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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看电影的记录

无相观音:读《普门品》

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也是天台宗实际的创始者的智顗(538—597),是慧思禅师之徒。他承继了中国南方的禅观和北方三论宗的中观,尊奉《妙法莲华经》开宗立派。因其常住浙江天台山,所以他开创的一派学说被称为天台宗,也被称为法华宗。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在经中佛陀直指众生佛性本无二,无高低贵贱之分,人人皆可学法,人人皆可成佛。

《法华经》的汉译本现存有三种,为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东晋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和隋朝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共译《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以《妙法莲华经》影响最大、接受范围最广。

在《法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观音被描绘成大慈大悲的救世主,“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因此《普门品》全文二千零六十二字单行本又被称为《观音经》。

《普门品》的意思,为观音菩萨说普门圆通之德者,示现三十三身普使一切众生圆通于佛道,故名。郑僧一认为,“普”是普遍的解救,“门”是菩萨的无数方便,可藉以启迪众生的智慧。《普门品》的深意,是在阐明万法一体的理念——个别的众生与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就像一滴水汇入海洋一般,藉着一心称念与观音合二为一。而观音在解救众生时,都是以众生所能接受的三十二相示现,如帝释、长者、婆罗门、比丘尼等,如有必要亦现以鬼神之身。

我从第一次读《普门品》到现在,大概二十年。这些年里翻来覆去读过不少遍,渐渐觉得观音菩萨的三十二相示现并非三十二相,也不仅三十二相。每一相都是观音,但每一相都不全是观音。就像《金刚经》中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因为“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同样,若以三十二相示现见观音,则帝释是观音,婆罗门是观音。观音无相,随缘示相,示现的相是当下的方便,因此不可以相见观音。我们能够看见的观音,其实不过是我们自己认为的观音,也就是每个人的所见是由其认知决定的,每个人只能看见他能看见的。

我还认为,并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以供众人膜拜的观音。观音是念念相续的缘的回应和续缘。例如我要渡河,一位世代在渡口的摆渡人将我送过了河。在渡河这件事上,摆渡人就是观音示现,但摆渡人不是观音,他们家世代摆渡也不是专要为我摆渡。

再例如我要查一个一句话、一个词的出处,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能查到,于是书店的店员推荐了一本书给我。我把书买回家去,读了,解决了我的疑惑。在这件事上,书店、店员、书都是观音示现,但都不是观音。观音是将这些要素串起来的缘,但不是缘本身。

我有一些清楚,但讲不清楚。这个观音,就是处处观音,因此观世音菩萨才能“即时观音声”,但处处的观音都不是观音,只是观音的“相”,只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而不是月亮本身。

有点理解禅宗的“不可说”了,但是不可说。不是不可说,而是一说都是错。不管怎么说,说的都不是要说的。

观音

丁福保(1874—1952)编《佛学大辞典》“观音”条:“观音本作观世音,唐人讳‘世’字,故但称观音,后世遂用之。”我曾在给高中生讲《心经》时,从“观自在菩萨”句,说过“观音”、“观世音”、“观自在”等对观音菩萨的不同称谓,并沿用了丁福保的说法,说为避李世民讳,唐时将“观世音”改称“观音”。丁福保是清末民初人,在他之前,我没看到关于“观世音”改称“观音”避讳的说法,因此是存了个疑的。

今天在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中,读到不同的说法:时常有人认为观音是观世音的缩写,原因是避李世民讳,事实并非如此。唐太宗于626年被立为王位继承人时,他的父亲下令禁止“世”和“民”两个字合并使用,但可以依礼分开使用。而且这个规定也只限于“官衔、公私文书及人名”。650年,唐太宗之子唐高宗李治继位,又把“民部”改称“户部”。但当679年,当“世尊”代以“圣尊”、“世界”代以“生界”的《最胜陀罗尼经》初译稿呈献唐高宗时,唐高宗说:“即是圣言,不必避讳。”因此又恢复为原来的“世尊”和“世界”。

但郑僧一的这个说法也只是李世民的父亲和儿子——唐高祖李渊、唐高宗李治时的情况,并不能说唐太宗李世民时“观世音”就不用避“世”字讳;并且《最胜陀罗尼经》初译稿呈献唐高宗时仍是避讳的,如果李治没有说“不必避讳”,那也是要延续“圣尊”、“生界”的译法的。所以,郑僧一的这个说法,也是存疑。

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鸠摩罗什和玄奘两个相隔两百多年的译本中,前者是“观世音菩萨”,后者是“观自在菩萨”,也没有找到记载能够证明这个更改不是因为避讳,毕竟玄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太宗时期。

还有,在《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鸠摩罗什译本中,无尽意菩萨问佛“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在《说文解字》和各古籍的释义中,“观”字,不论作凝视、审视还是谛视,都与看有关。但按梵文原字的字面意思是“声音被他所觉察者”,声音所觉察,译文应是“闻”,但为什么又是“观”呢?

