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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包注定平凡

每周总有两三天,我先在网上二手书店把淘到的书锁定,凑齐包邮的金额再汇总付款。每周都在买书,就每周都有“旧书包”——二手书包裹——送到。

晚饭后,我洗完碗,擦了桌子,出门丢垃圾,顺便去小莽子家的便利店菜鸟驿站取我的“旧书包”。小莽子他爸一看我就说,你的书还没买齐啊?我说书哪里有买得齐的时候?书架上永远都还是差一本。

昨晚把备课的《国史大纲》、《史记》、《地理与世界霸权》统统丢到一边,3个小时看完11万字的《我的奇妙书店》。作者佩特拉·哈特利布的运气实在太好。想开书店就买下了一家书店;孩子听话,老公给力,销售稳定上升,开了分店出了书,不单是卖书的,还成了写书的,赚了钱也收获了朋友。这样的人生赢家,也只会出现在遥远的国度或书里。不过,“一本好的休闲小说跟一本所谓严肃的文学作品都让我感到高兴。这样的书能让人忘掉工作繁忙收入却微薄的烦恼。”(P.133)

花卷今天的语文作业是完成一篇《我用生命换……》的200字小短文。晚上我们在书房,她完成了短文《我用生命换全人类的平安、幸福和快乐》,因为她认为“有小偷、强盗等恶人,是因为他们不幸福,所以他们才去当恶人。如果他们想当医生或科学家也是可以的。”虽然她稚嫩的小小短文文法语句不通,但这样的想法真的是非常棒。我给了她一个大大长长的拥抱,然后对她说,这篇短文如果我们修改一下,句子读起来还会更通顺,意思表达也会更准确,将会是一篇好的文章。于是我们约定,下一次写好短文,修改一次看看会不会让文章变得更好。她“嗯”答应一声,转身抱着一盒十九本的《红楼梦》连环画爬上吊篮,哼着歌,很快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董桥在《英华浮沉录》里记有这么一段——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曾说,他教了三十多年书,结论是作文这一课目最难教,因为“文不可以‘教’而定。”他的理由是写作远不只是一个章法和技巧的问题,而是“气之所形”,“是皮相之下许多深沉主观因素的综合,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养成过程。”所谓主观因素,他认为“包括独立的人格,善感的情绪,敏慧的资质,素心烂读的积累,对清浊巧拙的判断,独特的手眼以及强烈的表达冲动和创作快感”。有一位学者对陆先生说:“把我关于写作的全部知识教给学生,不消半点钟即可讲完。”

我教写作,也就只有一句话——用文字尽量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努力都能成为文豪,也不是每个人努力以后都能够获得“强烈的表达冲动和创作快感”。这就是朱利安·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里说的:“根椐平均值定律,我们绝大部分人注定平凡。这样说并不能带来任何慰藉,但真的,中等就好,生命平庸,真理平常,道德平凡。”

贼不落空逛书店

周五下午,太座去参加单位安排的国庆七十周年活动——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电影要下午六点才散场,我和花卷回家自然没晚饭吃,于是放学后我们俩早早先下了顿馆子,吃饱了饺子再去二十四书香书店。

一进书店,花卷就找了一本《红楼梦》抱着上了二楼,坐在角落看书陪我。

二楼的两架新特价书,每次进店我都要去扫荡一通。每次自然都“贼不落空”。上次淘到一本迈克尔·夏拉的《决战葛底斯堡》,书被水浸过,但无污渍,定价52元,标价8元。入手一周后,七年级的小树在我的课自修了一个“美国南北战争与黑奴的关系”的课题,这书就转送给她了。

这次发现一本姚一鸣的《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封面有一元硬币大小的破损,书页有水渍,定价39.8元,特价5元,赶紧霸在手里。自己小时候是没书看,年轻时是没看到好书,现在早餐一碗肉沫面都要12元,一本两百多页十九万字的书才5元钱,这真的是在用买餐巾纸的价格买书,还有什么理由不读书?

