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读书记

第一位读者

以前,我家门铃响通常两件事:邻居来买手工皂和快递小哥上门取件。

从上周起,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门铃响起时,我就比有人来买皂还开心,因为十有八九这是小区里的一名中学生抱着他1岁半的妹妹来借书、还书。

我一直想把自己的书房开放成为一个带有社区图书馆性质的二手书店。但两年来,有书,有图书馆,却一直没有读者。直至上周,第一位读者,终于出现了。


从兼做菜鸟驿站的“点滴超市”出来,看到老板的儿子在对面草地上,赤脚坐着看书,两棵杨梅树给他在阳光下铺出一朵阴凉,树间还挂着一个吊床。隔着一条道路看他,帅得不行,通身像在散发绒光——小兽身上绒毛一样细细密密温和的光。

他考上了贵阳一中新开办的私立李端棻中学,9月开学上7年级。李端棻中学和学堂新校区相隔也就两条马路。

“是自己考上的哦,不是交高费进去的哦!”花卷奶奶还说有次去他家取快递,听见他爸爸对他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成为人上人,否则就只能做现在这样的人下人。

边往家走边想:现在的小孩子,没有大人在身边“监督”的自由时间,不玩手机,不打游戏,却抱着一本书看,实在是稀奇。终于,还是忍不住折返去和他聊聊。

“你在看什么书呢?”

“叔叔好!”他抬起头,笑眯眯和我打招呼,眼睛晶亮,黑得透明。把书封面给我看,“我们一起打过球”,他说。

“哈!你还记得!”《口才三绝:会赞美·会幽默·会拒绝》,我觉得这书应该属于“正确的废话系列从书”,翻翻而已,没什么意思。

“听你爸爸说你喜欢看书,我没事也会看看书,现正在看《人类简史》,你之前都看过什么书?”

“看过《苔丝》、《简爱》、《呼啸山庄》、《雾都孤儿》,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爸爸就不买了。”

一看就知道,他爸爸是照着语文老师推荐的考试课外阅读书单买的书。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语文课外阅读书单是这些书,三十年后还是这些书。现在回头看,几十年如一日将学生的阅读范围框定在这些书,有问题,大问题——几代人读一样的书、一样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这培养的不是“人”,是国家机器需要的螺丝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读完有什么收获?”

“做事情要坚持努力,不能轻易放弃,根据国家的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同立场和年纪的人读同一本书会有不同的收获。老师曾经也告诉我说,这本书就是作者的经历,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后来我知道,这并不都是事实,并且读这部作品的中国人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多;我还知道作者在书里颠倒黑白,将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而战的民族英雄描写成了无恶不作的“匪帮”。像这些事实与老师所说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好多。”

“你从哪里知道的?”

“我除了读学校老师推荐的,还读更多学校老师没有推荐的书。我家里有一些书,如果你想看,下午4点后我一般都在家。”

“好的。等我妹妹睡醒我就去找你。”他指了指吊床,我才发现,里面睡着一个小孩子。

“你妹妹多大了?”

“1岁半。还不太会说话。”

“好的,等你妹妹睡醒。再见!”

对他是否会来,我几乎没报任何期望。

下午快5点时,少年抱着妹妹来了。

我带他去了书房。因为新学期要给学堂增补一些书,书房里,不但书架上,桌上、窗台上和地上都摆满了书。

“自己慢慢看看有没有想看的。如果没有找到,告诉我,我帮你去找来”我说。

选书的时候,他肉肉的小妹妹安静趴在他肉肉的肩上。

“叔叔,我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有一次是让写科幻作文,但我没怎么看过科幻的书,你有吗?”

“有。”我指第五个书架“在最上面一层。不过只有《弗兰肯斯坦》、《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沙丘》三部曲、《三体》三部曲、《安德的游戏》三部曲、《提嘉娜》和《火星救援》这些。”

“我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要不叔叔你推荐一本给我?”