“观音”这个词,似乎千年以来,都是一个争论纷纭的题目。

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繁体横排,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1印,“现代世界佛学文库”之一种。这套“文库”的书都不错,价格也还算合适,如果能收齐全套42本……除非我彩票真的中大奖了——我从来没有买过彩票。

【买书记】巾箱本趣事一则

三月十二日,向贵州书城公众号投稿一篇,换来百元购书券。今日周六,清明假期第一天,和女儿进城领券购书。疫情期间各行业萧条至极,上下四层,店员比顾客多。

想买袁枚《随园诗话》全本,二〇一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冯至《杜甫传》,一本都没买到。买了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和《古代版刻元曲小令》。

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二十七种中一种,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印,定价四十五元。因了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而大卖。二〇一五年少林寺释永信事件时,这个系列从书中一种《少林很忙》大卖,原本这书和释永信事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因为这个书名就让人以为二者有了不止半毛钱的关系。“译文纪实”系列从书,架上这本是第七种。

《古代版刻元曲小令》,线装书局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册,定价四十八元。四眼线装,内页宣纸包背装,印书根,简体竖排。这是看书买书以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本书——我的第一本巾箱本。

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便于携带的小开本线装书。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线装书的巾箱本,就是现在的袖珍本、口袋本。

买这本书,有个趣事。

在贵州书城“国学·古籍”区,发现这个“古代版刻”巾箱本系列从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绣像唐诗》《西厢记》《元曲小令》五种,各有两本。前三种有拆了塑封的试读样书。“三国”、“水浒”绣像,在各种版本中见过一些。《绣像唐诗》选的是《唐诗三百首》里一百首流传广泛的诗配图,也常见。
问店员是否可以拆《西厢记》塑封看看。店员看向一主管样中年妇女。主管点头同意。正要开拆,主管突然一边喊:“不行不行”一边从店员手里把书拿过去,“这个书不能拆封。你知道为什么?太——贵了”,她拖长了“太”字以强调书价,“这个书纸软,一拆就是废书了,就像那几本一样,我们拿起就没办法了。”

“那能不能把那几本废书处理给我?”我差点脱口而出,但还是忍住,从她手里接过《西厢记》,说:“那不拆开看看,我怎么知道书里选的是《西厢记》哪个版本呢?”

“都一样的,是古代版本。”主管指着红色护封套上“古代版刻”四个字说。

“厄……不是这个意思。书有很多版本,不同年代的不同版本间,有的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图画和字的。”

“厄……像这个”我拿过试读的那本《水浒传》,翻开给她看,“你看,这本前面四十幅是明崇祯十四年刊行的陈老莲绘《水浒叶子》,后三十八幅是明崇祯广东雄飞馆所刻《水浒》《三国》合刻本《英雄谱》中《水浒传》选录插图,很明显后面三十八图与前面四十图,不论画风还是画工都有明显不同。所以我想看看这本《西厢记》选的是哪个版本。版本不同,差别很大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上面是字下面是图画。这个书太贵了,我早就喊他们收起来,结果他们还是没收起来。”说着主管就让店员把这十本书收起来拿进库房了。

“好吧,那我去看看其他书罢。”我边说就边走开。心里嘀咕:饭馆小妹的基本功是背菜单,的士司机的基本功是要熟悉大街小巷,现在实体书店不景气,店员都不需要基本功了。转了一圈,还是挂念这几本小书,又转回去问店员,“那书你们收进去,不卖了吗?”