淘得正沉迷,老板秋蚂蚱轻手轻脚走来眯着眼说:“我理了一个星期的旧书,不一样了,来看看。”

“好,看完这两架就去。”一定又翻出来好东西。

翻完两架书,太座的电影结束来找我们。离店时,请前台把我周二通过微信定购的《周素园文集》一并取来结了账。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绿色硬皮的《周素园文集》,印量不算多,1100本。书店开业前我去当义工整理黔版书时就发现了。106万字,1414页,字典一样厚厚一大本,定价45元,书店标价60元。我一向买不起不买售价比定价贵的旧书,并且十几本堆在一起,想来短时间不会全卖掉,逡巡大半年,一直憋着,不下手。

上周梳理课程框架,觉得讲到民国,贵州毕节人周素园这座高山是肯定绕不过去的。这位老先生一生79年,经历过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并且和当时许多著名军政人物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还有民国时期贵州的兴义人何应钦、王伯群,桐梓人周西成、王家烈和安顺“一门三中委”的谷家三兄弟,都非常值得一讲,于是未雨绸缪,终于还是入手这本大量一手史料的老书。周素园的外孙女赵明和的《我的美国表姑——“圆房顶”下的今人与往事》,在我书架上也快一年了。这时回头再去读一遍,肯定又有新收获。话说,书里的“圆房顶”,就是位于贵阳市区护国路口那栋,有一个圆柱形塔楼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伯群故居”。

提到王伯群,我记得在二楼“黔籍黔版”书区看到过一本汤涛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当时没入手的话,那应该就是这本书不便宜了。这种档案馆编选的史料选辑,选人,估计一年也卖不出去两本,我再憋一下应该也没关系,说不定哪天去就特价了。

两本书共65元。每周到书店至少一次,是构成一个愉快周末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周继续淘书,毕竟老板新理的旧书区我还没有去翻拣过——再说,逛书店需要理由吗?

买书琐记

天雨降温,在家翻书。三联书店2005年版,收录了六十余著名文人关于买书、读书文章的《买书琐记》,里有一篇雷梦水写邓之诚买书的小文,说到“对于清孙枝蔚《溉堂集》,先生(邓之诚)告诉我它分前、续、文、诗余、后五部分,唯后集系作者殁后刻的,传本尤为罕见。”

记得五年前搬家到这卫星城乡下,我装箱了竖排繁体一套三册清孙枝蔚《溉堂集》,但卸货后就没见到。书虽不甚值钱,因是从花鸟市场旧书摊上淘来的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套自主藏书,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书的年纪也只比我略年轻些,丢了总是隐隐痛心。

我的第一套自主藏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王少堂的《评话武松》一套上下册,定价3元,好像是在安顺新华书店买的,后来在长途汽车上丢失了。当时一年的学费也就几十元,3元钱对我来说已是一笔巨款,心痛好久。后来陆陆续续买的旧书,也就1981年毛宗岗批评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中下三册全价3.9元;还有同时期的《水浒传》、《老残游记》、《镜花缘》等不多几本。前两月,太座还看完了1958年插图版《儒林外史》,定价1.6元,只是纸张不太好,后页的字透到前页,阅读感受不佳。我是从闲书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开始自学文言文和认繁体字的。一开始字也认不全,看不懂,看多了半查半猜也就能看个七七八八。

我书房里最“贵重”之物,是摆放在书房正中书架最上层,装裱在木框里泛黄的一页明万历杨文彩刻本《四书注释》。八九年前,一天随一不甚熟悉的同事去五之堂书店,那时书店还是在延安东路师大附近。大概店主舒奇峰先生收到这本残书,拆开装裱了一些。同事和舒先生熟识,自己拿了一块,又代我向舒先生讨了一块。我一路抱着挤公交十几站到家才松一口气,放到床头柜上,虽然看不出个所以然,但还是欢喜得不行。经历了400年的薄薄一张纸,对我来说这就是真真切切的“历史”,那时起才真正觉得书籍的珍贵。