“好。”我觉得这推荐的第一本书,很可能就决定了这位少年还会不会再来,以及他以后很长时间还会不会继续读这类书,所以这本书应该有趣、阅读顺畅且想象力足够又不会太丰富到超过他的理解范畴。我站上椅子爬在书架上,取下《安德的游戏》递给他,“这本关于人类和虫族星际战争的很有趣,你可以先看看。”

“好的。”

“另外,我想把这本书当做见面礼送给你,你能来,我很开心,希望你能常来,我几乎每周都会买新书,如果你有想看的书也可以告诉我。”

少年他很感谢我推荐和借书给他,但无论怎样都不肯收下《安德的游戏》,说看完就还回来换另外的书。

最后我说“有读书人来访,我很高兴。这是长辈送给喜欢读书的晚辈礼物,如果拒绝就太无礼了”他才收下,抱着妹妹告别。

他看书的速度和我一样。

第二天中午,他就来借《安德的游戏》三部曲的另两本,第三天还回来这两本,借了两本,第四天借了三本……

我这四十几年,该看书时,没书看;有机会看书时,没好书。现在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一年读几十本书,除了在恶补早年欠下的帐,更是希望给正在迅速成长且心灵还没有被蒙蔽的女儿和新一代,在他们求知旺盛时不会因为没有书可看而去不加选择的读一些垃圾——人若从垃圾中汲取生存的精神资粮,最终都只是蝇营狗苟,忘了自己原本是人。

早餐后,花卷和我在花园里看书,她突然抬起头问我:“爸爸,今天那个哥哥会来换书吗?”

读书记 | 阅读的风险

“这是我记忆中,最为安逸舒适的一个假期,整天只需要投入全部的脑力去做一件事”,我对太座大人说。

这一周翻看了七本书。因为都是一些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所以平均一天一本,每天的阅读量在三十万字上下。我的阅读速度在每分钟五百字左右,只是一般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不过用来读书的时间多了一点,每天差不多十个小时。

这七本书——

上个学期因为要给学生的阅读课选书,看过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这周接着看了《死者代言人》和《安德的影子》,“安德的游戏三部曲”就看齐了。我将这“三部曲”列入了新学期学堂图书馆新增馆藏书单,除了《安德的游戏》和《死者代言人》在两年内连续两次包揽了“雨果”和“星云”这两个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还因为这个系列较“硬核”的科幻性和其中关于人性和哲学的探讨。当然,与之相对的是,书单里也列入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和《流浪地球》。

巴里·斯通的《隐修者》作为工具书,是一本不够全面的《隐修者名录》;作为人物传记,又太简略,大多只是一些小故事。可能是作者研究其他领域的附带产出,顺便就结个集出个书。

《地道风物·贵州》不够“好看”。就像你参加了一个好像很有趣的聚会,来的都是大咖,尬的都是热点,人物够分量,内容够硬核,但是人人都“端着”从自己的角度告诉你,他才是这场聚会的正确打开方式。

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塔洛》,一系列透着淡淡西藏风情的小故事,单纯的人物、不动声色的旁观描述,和平淡的生活一样让人欲言还休。看了书,去找了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塔洛》来看,是我喜欢的黑白片,但拿金马奖的片子好像都比较“闷”且有一种让你喜爱的特质,就像夏天里一杯平淡、真实的凉白开,例如《大佛普拉斯》。

这两年,摄影方面的书看得不多。在书房捞书时看到这本差不多一年前在二手书店半价淘来的顾铮的《像你我一样呼吸/一个世纪的摄影传奇》,几位世界著名摄影师及其作品介绍的评论集。又见顾教授。顾教授的书我看过几本,开始觉得新奇有见地,慢慢看得多了,觉得还是那些摄影大师的作品精彩,他的文字反倒显得多余。

毛尖的《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是2015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的电影评论文集。里面随笔杂感的文章篇幅都不长,我几乎可以透过文字,看到一个精致的城市女子是如何在带花园的咖啡馆里打发午后闲暇时光的。不是我喜欢的作者类型和写作风格。并且,国内的各种奖的质量,也是越来越当不得真。

看书最大的成本就是生命(时间)。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投入了最大的成本,看到的却是一本“烂书”。所以,选书比读书更重要。但没有看过足够多的书,又怎么知道该读什么书呢?或许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更愿意让别人先帮他读书,更在意权威人士的推荐,由别人来告诉他这本书如何,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看的原因,也或许因此才有了“畅销书榜”。所以我基本不看国内“畅销榜”上的书,因为那些一味迎合趣味的书才是风险最高的书——怎么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智力还不如你又“别有用心”的人?