“卖的。你要我拿给你看。”店员转身进仓库拿出来,“你要哪本?我帮你拿去收银台,一会儿你下去结账。”

“啊……这真是和买彩票一样啊。”《西厢记》和《元曲小令》两本难以取舍,最后选了后者。《西厢记》绣像见过几种,元曲画谱没见过。店员拿了书就要下楼去收银台,我忙拦住说一本小书不劳专程送下去了,并保证“我不会拆塑封的”,店员才将信将疑把书交给我。

回到家,拆塑封的心情就像等彩票开奖。上文下图,小令诗意与版画意境相得益彰,颇有趣味性和欣赏性。元曲小令八十首一一配图,是从明臧懋循编《元曲选》和明黄凤池编《唐诗画谱》木刻版画诗意图选录混编。虽然没有注明各多少幅图,但从画风可以明显看出,大概各占一半。混编不利于读者了解不同版本的特点,但或许是为了混淆用《唐诗画谱》尬配元曲小令。文字排版也不佳。书刊正文排版规范要求“单字不成行,单行不成面”,但这本小书的排版中,曲牌和曲文频频出现单字成行。还有个不佳,线装竖排却是简体。所以线装书局这个“古代版刻”系列,有一本也就够了。

“阿弥陀佛”读音考

2019年夏天,我这个临济宗居士在净土祖庭东林寺进行人生首次闭关,日诵“阿弥陀佛”佛号十万声。禅宗居士甚至僧人在净土祖庭闭关,我肯定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因为禅、净虽各开宗立派,但自唐始,禅僧普遍已将习禅与念佛紧密结合为“禅净双修”。

这次闭关,让我有一个很深的疑问——“阿弥陀佛”的“阿”字,正确读音到底是[ē]还是[ā]?在此之前,我一直是读[ē]。但一进净土祖庭,见到人人都是念[ā]弥陀佛。早晚课,殿中僧人居士百人齐声念佛,也是[ā]弥陀佛。是我错了吗?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关系到我的修行和闭关是否得法。为此专门请教了祖庭中居士和僧人,得到的答复是:之前读[ē]是错了,就是读[ā]。

我不甘心。《佛说阿弥陀经》,402年鸠摩罗什就译出了,是净土宗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虽然650年玄奘重译了该经,并另名《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但现在广为流传的仍旧是鸠摩罗什译本。难道这一千六百多年无数高僧大德都读错了?闭关后就想考证这个字到底读什么,一直机缘不到。

前天开始读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到底“阿弥陀佛”这个“阿”字要怎么读?在禅宗和净土宗里,这个字是否有不同的读法?这次要弄个明白——

龙树菩萨(公元前后)在《十住毗婆娑论》中首倡佛法修行有难行、易行二道——在此土长久勤行精进而获不退转地,为难行道;而同在此土称念东方善德等十方十佛及阿弥陀佛、世自在王等诸佛名号者,能疾得不退,为易行道。

从师承法脉上说,庐山慧远(334—416)和竺道生(?—434)一继道安,一承罗什;但从佛教中国化的视野看,他们一重践行,一悟圆义,代表了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分别开出了净、禅二宗。

昙鸾(476—542)对难行、易行二道极感兴趣,他在《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中开宗明义即立难行、易行二道为主题,但他的易行道却迥然不同于龙树所说。昙鸾认为:第一,唯有往生(对立于此土的)净土方为易行道。第二,唯有专念弥陀一佛,方能疾得不退。这两点正是净土宗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所在,也是历代净土宗大德所讨论和宣传的最重要焦点。就此而言,昙鸾于净土宗有开宗之功。

隋大业年间,研究空理,尤精涅槃的道绰(562—645)归心净土。史传掐数珠念佛,创自道绰。道绰对净土之影响,随《安乐集》而流传千年。

达摩传慧可,以《楞伽经》印心。而道信(580—651)既是“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要“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文殊说般若经》共有三译,道信所用的,是梁曼陀罗仙(503—?)所译,全名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该经一言点穿“一行三昧”的实质,即在于“诸佛法身与众生身等”(语出《大乘起信论》:“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等,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法界无差别。这与《楞伽经》视如来藏为“一切众生身中本来具足的自性清净心”之主题心心相印。

要协调群体成圣与个体开悟的矛盾,唯一的道路就是佛教生活化——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之中。道信援引《般若》,引进了般若法门信念:在一切不可得寂灭(空)中,直觉到不可思议的真性;由性空而移入真常妙有,理解般若即为空的妙有,这样就真正做到了圣凡平等、妄真归一。缘此法门,道信禅法开通了把人生与成佛联系起来的大门,从教理上直接开通了高深的佛法生活化的道路。成佛即在获得人生之真谛,这恰是中国化佛法的风格。

