珍全集》做了个铺垫。也只是做了个铺垫。每天神志不清,记忆减退,读不了这种大部头的学术典籍,只是把这套全集第一册从书房又请到床头,读个序以助眠。

手上这套《郑珍全集》,为“遵义沙滩文化典籍丛书”之一种,蓝色布面精装,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万机点校,印数一千三百套。繁体竖排,四百二十余万字,超过四千六百页,包括《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遵义府志》、《荔波县志稿》、《巢经巢诗钞》、《巢经巢文集》等十六种,定价七百八十元。

【枕边书】鲁迅的抄袭

开学两周,一通忙乱,渐渐捋出新岗位的工作节奏。新岗位其实也不“新”,一开始到学堂我就是做这个的,现在又调回我,也是从最初做到最终,好事坏事,当事人总是难以分辨——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两天的枕边书,是城中村的书摊上淘来的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字清墨明,本来是用来助眠的,却越读越清奇。可惜霉斑、破损严重,早上六点起床,用透明胶将快要掉下来的封面封底粘住。

《唐宋传奇集》收录的故事,《古镜记》《白猿传》《枕中记》《离魂记》《柳毅传》《李娃传》等一众篇目总觉得似曾相识。早餐后在书架上寻得汪辟疆编校的《唐人小说》,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中,唐传奇篇目,也多在其中。

《唐宋传奇集》北新书局初版于一九二七年。据说鲁迅出版这本书,是回应陈西滢(陈源)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陈西滢认为鲁迅“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鲁迅的回应,虽然承认“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抵死不承认抄袭并暗示,陈源之所以指控鲁迅“剽窃”,是因为他要替女朋友凌叔华出头。这就是鲁迅不讲道理在先,然后试图通过人身攻击将事关学术的话题引导为私人恩怨,这就先是强梁,后是下作了。

胡适后来就指出:“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确是参考了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但书中没有说明,所以给了陈源等人‘口实’。陈源的指责‘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说的倒也属实。”胡适说得算是委婉,其实就是剽窃。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回忆录中忆及这件事:“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这也导致了鲁迅对顾颉刚厌恶不已,甚至不惜挖苦顾颉刚的“大红鼻”。鲁迅此举,无异于泼妇骂街,谁搭腔就连带着一起骂你个狗血喷头。

汪辟疆编校的《唐人小说》,一九二九年印行,比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出版晚两年,两书收唐传奇篇目,大同小异。可见,时人对“唐传奇”的识见与取舍,也是大同小异。如果鲁迅确实是想通过《唐宋传奇集》来证明《中国小说史略》不存在抄袭,二者之间并不构成直接“证据”,在我看来不过是鲁迅的又一个狡辩和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仍然有人认为陈源欠鲁迅一个道歉,因为鲁迅没有抄袭。在我看来,《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这就是抄袭。如果说有人欠一个道歉,那也是鲁迅欠陈源、顾颉刚和读者的。

枕边书读故事,读出一桩文案,我本来就不喜欢鲁迅,这下对他愈加厌烦了。

一本可怕的病毒科普

新冠疫情,让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THE HOT ZONE)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不错。我的这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之一,平装,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二〇二〇年二月的第十二印,十五万八千字,二百九十页,总印数十二万九千册。现在每年出版的书,百分之九十,或许还要更多,印量都达不到九千册。

这是一本可怕的书。冷静、真实的纪实文学,在它作为枕边书的两个晚上,我都做了被致命病毒感染的噩梦。从梦中惊醒,在床上做起来,打开灯,一次凌晨三点半,一次凌晨四点,长舒一口气,摸摸自己的脸,心里想:还好只是做梦。除了纪实,这本书也对我也是一次病毒和病毒传播的科普——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城市,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后,一日之间就能进入飞机抵达的任何城市,巴黎、东京、纽约、洛杉矶。”其实,不只是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而是任何地点的任何病毒。

“有些病毒学家将病毒列为‘生命体’,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病毒不能算是‘活着’。病毒非生非死,它的‘活着’很难定义;病毒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病毒在繁殖时看起来时活着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们又显然时死的——只是机器而已,小归小,但完全是机械式的,不比手提钻更有生机。病毒是分子大小的鲨鱼,是没有思想的行动。”

“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它就非常困难了。”例如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起一直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实时大数据显示,新冠病毒致死率2.2%,截止今日累计已有一亿一千多万人感染,杀死超过两百四十万人,平均每天杀死五千七百多人。而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是90%,“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像是人命的黑板擦。”

闲读书,读闲书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上学的时候,教室墙上挂着庄子的这句话。与之对应的另一面墙上挂着韩愈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以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努力读书,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是庄子的那句话,老师没说出下半句,以至于我被这半句名言蒙蔽了很多年。下半句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下个学期,中学部的课不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阅读、写作课的自选教材,要明天才按年前的下单顺序开始发货,路上还得再耽搁几天。学校的“寒假作业”要求教职工阅读的三本书也读了,这几天就成了一个“空窗期”,正好用来随意挥霍。英文学不好,总给自己一些诸如没有语言环境、记忆力差、工作忙没时间等等不是不可抗力的不可抗力因素,那就学中文。中文学什么?《论语》还背不得,这是最无用的闲书,再读一遍也无妨。