有统计数据说,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年均7本,日本的年均40本,俄罗斯的年均55本相比,中国人阅读量少得可怜的这个现状,国内的出版传媒要负首要和绝大多数责任——出版太多垃圾,又找一帮托儿(我称之为“人民的饲养员”)来把读者当做牲口投喂这些垃圾,浪费那么多纸张,污染了精神,也污染了环境——离开学校后就几乎没再怎么读书的荻野明夫和荻野悠子们,也似乎在享受这种饲养。或许他们是在等待自己孩子来救赎。现在的孩子,肩上担负了太多他们不该也无力担负的。

【读书记】从未存在过的海盗共和国

美国人科林·伍达德(Colin Woodard)的《海盗共和国:骷髅旗飘扬、民主之火燃起的海盜黄金年代》一书认为“反抗暴君、撼动初创大英帝国基业的海上叛变、被迫陷入停顿的跨大西洋贸易,以及点燃日后美国革命的民主观点……海盗共和国是这一切叛逆的中心,那里是威权时代的一个自由区。”

我向来不惮于质疑权威。我认为从“国家”的定义来看,书中所描绘的“海盗共和国”,其实从来就没有真实存在过。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和政府三个要素组成的。“海盗共和国”是否具备或曾经具备了这三个要素?

国土

位于加勒比海的“海盗共和国”,在从1715年至1725年这为期仅十年的“海盗黄金年代”里,不论是本杰明·霍尼戈和他的两位“弟子”——“黑山姆”山谬·贝勒米、“黑胡子”爱德华·蒂奇,还有查尔斯·范恩这海盗们的四大领袖,还是喜欢奇装异服的“印花布杰克”约翰·拉克姆、恶名昭彰的奥利维·拉其布、戴假发的保斯格雷福·威廉姆斯和女海盗安妮·伯尼等重要的海盗,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能够行使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的一片领土。牙买加不是,维京群岛不是,拿骚也不是,即便霍尼戈在1716年6月武装了拿骚,他也知道“英格兰、法国或西班牙只需要派三四艘军舰到拿骚,他们就玩完了。”于是一个月后,海盗们重新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会合,随后,霍尼戈因为拒绝劫掠英格兰舰船而被船员罢黜,只带着二十六名忠诚的部下“在羞辱中回到巴哈马”。

海是公海。如果说海盗船就是海盗的国土,那海盗领袖们都没有固定的“国土”。海盗船队的舰只数量从一艘到数艘根据需要时多时少,他们总是不断虏获,然后放走空船或干脆一把火把船“烧到吃水线以下”;需要新的就去抢,甚至旗舰也并不是固定的。例如:1716年11月,“黑山姆”山谬·贝勒米率领以“玛丽安”号为旗舰的海盗船队,拿下了有二十六门炮的英国全帆战舰“苏丹娜”号,并将其作为新的旗舰;三个月后的1717年2月,“黑山姆”海盗船队攻下武装商船“维达”号后将其作为新的旗舰,而原来的“新”旗舰“苏丹娜”号在卸下所有的货物和大炮后,交给了原“维达”号船长普林斯开走。

人民(民族)

“海盗共和国”拥有特定的“人民”——海盗领袖和他们数量庞大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追随者群体。
“海盗共和国的消息传遍整个西半球。心中不满的人们持续从其他殖民地拥入拿骚,而且不全是水手。因为在牙买加,巴巴多斯、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等大农场经济体里,小农夫难有容身之处。”这里在海盗的统治下“成为许多逃跑奴隶与自由混血儿的庇护所,许多人移居至此,加入海盗或加入支持他们的商人、农夫和店主行列。这个流氓国家的存在,撼动了周遭的奴隶社会。”

1716年,“黑山姆”山谬·贝勒米的“玛丽安”号上的“九十名船员由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典人以及非洲裔黑人组成。大部分人二十五岁左右或三十出头,他们是自愿成为海盗的前水手与私掠者。”

除了农夫和奴隶,大量水手也自愿加入海盗的原因是什么?

“在英格兰的社会阶层中,水手甚至比农场劳工的社会地位还低。”而船舱里充满恶臭、呕吐物、恐惧和各种疾病,“许多人都痛苦地死去。”同时,船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许多船长的残暴骇人听闻。“一趟航程下来,有四成船员死掉都是很平常的……即使是撑完服务期的水手,也很少能够拿到应得的工资。”所以当船只在海上被海盗掳掠后,往往会有船上的水手自愿加入海盗。

成为海盗,不但重获自由,而且还有分赃公平、政治自由的海盗法则保障每个海盗的利益,这完全就是一幅与之前“比地狱还惨的水手生活”完全不同的平等主义,甚至就是天堂的景象。