即使禅、净二宗在开宗立派的历史潮流中分道扬镳,但中国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昙鸾,与禅宗的实际开创者道信,前后相续,同奉大乘般若学,一倡念佛三昧,一倡一行三昧,同源异流,形神相契。另外在世俗中,禅宗因与中国士大夫文化投缘,在雅文化层次上得以独占佛教这一席位,净土宗却发挥自宗优势,在俗文化层次上,成了佛教的一大代表。

719年,慈愍慧日(680—748)从西域归返长安,提出禅教一致、禅净合行、戒净双修。其《净土慈悲集》开创了禅净合一的念佛修行。

从净土宗把经论所说观想念佛变成口称念佛,再进一步创出临终念佛后,净土宗对广大老百姓的吸引已无人能敌。因为照此法门,哪怕酒沽狗屠,毕生无缘于佛道,只要临终悔过,一声佛号即能往生西方。

而对禅宗来说,净土宗那可行可证简洁统一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正好填补了禅宗的空缺,成为禅宗那无可言传、无法印证之悟境的最佳载体。

因此,在净土三祖法照(747—821)(按《乐邦文类》所立净土六祖说)制订五会念佛之仪规前,禅宗五祖弘忍(602—675)所传东山门下,已几乎全体念佛。但与法照只由缓至急、从低到高的程序相反,东山门下宣什宗、净众宗所取为由有声至无声。

所以在唐代,除了“血缘关系”所造就的禅净二宗的感应道交之外,内外相凑,因缘交会,禅净合一终水到渠成。

至宋初,永明延寿认为念佛不仅不碍修行,而且还有助于禅定。他把禅净双修列为最高的修行层次。受延寿影响,宋明时代的禅僧纷纷仿效,贯彻推广禅净合一。其集大成者,当数晚明的云栖袾宏。

近现代佛教,则进一步沿着“禅净合一”的道路展开,禅僧普遍将习禅与念佛紧密结合。由此可见,并不存在一部经典在禅、净两宗有二解。那这个至关重要的佛号,到底怎么读?

原载香港佛教青年协会出版《雷音》杂志第134期,《台州佛教》2009第3期(总190期、双月刊)转载,P.13《应该把”阿弥陀佛”的读音纠正过来》一文载:“自古以来,我们汉人所居住的地方,凡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都是读“阿(音[ē])弥陀佛”,在佛经里凡是遇到“阿”字也读成“[ē]”的音……华严字母四十二字陀罗尼也是以“[ē]”字音开始的。俗话说“家家阿([ē])弥陀,户户观世音”,可谓老幼皆知,都如是念。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净空老法师在香港讲经时,给大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人在梵文经典中发现‘阿([ē])弥陀佛’的梵文是Amitab,所以要念‘阿(音啊)弥陀佛’才对,而且A字发音是元音,是楷口音,气流顺畅……等等。”当时的通愿老法师、黄念祖老居士也这样宣传,因此,在众位大德的大力推动下,形成了把‘阿([ē])弥陀佛’改念成‘阿(啊音[ā])弥陀佛’的概念。几年以后,念佛机也跟上了新形式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除一些老法师和一般家居老人没改变,台湾广钦老和尚的道场承天寺也没改,一般都改念‘阿(啊)弥陀佛’了,就连佛经中遇到“阿”字都统统读为“啊”子音了。”

以会性法师(1928—2010)《佛说阿弥陀经讲录》的历史观点看,“翻遍辞典字典,如中文大辞典、辞海、中华乃至康熙字典,“阿”本音皆[ē]非[ā]。本经译于一千六百年前,五胡十六国至东晋姚秦时的长安,当时北方“阿”字,尚未出现[ā]音,鸠摩罗什法师在北方翻译,读[ē]才对。”

2017年11月巴蜀书社注音版鸠摩罗什译本中,“阿弥陀佛”的“阿”字音为[ē]。由此可以确定,“阿弥陀佛”的“阿”字应读为[ē]。


【参考书目】

1995年莆田广化寺版繁体竖排鸠摩罗什译《阿弥陀佛经》折页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1月1版1印顾伟康《禅净合一溯源》

巴蜀书社2017年11月注音版鸠摩罗什译《阿弥陀佛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繁体竖排版民国丁福保《阿弥陀佛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月版印光法师鉴定本《阿弥陀佛经白话解释》