还在上大学的外甥,这几年不管去哪里旅行,都会淘一本书回来送我。我书架上来得最“远”的书,也都是他送我的。这些书里,《乐舞敦煌》是得了很多奖的;精美的《運慶ー時空を超えるかたち》竟是初版;还有定价1毛钱的一册薄薄三十几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繁体《徐霞客》,是他在集中了一百多家旧书店的东京神保町淘来的,花了100円,约合六块五人民币,是定价的六十五倍。这本小册子封面和内页都已发黄变脆,内里还有五幅精美插图。我偶尔从书架上取下来,都是放平在桌上轻轻翻动,生怕力道稍微大一点,整本小册子就会碎成片片蝴蝶。每次看到这本小册子,我都在想,是谁跨越重洋将它带到日本,又怎样流落到旧书店?如果它会说话,这肯定会是一个好故事。

如果一本书,我没有把它拿在手上过,它也没出现在我的书架上,我就觉得肯定没看过这本书,它也不曾属于过我。看不惯电子书,这是一个执念,也是一个绝症,治不好的。所以这五年买书,除了一百多册佛教的经、传,先是想看什么就买什么,没有特别的方向;近两年主要是买“工具书”,因为上中学的文综课(中文、历史和地理综合),要大量参考书。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从书”的《淮南子》、《韩非子》、《洛阳伽蓝记》、《楚辞》、《公孙龙子》、《闲情偶寄》一本一本淘入手,陆陆续续竟凑到了二十八册的小半套旧书。昨天又买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竖排繁体上下册,也是五折旧书。

买得最贵的书是1987年齐鲁书社一套上下册张竹坡批评版《金瓶梅》,今年7月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抢”得来,老板秋蚂蚱先生又给了我一个折扣,记得是400元实入。不过可惜还是删节版,每个章节隔几页就有个“下删353字”、“下删152字”,全书下来恐怕删了上万字不止。

今天大致估了一下,现在家里区区一千余册,接近千册都是搬家这五年,陆陆续续随看随买的。其中二折到五折旧书占到大半。偏爱旧书不是学藏家、大家挑珍本、善本、初版之类,而是因为穷。所以太座大人偶尔夸张地抱怨,说我的工资还不够买书。没办法嘛,有钱的人大半不买书,买书的人大半没有钱。

读书记 | 《被压迫者教育学》:教师与学生,伙伴还是矛盾

四天艰难翻完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一本平地炸雷一般的书。

弗莱雷在书里要求束缚在灌输式教育下的师生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一对矛盾的血脉偾张的“斗争”、“解放”、“压迫”、“统治者”和“革命”的呼吁,我觉得它距离被列入禁书已不远——现在还没被禁就已然是个奇迹。尤其是书中对灌输式教育和提问式教育的对比,让我对“教育”这件事进一步有了不同的认识,对自己的课堂有了战战兢兢汗如雨下的提问——每天我到底是在灌输还是在提问?

灌输式教育与提问式教育
——教师与学生,伙伴还是矛盾?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第二章节选
(标题为我节选时添加,同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用词做了“适当”替换)

仔细分析一下校内或校外任何层次的师生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讲解。这一关系包括讲解主体(教师)和耐心的倾听主体(学生)。在讲解过程中,其内容,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从现实中获得的经验,往往都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可言。教育正承受着讲解这一弊病的损害。

教师谈论现实,就好像现实是静态的、无活力的、被分割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要不,他就大谈与学生生活经历相去甚远的话题。他的任务是向学生“灌输”他的讲解内容——这些内容与现实相脱离,与产生这些内容并赋予其重要性的整体相脱节。教师的话被抽取了具体的内核,变成空洞的、遭人厌弃和让人避而远之的唠叨。这种讲解教育的显著特征是冠冕堂皇的言辞,而不是改造力量。“四乘四等于十六;帕腊州的州府是贝伦。”学生把这些语句记录在案,把它们背下来,并加以重复。他们根本不明白四乘四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州府”在“帕腊州的州府是贝伦”这个句子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也就说,他不懂得贝伦对帕腊州意味着什么,而帕腊州对巴西又意味着什么。

讲解(教师是讲解人)引导学生机械地记忆所讲解的内容。尤为糟糕的是,讲解把学生变成“容器”,变成了可任由教师“灌输”的“存储器”。教师越是往容器里装得完全彻底,就越是好教师;学生越是温顺地让自己被灌输,就越是好学生。