政府

“海盗共和国”没有国土和政府,但却有“人民”和其“人民”(海盗们)的英雄“海盗王”(pirate king)亨利·埃弗里定下的海盗法则。

埃弗里成就功业时,开创“海盗黄金年代”的黑山姆、黑胡子和范恩还是孩子;正是他的冒险,启发并鼓舞了海盗黄金时代。

埃弗里不得不成为一名海盗时,“他们一共有八十五人,除了一名船医,其他人都是自愿的。”埃弗里召开全船大会,他们定出一个未来公平分赃的办法:在大部分的私掠船上,一般船员可以分得一份,船长可以分得六份至十四份,而海盗船长只能多拿一份,他的副手则多拿半份。他们会以民主的方式作出重大决定,唯一的例外是战斗时刻,战斗时船长拥有绝对的命令权。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并推举埃弗里为船长,并投票将自己的船重新命名为“幻想”号。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黄金时代”的加勒比海盗们,一直沿用埃弗里的海盗法则。

“黄金时代”的加勒比海盗们会选出自己的船长。“如果船员信任他的领袖,满意他的表现,会追随他到天涯海角。相反,他们会在眨眼间就罢免他。”海盗在战斗时赋予船长绝对的权力,但其他多数事务都是在船员大会上以民主方式决定的,包括要去哪里、要攻击什么、要留下还是释放囚犯,以及如何处罚同伴的违规行为。此外,船员靠着选出其他的船上长官进一步确保自己的权利:他们会选出船需长,这个人必须让食物、战利品和任务都能公平地分配。

本杰明·霍尼戈是经全体船员大会推举为的船长;黑山姆经船员的同意才能接掌“苏丹娜”号;因为拒绝船员进攻法国护卫舰,并且依据“船长在战斗、追逐和逃生时”有绝对的权力的海盗法则,船员们不得不遵守范恩的决定,但这也让范恩付出了惨痛代价——隔天脱离危险后,“印花布杰克”召开船员大会,自信地以投票挑战范恩的领导权,最终范恩遭到罢免“被冠上懦夫之名,指挥权被剥夺,带着耻辱的印记被赶出船员的队伍。”

海盗共和国的另一种可能

“每一个牙买加人都知道,巴哈马群岛是完美的加勒比海盗基地。这个拥有七百座小岛的群岛西侧靠近佛罗里达海峡,也就是南美、墨西哥、大安地列斯群岛(包括西属古巴、英属牙买加以及法国新殖民地伊斯帕尼奥拉岛),是每一艘前往欧洲的船只的航道……海盗可以躲在迷宫般的岛屿,利用上百个少有人知道的下锚处,取得饮水与新鲜水果,并在那里清理和修复船只,还可以安全分赃……更重要的是,巴哈马并没有政府,从1703年7月的法西侵略后就再没有了。”

所以,此时,海盗领袖霍尼戈哪怕在一些从未被殖民的无人岛屿——而不是英国殖民地拿骚——宣示占领并建立政权、宣布独立,依托海盗法则这脆弱的民主制度,通过这条连接几个大陆的贸易航道开展“合法”的国际贸易而不是一味烧杀抢掠,他们的舰队甚至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一个世纪后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或许能帮这群“充满浪漫气息的恶棍”建立出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真正“海盗共和国”也未可知。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读书是我让自己享受的唯一乐趣

在从二十四书香书店回家的路上,花卷说她有一个愿望,就是少一些暑假作业,能有更多的时间读更多的书。

听到这个愿望,我心里由衷感到高兴。立马就答应她,原本每天都需要完成的语文、数学和英语附加作业(因为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她在暑假开始的两周里就已经全部完成),现在可以调整为每天只完成一样就好,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了。

“耶!太好了!那……爸爸,我太喜欢《八十天环游地球》和《小鹿斑比》了,还可以再买几本这样的书给我吗?”