有时很好,有时很糟

禅是什么?大珠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六祖惠能说“循指见月”,赵州从谂说“吃茶去!”《五灯会元》读了五年,读完估计还要再五年。

2014年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也是一本能够让我停不下来读个十几遍的,1996年3月18日在安顺市新华书店买的德国人欧根·赫里格尔《学箭悟禅录》(现译名《弓与禅》)由习弓而习禅的修行之路那样,充满了禅趣的,学习摩托车修理而悟出禅机的,油污而不油腻的机修工修行手册。或者是切·格瓦拉《摩托日记》那样,生命因旅行而改变的。啃了大概一个月,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距离还是几个光年,现在还只剩得一句:我们常常太忙而没有时间好好聊聊,结果日复一日地过着无聊的生活,单调乏味的日子让人几年后想起来不禁怀疑,究竟自己是怎么过的,而时间已悄悄溜走了。这本书和禅有没有关系,我说不好,但肯定和摩托车维修没有关系。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不是一本历史书。是一部获得2005年波灵格大众伍德豪斯喜剧奖的小说。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买的新书。我笑点太高?都已经看到五十二页了,八十四岁的尼古拉都要和三十六岁的瓦伦蒂娜结婚了,我还没有找到值得一笑或笑得出来的点——如果这场婚礼就是的话。通常,一本书,要是我给了它十页的机会都没能虏获我,它就会被放逐,插回架上好几年、十几年或终其一生都吃灰。所以,我已经忍这本书够久了。

一天的翻书时间用掉了一半,换一本没看过的“新”书开得了头收不了尾,影响睡眠。就再看一遍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上一次看起码是在十年前,香格里拉至今未到,计划过一次,结果病在了半路,转道大理和腾冲。还记得在腾冲,客栈老板闲聊问我是不是老师,我说是之后,他一副“一切早已被我看穿”的表情,然后疑惑地指着我的耳环和手上的佛珠,问:“学校允许你这样?”我说:“我是先成为自己,然后才是老师。”

手上这本《消失的地平线》吴夏汀、朱宏杰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也是旧书,定价20元,4.8元淘来。后素环衬角上有一枚蓝色“文轩连锁眉山书城售书章”,三苏家那里。167页,12万字,刚好。

“乐府”有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中国文学有双璧:《诗经》和《楚辞》;史学有双璧:《史记》和《资治通鉴》;清代戏曲有双璧:《桃花扇》和《长生殿》。我的书架上也有双璧,不是毛边签名本,不是佛经《古兰经》《圣经》,也不是古籍。一是美国人罗伯特·M.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是英国人玛琳娜·柳薇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只靠书名就可以在豆瓣三星半打底。

阅读是旅行,有时很好,有时很糟。

行不尽,一路青山

月初网课初开时,我和学生一起尝试完成的第一项“课题”,是用一句诗给此次疫情中援助我们的日方友人回信。

选哪一首的哪一句?有选《诗经》的、唐诗的、宋词的,都还不错,学过的诗词都还在,在课堂上大家互相分享。轮到我时,也分享了我的回信:

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句,我回信选“俳圣”松尾芭蕉的“如今可闻,布谷鸟啼了。”以两国虽隔海相望,但季节到了,不管海这边还是海那边,布谷鸟都会啼叫为应。

《诗经·无衣》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句,我回信选的是种田山头火的俳句“添柴火更旺,雨雪今晨来。”雨雪为疫情,意为感谢日本友人这雪中送碳的义举,众人拾柴火焰高,疫情的“寒冷”终会过去,迎来春花开。但我认为“与子同袍”或比“与子同裳”佳,因“裳”为下衣,战友、兄弟或朋友为“同袍”。

“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句,我回信选的还是松尾芭蕉的俳句“樱花浓灿如云,一瓣瓣的钟声,传自上野或者浅草。”辽河的雪融化了,富士山的花也开了,在这樱花浓灿如云的季节,一瓣瓣的落花,一件件的援助物资和一声声的问候,伴随着邈邈钟声,从上野还是浅草传来。上野和浅草都在东京,代指日本。

唐代王昌龄《送柴侍御》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句,我回信选的是小林一茶的俳句“欢欢喜喜,老树与新叶,做朋友。”老树指两国一脉相承的文化,新叶指的是两国在新时代的国和民,继续做朋友,仍然是朋友。