于是,教育就变成了一种存储行为。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教师不是去交流,而是发表公报,让学生耐心地接受、记忆和重复存储材料。这就是“灌输式”的教育概念(“banking”conceptofeducation)。.这种教育让学生只能接受、输入并存储知识。无疑,他们的确是有机会对所存储的知识进行收集或整理。但归根结底,在这种(最多是)误导的制度下,倒是人们自己因为缺乏创造力,缺乏改革精神,缺乏知识而被淘汰出局。因为离开了探究,离开了实践,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知识只有通过发明和再发明,通过人类在世界上、人类与世界一道以及人类相互之间永不满足的、耐心的、不断的、充满希望的探究才能出现。

在灌输式教育中,知识是那些自以为知识渊博的人赐予在他们看来一无所知的人的一种恩赐。把他人想象成绝对的无知者,这是压迫意识的一个特征,它否认了教育与知识是探究的过程。教师在学生面前是以必要的对立面出现的。教师认为学生的无知是绝对的,教师以此来证实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类似于黑格尔辩证法中被异化了的奴隶那样的学生,他们接受自己是无知的说法,以证实教师存在的合理。——但,与黑格尔辩证法中那位奴隶不同,他们绝不会发现他们同时也在教育教师。

另一方面,创新教育实践①者的教育的存在理由在于其调解的倾向。教育必须从解决教师与学生这对矛盾入手,通过调解矛盾双方,让他们同时互为师生。

这种解决方法不是(也不能)在灌输式教育中找到,相反,灌输式教育通过以下各种态度和做法,维持甚至激化这种矛盾。这种态度和做法整体上反映了压迫社会的面貌:

1、教师教,学生被教;

2、教师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

3、教师思考,学生被考虑;

4、教师讲,学生听一-温顺地听;

5、教师制订纪律,学生遵守纪律;

6、教师做出选择并将选择强加于学生,学生惟命是从;

7、教师做出行动,学生则幻想通过教师的行动而行动;

8、教师选择学习内容,学生(没人征求其意见)适应学习内容;

9、教师把自己作为学生自由的对立面而建立起来的专业权威与知识权威混为一谈;

10、教师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而学生只纯粹是客体。

灌输式教育认为人是可以适应现状、可以控制的存在,这不足为奇。学生对灌输的知识存储的越多,就越不能培养其作为世界的改造者对世界进行干预而产生的批判意识。

他们越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强加于其身上的被动角色,就越是只能适应世界的现状,适应灌输给他们的对现实的不完整的看法。把学生的创造力降到最低甚至抹杀其创造力,并使学生轻信,灌输教育的这种能力符合大多数人②的利益。

那些运用灌输式教育的人,不论是否有意(因为有无数出于善意的银行职员式的教师意识不到,他们所做的只会使人非人性化),没有觉察到存储物本身包含着关于现实的矛盾这一点。但这些矛盾迟早会使原先被动的学生转而反对对他们的驯化,反对驯化现实的企图。他们也许会通过现实的经验发现,他们当前的生活方式与他们追求完美人性的使命格格不入。他们可能从自身与现实的关系中觉察到,现实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经历着不断的改造。如果人是探索者,并且他们的本体使命是使人人性化,那么他们迟早会觉察到试图控制他们的灌输式教育所存在的矛盾,然后投身到解放自身的斗争中去。
但是,创新教育实践者③不能坐等这一可能性的实现。从一开始,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努力,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追求双方的人性化。教师的努力必须充满着对人及人的创造力的深信不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必须成为学生的合作伙伴

灌输式教育不允许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存在——而且必须这样做。教师与学生这对矛盾隐含在灌输式教育背后的是人与世界可以分离的假设:人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个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再创造者。由此看来,人不是意识的存在,确切地说,是意识的拥有者而已:空洞的“头脑”被动地接受着来自外部现实世界的存储信息。