“当然可以。”

由于二十四书香书店的童书种类非常有限,于是回到家,我就在当当上给她买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秘密花园》和《海底两万里》等同一个系列的六本。现在她的藏书,已经超过200本,而且几乎都认真读过——除了《纳尼亚传奇》全套,因为对她这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字太多,读起来有些难度,目前第三本还没有读完。

这个暑假开始的时候,在妈妈的鼓励下,花卷还开启了自己的喜马拉雅读书分享电台,目前已更新到第七期,虽然只有5位订阅用户,但这并没有对她的阅读和表达形成阻力。阅读对她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才能看到,但在我刚刚翻完的《富兰克林自传》里,阅读、思考、行动,这三个词贯穿并成就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生。

本杰明·富兰克林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6名,他的头像被印在1928年以来每个版本的100美元上。在自传中,他关于择业、择友以及个人和公益事业的推动和发展,几乎都和“阅读”有关。例如:

▌我自小就喜欢读书,手里有点零钱,总要拿去买书。由于喜欢《天路历程》,我的第一批收藏就是约翰·班扬的文集,是一些分卷的小本子。后来我又把它们卖了,好凑够钱买R.伯顿的《历史文集》;这些都是从小商小贩手里买到的小本子书,价格便宜,总共有四五十本。我父亲藏书不多,大都是一些论战性的神学著作,大部分我都看过了,我一直感到惋惜的是,在我求知若渴的时候,却见不到更加适合的书,因为我已经铁了心不当牧师了。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倒是有,里面的东西我可是百读不厌,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些时间花得极有价值。还有一本笛福的书,叫做《论计划》,另外一本是马瑟博士的书,叫做《论行善》,后面这两本书扭转了我的思想,从而影响了我未来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

▌由于我嗜书成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做一名印刷工……这时候,我已经能够接触到一些更好的书了。由于认识了几个书商的学徒,我有时候就能借到一本小书,我看书非常小心,很快就能干干净净地归还。书要是晚上借的,第二天一早必须归还,以免被以为丢失或缺货,我往往在自己的屋子里开夜车赶着读。过了些日子,有一位精明的生意人由于经常光顾印刷所,注意到了我,他藏书颇丰,便邀请我到他的图书室去,好心借给我一些我爱看的书。

▌现在我开始在镇上的年轻人中间结交朋友了,这些人都喜欢读书,我和他们晚上聚在一起,过得十分惬意。

▌当时的纽约总督伯内特,也就是伯内特主教的儿子,从船长那里得知乘客中有一个青年带了很多书,便希望船长带我去见他。于是我登门拜访了他。总督待我非常客气,还领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这是个很大的藏书室,我们就书和作者聊了半天。这是让我享受其眷顾之荣的第二位总督,像我这样一个穷孩子,真感到喜出望外。

▌我在小不列颠街住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姓威尔科尔斯的书商,他的书店就在隔壁。他搜罗的旧书可海了去了。当时还没有流动图书馆;但我们讲好了一些合理的条件——具体的内容现在忘了——我可以借阅任何书籍,看完就还。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便利,便尽可能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着手实施第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计划,那就是成立一个会员制收费图书馆……这可是北美会员制收费图书馆之母……这些图书馆改进了美洲人的总体交谈,使普通商人和农民变得像从别的国家来的绅士一样聪明睿智,也许对所有殖民地团结奋起维护打的权益有所贡献。

▌这个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勤学苦读、不断改进的途径,为此我每天匀出一两个小时,这样便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父亲一度想让我接受的高等教育的缺失。读书是我让自己享受的唯一乐趣。

另外,在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给邓巴上校的士兵提供的行军补助清单中,来自中国的高级绿茶和高级武夷茶两项,为我《厦门:中国茶拉开的美国独立战争序幕》这篇关于厦门游学的背景知识中,“波士顿倾茶事件”倾倒的主要是中国的武夷红茶提供了一条佐证。更多的证据,相信我能在美国人萨拉·罗斯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这本书中找到更多。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从寺院回到家里换个地方继续“闭关”——陪女儿、吃饭、上厕所、看书、看电影。

“事实”与事实

先翻了两本“禁书”:老威(廖亦武)的《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和张正隆的《血红雪白: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辽沈战役卷》。

看完这两本书,大概就知道为什么被禁并且不得再版了,没写什么,就是写了些事实。如果事实不能得以正常表达,那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事实”是不是事实?