我没有选唐诗宋词而用俳句作为回信,是因为日本人用“汉诗”——我们中国人的诗来表达他们的问候,我们回信当然也应用日本人的诗句表达感谢,这才不算失礼。

昨夜枕边书,再读《只余剩米慢慢煮:种田山头火俳句300》,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1版1印。

不惑之年后,睡眠莫名开始变得浅而薄。枕上乱翻书,翻到困了歪头睡倒。常常又凌晨五点醒来,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天亮,睡又睡不着,起又嫌太早。万般寂静,听着门外花园里的滴水声,真真是“欲寐还醒夜更长,流水响。”也是种田山头火的俳句。

俳句,这种最短的短诗,美就美在意境深幽。曹洞宗禅僧种田山头火(1882—1940),他或知晓,某个遥远日子的一件小事,日后会以一种鲜活的方式与当下结缘。所以当我们感慨人生的际遇时,通常都是基于某时某地与某的不期而遇。诗歌也是如此。或许是译者中文诗词功底厚,也可能种田山头火本身对“汉诗”有相当的研究,所以在他的俳句中,常常有与中国诗词呼应的妙处,甚至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在出世与入世间,曲径通幽,落英缤纷——

“行到水穷处,春随溪声来。”唐代王维《终南别业》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山愈静来,花愈白。”唐代王维《入若耶溪》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啼哭稚儿返,灯明候汝归。”唐代王维《渭川田家》句“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悲烟一缕直,落日每浑圆。”唐代王维《使至塞上》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水田作底欲揽云,近黄昏。”宋代朱熹《观书有感》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大正十五年(1926年)四月,种田山头火“背负难解的疑惑,踏上行乞流转的行旅”。读书如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因心中惑难解,未解,“行不尽,行不尽,一路青山。”北宋圆悟克勤禅师早有说过:“看脚下”。

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心绪恶劣,精神萎顿,只能看闲书。”淘来旧书毕树棠《螺君日记》,海豚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印,“海豚书馆”从书6大系列96种中红色系列(文艺拾遗)之一种。这套从书,我才凑到30种,慢遇慢读,人生不急,存个念想。

毕树棠,名庶滋,号树棠,也是个奇人。1900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城镇河南村,16岁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抗战期间,毕树棠未随校去西南联大,在中国、辅仁等大学教中文,还曾任天津《民国日报》主笔。当时周作人聘他到北京伪教育部任职,辞不就。1945年抗战胜利后,毕树棠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在文学院主讲《小说选》;还应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之邀翻译《建筑十书》,但未能付梓。1983年病逝于清华大学寓所。回头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短短几十年里,“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人类学家克罗伯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不了杰出人才?”钱学森也曾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了相同的疑问。

《螺君日记》,为1932年1月4日至12月28日、1939年1月15日至10月18日、1940年1月8日至10月7日和1941年4月17日至11月1日这四段时间的日记。其内容主要为毕树棠个人读书记录和图书评论,以及文人间交往的轶闻趣事。“值此乍暖清寒之良夜,静室孤灯,读之亦正可消愁解闷,及至读毕掩卷,始闻窗外有微风细雨,鸡声已数唱矣。”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六日记:“应郑西谛君约,与友人至其寓宅观书。久闻郑君居沪时,已收藏甚富,多为文学珍本秘笈,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尤以词曲小说一类之善本为最多。”郑西谛君,就是郑振铎。这篇日记中所记去郑宅观书,郑振铎藏书“甚富”到底是多少,前读《劫中得书记》,当中郑振铎有记“余聚书二十馀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至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然而这些书在“‘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最终“烬馀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痛哉!惜哉!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记:“晚间阅完老舍之《骆驼祥子》,写一青年洋车夫之失意与坠落史,以北平为背景。笔下较前尤见老练,可佳。余将草一短文评之,以‘奋而不斗’四字立意以解释祥子之性格。”《骆驼祥子》我先看的是凌子风导演的电影,张丰毅饰祥子,斯琴高娃饰虎妞,怕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斯琴高娃已是70岁的老奶奶。后来也看过书,也有二十几年了,一直受“黑暗的旧社会”、“畸形社会”、“贫困的人民”、“压迫与苦难”所禁锢,没有新的感受和理解。一见“奋而不斗”这四字,觉着我这书,算是白读了,我这书又算是没白读,迷糊卅年一朝桶壁裂开透进一丝微光。