因此从意识的灌输概念中可以顺理推出,教师的职责在于规范世界“进入”学生大脑的方法。教师的任务是对已自发出现的过程进行组织,把学生认为能构成真正知识的信息存储物“灌输”给学生。另外,由于人们把知识作为被动的实体来“接受”,因此教育应当使他们更加被动,并使之适应这个世界。受过教育的个体是经过改造的人,因为他更“适合”这个世界。语言课、阅读要求、衡量“知识”的各种方法、教师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距离、提升的标准:这一现成的方法中的一切都是为了消除思考。

银行职员式的教师意识不到,在他过于复杂的职责中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他也意识不到,一个人要生存就必须与其他人和衷共济。一个人不能强迫自己,甚至不能只是和学生一起生存。和衷共济需要真正的交流,但是教育工作者的指导观念却惧怕甚至禁止交流。

然而,只有通过交流,人的生活才具有意义。只有通过学生思考的真实性,才能证实教师思考的真实性。教师不能替学生思考,也不能把自己的思考强加给学生。真正的思考,即是对现实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孤立的象牙塔中,而只能通过交流才能产生。如果思想果真只有作用于世界之时才产生意义,那么学生便不可能屈从于教师。

实际上,提问式教育的自由实践,打破了灌输式教育的纵向模式特征,并克服了上述教师与学生这对矛盾。通过对话,教师的学生(students-of-the-teacher)及学生的教师(teacher-of-the-students)等字眼不复存在,新的术语随之出现:教师学生(teacher-students)及学生教师(students-teachers)。教师不再仅仅是授业者,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教师本身也得到教益,学生在被教的同时反过来也在教育教师,他们合作起来共同成长。

灌输式教育(倾向于把一切事物进行二分)把教育者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他在自己的书房或实验室里备课时,他认知了可被认知的客体;第二阶段,他向学生阐述这一客体。学生并不是被要求去理解,而是去记忆教师讲述的内容。学生也没有任何认知实践,因为认知行为所指向的客体是教师的所有物,不是唤起师生双方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媒介。因此,在“保存文化与知识”的名义下,我们拥有的制度既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也不能获得真正的文化。

提问式教学并没有把教师学生的行为进行二分,教师学生一方面是,“有认知力的”,另一方面是“讲解的”。无论是在准备一个项目还是在与学生对话时,教师学生总是“认知的”。他不认为可认知的客体是他的私人财产,而是自己与学生思考的对象。这样,提问式教学者从学生的反思中不断更新自己的反思。学生一一不再是温顺的听众——在与教师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是批判性的合作调查者。教师把材料提供给学生供其思考,当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他又重新考虑自己早先的观念。提问式教学者的作用是与学生一起进行创造。在这种情况下,信念(doxa)层面的知识被理念(logos)层面的真正知识所替代。灌输教育麻痹、抑制创造力,而提问式教育却不断地揭示现实。前者试图维持意识的淹没状态;后者则尽力让意识脱颖而出,并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干预。由于学生不断地面对世上与自己及与世界有关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会越来越强烈的感到受到挑战并且必须应对这种挑战。由于他们把这种挑战理解成是与总体背景里的其它问题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加以理解,结果,他们的理解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批判性,并因此而不断地使人感到不太生疏。他们对挑战作出应对又激起新的挑战,伴随而至的是新的理解;慢慢地,学生已全身心的投入。

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与教育作为统治的实践相反——否认人是抽象的、孤立的、独立的、与世界没有联系的;它也否认世界是脱离人而存在的现实。真正的反思考虑的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没有人的世界,而是与世界有关的人。在这些关系中,意识与世界同在;意识既非先于世界,也非后于世界。意识和世界同在:世界实质上是意识的外表,世界与意识实际上是相关联的。

在提问式教育中,人形成了批判性地认知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方式的能力,他们发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并与之共存。他们逐步明白,世界并不是静态的现实,而是发展的、在改造中的现实。尽管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独立存在的,不依赖于这些关系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或者是否被人们所认识),但是,他们采取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看法,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教师学生与学生教师对自身和世界同时进行反思,无须把反思和行动分离开来,因此也建立起真正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在这里,我们在分析的两种教育观念和做法再次相抵触。