之所以说《论语》无用,是因为它在当下没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知道,背得,也不能直接应对和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问题——两夫妻吵架不会因为谁背得《论语》谁就有理,一位背得《论语》的企业主也不见得就能将企业经营得好,它甚至不能教一个小孩子怎么使用扫帚把地扫干净;不知道,背不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也不会影响升职加薪。总之就是知道也不会睿智,不知道也不会愚蠢。

《论语》在我书架上,有中华书局的两个版本,选哪一个版本来读,要比较一下。

一个版本是中华书局橘色硬面精装“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陈晓芬、徐儒宗译注的《论语·大学·中庸》。这个版本章节的划分依据的是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的杨伯峻《论语译注》,二十万字,三百六十页,定价二十六元。这个版本最大的问题就是译、注都太过简略,古音字词也没有注音,就像考试给你个标准答案一样直接和“没道理”,参考价值不大。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中国古典译注丛书”之一种,一版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前者章节划分依据的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二版,我这本是二〇〇九年十月第三版,二〇一四年五月第三十四印。杨伯峻(一九〇九—一九九二)是著名语言学家,也曾为中华书局编辑,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在这本书“例言”中,“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得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道出一个做学问者严谨而谦卑的治学态度。这个版本不论译、注还是音义都非常详尽,并且当中还有历代各版本的比较,虽同样也是定价二十六元,但仅《论语》一部的译注就三百〇八页二十二万一千字,比前者《论语》《大学》《中庸》三部合在一起还要多。所以,闲读书,读闲书,就选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如果说这个版本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既然是正体(繁体)字版本了,那就竖排最好。

闲翻《清稗类钞》:什么时候过年谁说了算

徐贲的《经典之外的阅读》《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对泛政治只有普通兴趣的我这三碗“硬菜”口服下来,实在是有一点“消化不良”,需要一点舒缓清淡的调剂一下才行。就像我家的年夜饭,回锅肉、夹沙肉和盐菜肉(梅菜扣肉)三大碗上桌,后面就有一盆肉圆粉丝白菜汤,菜多肉圆少,清淡不寡淡。

闲看《清稗类钞》“时令类”数条,翻出一个已三百八十四岁的“新”传统的源流。

太宗用大统法以推时宪”条,“崇德丁丑十月朔,太宗以汉文历书颁行满洲、蒙古,初用大统法也。大统法创于明,即元之授时,本西域扎玛里鼎所撰,而郭守敬等参改者也。”“太宗”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德丁丑”是皇太极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

世祖颁新法时宪书”条,“顺治甲申七月,礼部言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名颁行。”汤若望在说明了新历法与大统历、回回历相比更为精确后,也“请刊列时宪书。”世祖从之,颁行。

明末,徐光启主持编修新历法,结合西方天文知识编成《崇祯历书》,但未及正式颁行明朝就亡了。顺治甲申年,参与编修《崇祯历书》,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朝,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的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将之删改并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进呈清世祖,睿亲王多尔衮定名为“时宪”,予以颁行。这次颁行新历法,是中国历法史上第五次亦是最后一次大改革。我们现在所用的中国传统历法农历(阴历)就是时宪历

时宪历颁行的“顺治甲申”为大顺永昌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和清顺治元年的一六四四年。顺治是清朝的第三位、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即位的年号。李自成攻陷北京、三十三岁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景山、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顺治帝六岁。

世祖圣祖命以西法推时宪”条,“康熙初,习大统、回回法者咸抵排之。”但顺治帝的第三子——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仍然沿用时宪历,因为“博访廷臣,屡命会同测验,惟西法所推一一符合。”

圣祖授时废西洋新法”条,“康熙乙巳三月,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进《摘谬论》、《选择议》各一篇,言汤若望新法十谬及选择不用正五行之误,下议政王大臣等集议。将汤若望及所属各员罢黜治罪,于是废西洋新法,用大统旧法。” 康熙乙巳是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新法颁行二十一年,“官二代”书生(官生即以官荫而得入国子监读书者)杨光先指出了汤若望修订的新历法的十处错误或不当之处,于是汤若望一众人等就被去官治罪,西洋新法也被废除,重新用回皇太极所推行的大统历。

圣祖授时改回回法”条,“康熙戊申八月,圣祖以旧法不密,用回回法。”戊申年是康熙七年,即一六六八年。这一年,康熙帝因为大统历不够准确,而又重用回回历,即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宗教历法。该历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的一二六七年传入中国。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颁行的郭守敬“授时历”及明代在全国实行的“大统历”,均参考了该历。

圣祖仍用西法以推时”条,“己西正月丁酉,是日立春。南怀仁预推午正太阳,六仪并测,一一符合”。“康熙己酉三月,复用西洋新法。”康熙己酉年是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和汤若望一样,都是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参与了汤若望的修订历法工作,后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皇太极崇德二年的一六三七年颁行大统历,到康熙八年的一六六九年,三十二年里,国人的历法先后经历了大统历——西洋新历——回回历——大统历——西洋新历的五次调整,最终西洋新历成为“中国传统历法”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正月初四,在明末清初,历法“因时应变”,岁末年初过着过着就不一样了。那时什么时候过年,得看怎么个算法。现在什么时候是岁末新年的“传统”,在三百八十四年前,也是一个东西方智慧结合的新东西。儒释道打救不了当下,全盘西化也不是个办法。所谓的“创新”,不是把“旧”全盘的推翻、砸烂,辟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所谓的“传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在传承中反省、调适和创新。知来处,才能知去处,否则“创新”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书架上还有一本徐贲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时候抽下来读,就又看书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