民国三十年七月八日记:“书店送来《离合剑莲子瓶全传》一部,乾隆丙午原本,道光壬寅新刻,共六册三十二回,绿云轩藏版。亦佳人才子派小说之一,昔有编入十才子书之内者。”前读苗壮《才子佳人小说简史》,知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于明末,盛行于清初,其余脉与尾声则延续至清末民初。康雍乾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高水平时期。书有相应,事有映证,读书又一快事。

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一日记:“游旧书摊,购梁任公编《西学书目表》一册,光绪三十二年《时务报》馆印。”艳羡有旧书摊可游,也有好书可买。现在动辄就封杀作者封禁书籍,我架上的书,怕不过再三年,又要“禁书”新增数十种。疫情之前还可偶至万东桥下、贵钢花鸟市场两处旧书摊闲游,但基本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书,有一两本似乎还值得一读的,摊主又自觉奇货可居,索价不菲,所以难有所获。梁任公父子的书,惭愧只读过东方出版社2015年2月1版1印《梁启超传记菁华》和《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艺术》,传记菁华中惟《三十自述》《李鸿章传》《南海康先生传》三篇还有点印象,梁思成的建筑两本,几已忘干净。后又看过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鸿章传》,为据梁启超《李鸿章传》译的白话文,豆瓣五星我打了三星。能看梁启超的,还是不要看白话译文最好。

梁启超有《三十自述》,胡适有《四十自述》。梁启超三十岁时,胡适十二岁,在上海梅溪学堂读书。当时求知欲旺盛的胡适大量读“新书”,其中就有梁启超的著述。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新民说》)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先生的书,读来费工夫。

尺宅社区图书馆重开业

花卷用爷爷的木工废料在院子里搭城堡,她说等城堡搭好就要搬进去住。“这是我和好朋友雪球的秘密空间。”

“哦,好嘛”,我转身准备回书房。

“爸爸,等一下!你喜欢什么树?”花卷边摆弄那些木头边问。

“桂花树。”

“那好。等你死了,我就在你的坟前种两棵桂花树。城堡门前我也要种两棵。这样闻到桂花香我就能想起你。”

“那要四季桂才行哦,这样一年四季都有桂花香。”

厨房里好像飘出菜香,车库门哐哐山响。

“谁啊?”花卷喊。

“是我。”门外瓮声瓮气答。

“爸爸,听声音好像是小莽子哥哥。”

车库门卷起来才一半,小莽子牵着他妹妹就钻进来。一个月前他也来过一次,戴着口罩,在门口不进家,来借地理课本上网课。后来有天去他家便利店取包裹,他妈妈塞过来半块砖大小厚薄一包毕节手撕豆腐,“黎老师,拿去吃。”

“我不太吃豆腐勒,谢谢哈,不要兹么客气。”我尿酸处于正常值高位,豆制品吃得少。

“不。你要吃。”她一脸认真,“我们老家勒,好吃。你要吃。”就把一包豆腐塞到我手里。

“好嘛,啊就谢谢哈,下次都不好意思来咯。”却之不恭。

今天兄妹俩都没戴口罩。

“叔叔,我来借书。”

“好啊。哪样书?”

“《三体》。”

“有。自己去拿。白色书架右边最下‘科幻玄幻’类那一层。”

他前脚进去,后面走路还不太稳的妹妹屁颠颠的也追了进去。

分把钟时间,手里拿着《三体Ⅰ》出来,说:“我看完来换第二部哈”。然后一只手抱着妹妹走了。十有八九又是去小区花园哪片洒满阳光的草地上看书。

以他的阅读速度,两天内必来换《三体Ⅱ》;一周内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八十万字就都是他的菜。
我家的“尺宅”社区图书馆,今天终于算是重开业了。

罐中人

有的书,不管写于什么年代,总像是在描写当下;不带色彩,不带情感,白描的一句一句,一页一页,不像是写于几十年前,倒像是落笔于几十天前,或是几十个小时前,几十分钟前。