①灌输式教育(处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试图通过把现实神话来掩饰一些可以解释人类在世是如何生存的现实;而提问式教育则以去除这种神话为己任。

②灌输式教育抵制对话;提问式教育则把对话看作是对揭示现实的认知行为不可或缺的。

③灌输式教育把学生看作是需要帮助的客体:提问式教育则把他们塑造成批判性的思想者。

④通过将意识与世界分离开来,灌输式教育抑制创造力并且驯化意识的目的性,从而也否认了成为具有更完美人性的人的本体和历史使命。提问式教育以创造力为依托,鼓励对现实作出真正的反思和行动,因此与人作为存在的使命是一致的,因为人只有投身于探索和创造性的改造中才是真实的。

总之,灌输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使人固化不变的力量,不承认人是历史的存在:而提问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以人的历史性为出发点。

提问式教育肯定人是处在变化过程中的存在——是不完美、不完善的存在,存在于同样不完美的现实中。其实,与其它不完美但没有历史意义的动物相比,人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他们清楚自己的不完善。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其真正的根基也正是在这种不完美与这种清醒的认识之中。人类的不完美性与现实的改造性需要教育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动。

因此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以重新改造。为了生存,它必须改变,教育的“期限”(从柏格森派哲学意义上来说)可以从相对立的变与不变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看出来。灌输式教育强调不变,由此变得被动;提问式教育一一接受的既不是循规蹈矩的现在也不是预先决定的将来——扎根于动态的现实,因此变得具有未来性④。

①原文为“解放者”;
②原文为“压迫者”;
③原文为“人道主义的革命教育工作者”;
④原文为“革命”。

读书记 | 贵州是中国食辣的起点

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时,船医迪亚哥·阿瓦雷兹·昌卡(Diego Alvarez Chanca)首次将辣椒带回西班牙,并且在1494年首次记录了辣椒的药用特性。

大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辣椒进入中国,即隆庆 — 万历年间。辣椒进入中国后,有很长时间是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的,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饮食。

中国最早有关辣椒的文献记载是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燕闲清赏笺·四时花纪》篇的一行文字:“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清康熙年间的文献《花镜》、《广群芳谱》等亦有收入辣椒。可见迟至康熙年间,中国人对辣椒的认知是一种观赏植物,因此辣椒在传入中国的最初一百年间(大略为十七世纪)未入蔬谱,而是记载于花草谱。

辣椒是以辛辣成为调味料的,但是我们常常说的辣味其实并非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身体没有味蕾的部位仍然能感受到“辣”的原因。

康熙六十年(1721年)编成的《思州府志》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这是辣椒最早用于食用的记载。

由于贵州是中国食辣的起点,兼以贵州的地理环境特别割裂而相互隔绝,各民族呈犬牙交错杂居分布,贵州吃辣的形式也是极为多样并深刻的影响了周边省份,油辣椒和糍粑辣椒对四川的影响很大,腌辣椒和鲜食辣椒对湖南的影响很大,糊辣椒和辣椒蘸水对云南的影响很大。

以上关于辣椒的记载,来自于9月读过的曹雨《中国食辣史 : 辣椒在中国的四百年》,这本书也一定程度促使我给成都游学的中学生布置了《无辣不欢的美食江湖》和《水火交融:没有什么事是一碗茶和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成都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这两个课题。

第一位读者

以前,我家门铃响通常两件事:邻居来买手工皂和快递小哥上门取件。

从上周起,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门铃响起时,我就比有人来买皂还开心,因为十有八九这是小区里的一名中学生抱着他1岁半的妹妹来借书、还书。

我一直想把自己的书房开放成为一个带有社区图书馆性质的二手书店。但两年来,有书,有图书馆,却一直没有读者。直至上周,第一位读者,终于出现了。


从兼做菜鸟驿站的“点滴超市”出来,看到老板的儿子在对面草地上,赤脚坐着看书,两棵杨梅树给他在阳光下铺出一朵阴凉,树间还挂着一个吊床。隔着一条道路看他,帅得不行,通身像在散发绒光——小兽身上绒毛一样细细密密温和的光。

他考上了贵阳一中新开办的私立李端棻中学,9月开学上7年级。李端棻中学和学堂新校区相隔也就两条马路。

“是自己考上的哦,不是交高费进去的哦!”花卷奶奶还说有次去他家取快递,听见他爸爸对他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成为人上人,否则就只能做现在这样的人下人。

边往家走边想:现在的小孩子,没有大人在身边“监督”的自由时间,不玩手机,不打游戏,却抱着一本书看,实在是稀奇。终于,还是忍不住折返去和他聊聊。

“你在看什么书呢?”