我觉得《漂泊:边缘人采访录》里对人物的访谈还是过于表面,可取的应该不是文笔,而是平淡乏味的对话所呈现的未经粉饰的、宏大叙事下被掩盖和忽略的细微现实。我尤其对“小姐”和朝圣者这两个访谈印象深刻。20年前我是一家酒店的员工,与一群“小姐”朝夕相处了八个月,后来在2009年敲下、2018年重启这个博客又贴出来的这篇《此生不会再见》,记录的就是那段和她们一起生活的时光。可惜当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丢失了很多细节。

知道《血红雪白: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辽沈战役卷》这本书,是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三部《关山夺路》里。现在翻完,也算是给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做了个补充。关于书里“原来历史是这样的啊……”的好多内容,估计就算我引用出来,这篇日志也会被禁止访问,所以作罢。

成都和微观历史

翻完李颉人的《死水微澜》,算是又延续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王笛系列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成都和微观历史这条线,后续会继续沿着李颉人“大河小说三部曲”的《暴风雨前》和《大波》走走看。

外国人

和史上众多的革命家和恶征服者一样,从拿破仑到斯大林再到希特勒,对于他们的国民来说他们其实本是外国人。

1933年,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成为纳粹德国元首。

1785年,16岁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他要解放科西嘉,尽全力赶走法国人。1804年,他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1924年,格鲁吉亚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也许是翻译的问题,也许是被删减内容过多导致内容粗枝大叶,有的地方还跳跃不连贯,“拿破仑传记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的[德]埃米尔•路德维希的《拿破仑传》和“全球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希特勒传记”的[德]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都翻一半读不下去,名与实不副。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不知道我乱翻书的这条线会延续到哪里,这种不带功利目的的阅读,也才是最舒服的。时间才是最好的作者。

【漫步贵州】山水幻城《贵阳旅行指南》

“我们一直相信,旅行指南写作是最难的一种文体。你要调动平生知识积累,阅读大量文献,对目的地的历史地理进行充分梳理;你需要有足够的生活审美,对旅行目的地和商家有正确的优劣判断标准;你还需要有脚力和肚子,身体力行,丈量你要描述的目的地。贵阳这本指南,有遗憾,但问心无愧,因为我们就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袁銮(《贵阳旅行指南》出品人/主笔)

历经6个月的独立调研,手绘了10幅原创地图,超过150幅全新摄影图片,10万字的原创内容和20万元的制作成本,袁銮(青蛙)和他的“漫步贵州”团队用了最大的诚意和能力,在《黔东南旅行指南》推出10个月后,以“山水幻城”为主题制作了他们贵州旅行指南系列的第二本——《贵阳旅行指南》,并将之作为向1942年文通书局版《贵阳市指南》的致敬之作。

这本《贵阳旅行指南》,以贵阳600年人文为基础,从明朝的贵阳城池初建到如今城池末路;从清朝墨客山水人文画卷到老外拿着摄影机凝固的历史截点;从火遍全球的老干妈辣酱到逐渐被关注的大数据之都,这不是贵阳简史,而是“一本带着态度和情怀去读懂一座城的读城记”。

在下午的《贵阳市指南》新书发布会上,青蛙说即便这本书付出了“不计成本”的努力,但还是觉得慌。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最为好看、最有情怀、最有生活气息且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的贵阳旅行指南,没有之一。

免费索阅【漫步贵州】山水幻城《贵阳旅行指南》请关注微信号:raGuiZhou

欣赏不来的潘年英

潘年英的书,我在2009年翻过三本,2006年民族出版社的《在田野中自觉》、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金花银花》和200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寨头苗家风俗录》。

隔了十多年,已经忘了《在田野中自觉》和《金花银花》两本都说了些什么,倒是《寨头苗家风俗录》还有些印象——价格不便宜的潘氏拉拉杂杂流水账。记得当时给我这本“风俗录”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师胡X清说,他熟识潘年英,潘年英只要出一本书关于他家乡黔东南的书,当地政府就会给5万元的奖励,于是潘的写书、出书速度惊人,一年一本。10万字5万块的稿费标准,就算是10年后的今天也是很划算的。现在,《在田野中自觉》和《寨头苗家风俗录》两本,在豆瓣因“评价人数不足”仍旧没有分数,《金花银花》豆瓣现在也还没有收录。

下午三点,二十四书香书店有潘年英的读者分享和签售,作为我们新添寨唯一的严肃独立书店的文化活动,我惯性捧场并买了一本潘年英签名版新书——《河畔老屋》,2017年写于湘潭,2018年新星出版社出版。分享会由秋蚂蚱主持,潘年英和我最欣赏的旅行作者青蛙(袁鸾)对谈。听了十分钟,感觉潘年英的分享还是平淡苍白,青蛙还没开始对谈我就早退了。