三十年前,我上中学。应该也是春天,全班到区里集中考试两天。我学习不好,考试与我是互相放弃的,所以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从农场去区里考试,倒是清楚记得第一天考完,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一张电影海报。书是《第一滴血Ⅲ》,电影海报是施瓦辛格在《魔鬼司令》里一手拿枪一手握着手雷,肱二头肌比我腰还粗一脸冷酷瞪着我的招牌动作。当晚,全班同学在旅社里挑灯夜战——别人复习功课,我乒乒乒乓乓乓哒哒哒轰隆……跟着兰博去了一趟阿富汗从苏联兵营救出了特劳特曼上校。当时只觉得打仗精彩,好看,并没有去想过为什么美国和苏联士兵会都出现在阿富汗。阿富汗在哪里关我什么事?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三十年后的今天,也是春天,当年那本书早已不知去向,但我从另一本书里知道了阿富汗战争和那些真实的苏联士兵都是谁。

继《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是我看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二本。《锌皮娃娃兵》,九州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1印,22万字,322页。这本是我一天的阅读量,用了三天才看完。每一个字都认识,就是看不快。全书没有一个中心人物,47个人物,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军人和他们的妈妈的陈述,共同构成了“中心人物”。可能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刻意为之,47个人物没有一个是士兵的父亲。这些士兵参战时大多二十岁上下,出发时被告知去“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国内宣传这些士兵们在阿富汗为那里的人民修路种树,造福一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则被装在锌皮棺材里偷偷运回家。

今天在微信里看到,汉口殡仪馆领骨灰的家属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每一个骨灰罐子里装的,曾经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罐子里曾经的人和抱着罐子归家的人,也共同构成了新的一本书——由这次疫情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共同构成“中心人物”的陈述,名为《罐中人》的书——如果会有这本书,如果能够印刷出版,而不是那本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就急忙出版的“红宝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

“我们这儿的真理,总是为某人或某事服务的:为革命利益,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党,为大胡子独裁者,为第一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历届代表大会……我们早已习惯于生活在二维之中:报纸与书籍中讲的是一套,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套。但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过去我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报纸写的都是真事,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有人劝我们:‘弟兄们,不要大肆传播所发生的事和你们所见到的一切,那是国家机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展示人光明、崇高的一面,而去揭露阴暗的一面,居心何在?’

尤拉跟舅舅说:‘我想报考大学的哲学系’。舅舅不赞成:‘你是诚实的小伙子。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名哲学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骗自己,又得欺骗别人。你要讲真话,就可能会尝到铁窗的滋味,也许会把你送进疯人院。’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

双引号里引用的350个字,来自《锌皮娃娃兵》22万字里不同人物的几段话,我只是做了简单的编排。斜体字替换为当下的人名、地名和事件,会发现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受影响。

书架上还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二手时间》,但我不能立刻接着看下去,我需要缓一缓。

可能有一天,我会死于我曾经看过的书和敲下来的字。每一个罐子里,都装有一点我的骨灰。我的罐子里,也装有每一个人的一点骨灰。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谁的。

日记多乏味

罗兰·巴特是谁?不知道。没关系。

《原样》,或者《太凯尔》、《如此》是一本什么杂志?不知道。没关系。

或许罗兰·巴特和《原样》都是一样的乏味。因为两者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认知领域,就在罗兰·巴特乏味的《中国行日记》里。感觉乏味的东西,当然没法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读完。虽然这日记是了解1974年中国“批林批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下社会生产、生活和人物精神面貌的一个异域角度,但这并不能代表这日记就不乏味,何况还是碎片化的记录(自己的记录,自己明白就行了,本来就不是发表的东西)。

这本书,之前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三楼的书架上,我见它过几次,也抽下来翻过两页。去年底买回来,想看看一个外国人眼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史是什么样的。果然,“集体听广播,在农业灌溉时阅读大字报”;“天真的中国中心论”;“车间里,都是妇女,都不漂亮,她们都不说话”;“阶级斗争每一天都在继续”,还有“不要拍大字报,那是中国的内政”。如果说哗哗翻完这本日记除了这些碎片还有什么的话,就是一个片段了:

“‘我们想参观白马寺。’

——不巧,正在维修。弗朗索瓦·瓦尔发火了。”

其实建于公元前68年(东汉永平十一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寺庙白马寺,此时不是在维修,而是已在文/革中被毁。1973年西哈努克想去白马寺“朝圣”,但此时的白马寺不但佛像已被砸掉,寺院也几乎是一座废墟。于是紫禁城慈宁宫大佛堂中的全部文物被调拨到白马寺。这个调拨搬迁工作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尊佛像(其中还包括一套元朝干漆造像),百来件暖阁构件等被从北京运到了白马寺。然而西哈努克却因为种种原因,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