晚上翻完10万字的《河畔老屋》,觉得裹裹搅搅,让我想起以前在乡村工作时,晚上在村里围着火塘听主人家嗡嗡哝哝讲村子里的事,看影子随火苗在四面墙上扭动,最后渴睡到不行,到真的是“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即便腰封上“韩少功、刘再复、安妮·居里安、王铭铭、联袂推荐,折射出侗族人的当代史”,我还是欣赏不来这本书。再说,联袂推荐的四个人,除了韩少功,安妮·居里安和刘再复是谁,我不知道;王铭铭如果是因自己的《想象的异邦》剽窃了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的大量内容,而被免除了社会学系博导资格,并停止在人类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项目的那位,那这个“联袂推荐”我真的是欣赏不来了。

当我们谈论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时代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人类社会中,教育仍然是一个不自知的,未经组织的行为活动。

当我们谈论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人类生来就都是弱者,都需要帮助;我们生来就都是一无所有,而处处需要别人的援助;我们生来便都是愚不可及,而需要多加了解别的事物;所有我们生不带来,而又是将来所需要的东西,都要靠教育的赐予。因此,教育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

假如人类受过真正的教育,他就是全世界最文雅最高尚的人,但是假如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受一种假的教育,那么他将是全世界最难对付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适当途径。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人们都在以其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推行自己的教育。但假如我们要追究教育的真正动机,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为了不让人家觉得他没有学问而瞧不起他,同时这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和为了要遵照公意,都不是教育本身。

在谈到教育时,我们不能只谈学校的状况、教师的薪资、教学的时数、学生的数量等问题。我们在讨论学校、教师、课程等问题时,我们必须把这一切建立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教育应该依循怎样的价值观念?人类是否生而平等,还是在智慧上、性格上有根本的差异?以及,如何生活?——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不只是指狭义的物质生活,而是对最广义的生活而言。最常见的问题,也就是包括了每一个特殊问题的问题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的方向上,什么是行为的正确准绳?要怎样来对待自己的身体?要怎样来对待自己的心灵?要怎样去处理我们的事务?要怎样去供养一个家庭?要怎样去做一个正当的公民?要怎样去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快乐之泉——如何利用我们天生的才能,以便能对自己和别人做最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大事。

如何利用我们天生的才能?是的,即便这些才能是天生的,即便知识、道德和虔敬的种子,我们生下来就都有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有了知识、道德和虔敬,我们必须经由教育和行动才能获得。一个人如果只靠自己的天分就想获得成功的话,就不需要老师了。

能够判断各个学生的不同能力,知道他们的天赋和爱好,严格但不苛刻、温和而不随便地去教学,这是做一个好老师的重要特点。

我理想中的学生是,他跟随老师,能提出一些问题。我很不在乎我的学生将来做军人、律师,还是传教士。真的,当我教一个学生的时候,我既不要他成为律师、军人,也不要他成为一个圣人,我首先要他成为一个“人”。那样他到时候自会像其他人一样,成为他应该是的那种人,命运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他的一生,但不管改变得如何,他都能乐于其位。我所想要教会学生的,就是“生活”。

要了解和学会生活,这需要老师、家长和学生一起付出努力。努力是艰苦的,但没有努力,我们怎么会有收获呢?如果把种子撒在坚硬的土地上,没有合适的土壤去接受种子,是无法使之生长一样,除非学生、家长和老师有完美的协调,不然任你雄辩滔滔,种子也永无成熟的一天。因此,教育不是要赚取时间,而是要多花一点时间,使我们能妥善地去过完美的生活,这是教育应负的责任。对教育课程唯一合理的判断方法,就是要看它能对此负起多大的责任来。

“读书”这个词的中文意思,除了“阅读一本书”这个基本含义外,还指一个人接受的教育。因此“你正在读什么书?”这句话所含的力量胜过任何长篇演说。这是一个教训:学者的责任,乃是保持阅读,持续不断地阅读,同时尽可能去研究天、地、树木等,不要只去研究书本。换句话说,教育要负起来的责任,就是要使人学习如何去学习,如何去研究,去求知,而不是光学别人对事物的观察,这也就是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学者——终身学习者的学习之路。


这是我的教育观。我目前关于教育或所谓的“教育”的看法。

这又不是我的教育观,只不过是我对“教育”开的一个小玩笑,因为每一句话的原话都不是我说的。如果要列出这篇小文的作者,亚里士多德、昆提连、柯米尼亚斯、柏拉图、卢梭、裴斯塔洛奇、斯宾塞、哈艾特、汤因比,还有钱穆和杜威,这一长串名字里的每一个都大名鼎鼎。这些句子,来自我刚翻完的《教育的艺术》,一本选取了十位古今中外的著名学者或教育家关于教育的十篇文章的合集。

这终究还是我的教育观,虽然每一句话的原话都不是我说的,但当我把它们重新组合后所表达的,就是我的观点,之前它们所属的作者和篇目对教育的各异的观点反倒不重要了。所以你看,只要稍微比别人多随便翻两本书,想要伪装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也并不是太难的事。

一个教授在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研究和十几年的教书经历后,关于教育,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且这些理论看起来似乎都是对的——何况这些理论还有教授这个“知识拥有者”和教育者的身份做背书。但是,这就是教育吗?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时代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人类社会中,教育仍然是一个不自知的,未经组织的行为活动”。其实,关于什么是教育,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但至少这篇小文让我自己知道我们目前的教育原理原则,是怎样滥觞,怎样形成的。同时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教育不进步,社会也不能进步。

雨天的书(无用公孙)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

——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前天下雨,大前天也下雨,更早天还是在下雨。昨天晴了半天,今天从天不亮就又开始下雨。连绵的雨下得久了,我都已经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好像一年就雨两次,一次雨半年——贵州的冬天,就是淅淅沥沥从11月到次年4月,好像老天爷也已年过壮年,进入了细细滴滴尿不尽的前列腺中老年。

看来,下雨对我也并非全无益处,至少能不出门就不用出门,省了原本就不多与外界接触的杂事,正好拿来无所事事继续乱翻书,听“秘密后院”的《江湖边》。宅边无柳,有桃、杨梅五六,银杏二三,读书不如“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但说不定哪天我和女儿的二手书店开业,不敢自称“先生”,自号“无用公孙”也无妨。

《雨天的书》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其中收录的《北京的茶食》一篇,有这么一段: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梁文道在《悦己》中说:“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于是,用这无用的雨天,继《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后,我这无用之人又翻完一本无用的书——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翻书先读序,翻完后我会又重读一遍序,这样虽然只是翻了一遍,但实际是小三遍——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逐渐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公民与国家(state)始终是一对复杂的关系,前者始终是弱者,是保护公民利益,还是保护国家利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是保护地方文化,还是保护国家文化?无论这些关系对人民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现代化早期,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推动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但如果国家权力大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制约的时候,社会则无法发展,民权则无法伸张。

……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红极一时?但很清楚,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当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振臂一呼成为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唯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二十四书香书店淘旧(禁)书

客户买了10套“皂办处”的礼盒,今天“进城”去开发票,顺路又到二十四书香书店淘书。

昨天也到了书店,准备付款带回上周老板秋蚂蚱在朋友圈晒新收到的旧书里,我确定要入手而帮我留的老威《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和张正隆《血红雪白》(上下册),这两书都是被禁的,也不可能再版。刚进书店碰巧遇到秋蚂蚱本尊,他说这批书才收回来,有七千多本,但差不多只有一半值得留下来上架,另一半收来就转手卖给了收破烂的。留下来的都还没来得及定价。反正我也不着急,就说好等定了价再付钱拿书。

今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旧书区又淘到两本书,并以原价的五折入手。

两本书,一是《教育的艺术》,选取了柏拉图、卢梭、杜威和钱穆等十位古今中外的著名学者或教育家关于教育的十篇文章的合集;一是玛丽安娜阿·沃尔夫的《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

《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这本书,之前请店长查过,店里有。但因为搬店弄乱了陈列,她们找了三天都没找到。今天我在旧书区站定,就看到这本书在眼前。感谢托特神,或者作为佛教徒的我应该感慨因缘具足让我找到这本书。

我淘书的时间里,即将升入三年级的花卷,独自静静坐在墙角翻完了三百多页的《日本妖怪绘卷》。离开书店时,我在门口书架上看到《观山海》,告诉花卷这是《山海经》中异兽的精美绘本,家里也有这本书,于是花卷要求我回家就找给她看。

刚回到家,朋友圈刷到秋蚂蚱(微信号:qiumazha)的“二手书天天推送”,我赶紧又入手了1988年齐鲁书社版《金瓶梅》(上下)和已经下架(被禁)1996年群众出版社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上周和今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确定入手待付款的旧书,估计需要1000元,占到我一年购书预算的1/5。现在新出版的垃圾越来越多,能找到的好书越来越少,发现喜欢的就赶紧入手,一旦错过有钱也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