“叔叔好!”他抬起头,笑眯眯和我打招呼,眼睛晶亮,黑得透明。把书封面给我看,“我们一起打过球”,他说。

“哈!你还记得!”《口才三绝:会赞美·会幽默·会拒绝》,我觉得这书应该属于“正确的废话系列从书”,翻翻而已,没什么意思。

“听你爸爸说你喜欢看书,我没事也会看看书,现正在看《人类简史》,你之前都看过什么书?”

“看过《苔丝》、《简爱》、《呼啸山庄》、《雾都孤儿》,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爸爸就不买了。”

一看就知道,他爸爸是照着语文老师推荐的考试课外阅读书单买的书。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语文课外阅读书单是这些书,三十年后还是这些书。现在回头看,几十年如一日将学生的阅读范围框定在这些书,有问题,大问题——几代人读一样的书、一样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这培养的不是“人”,是国家机器需要的螺丝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读完有什么收获?”

“做事情要坚持努力,不能轻易放弃,根据国家的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同立场和年纪的人读同一本书会有不同的收获。老师曾经也告诉我说,这本书就是作者的经历,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后来我知道,这并不都是事实,并且读这部作品的中国人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多;我还知道作者在书里颠倒黑白,将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而战的民族英雄描写成了无恶不作的“匪帮”。像这些事实与老师所说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好多。”

“你从哪里知道的?”

“我除了读学校老师推荐的,还读更多学校老师没有推荐的书。我家里有一些书,如果你想看,下午4点后我一般都在家。”

“好的。等我妹妹睡醒我就去找你。”他指了指吊床,我才发现,里面睡着一个小孩子。

“你妹妹多大了?”

“1岁半。还不太会说话。”

“好的,等你妹妹睡醒。再见!”

对他是否会来,我几乎没报任何期望。

下午快5点时,少年抱着妹妹来了。

我带他去了书房。因为新学期要给学堂增补一些书,书房里,不但书架上,桌上、窗台上和地上都摆满了书。

“自己慢慢看看有没有想看的。如果没有找到,告诉我,我帮你去找来”我说。

选书的时候,他肉肉的小妹妹安静趴在他肉肉的肩上。

“叔叔,我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有一次是让写科幻作文,但我没怎么看过科幻的书,你有吗?”

“有。”我指第五个书架“在最上面一层。不过只有《弗兰肯斯坦》、《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沙丘》三部曲、《三体》三部曲、《安德的游戏》三部曲、《提嘉娜》和《火星救援》这些。”

“我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要不叔叔你推荐一本给我?”

“好。”我觉得这推荐的第一本书,很可能就决定了这位少年还会不会再来,以及他以后很长时间还会不会继续读这类书,所以这本书应该有趣、阅读顺畅且想象力足够又不会太丰富到超过他的理解范畴。我站上椅子爬在书架上,取下《安德的游戏》递给他,“这本关于人类和虫族星际战争的很有趣,你可以先看看。”

“好的。”

“另外,我想把这本书当做见面礼送给你,你能来,我很开心,希望你能常来,我几乎每周都会买新书,如果你有想看的书也可以告诉我。”

少年他很感谢我推荐和借书给他,但无论怎样都不肯收下《安德的游戏》,说看完就还回来换另外的书。

最后我说“有读书人来访,我很高兴。这是长辈送给喜欢读书的晚辈礼物,如果拒绝就太无礼了”他才收下,抱着妹妹告别。

他看书的速度和我一样。

第二天中午,他就来借《安德的游戏》三部曲的另两本,第三天还回来这两本,借了两本,第四天借了三本……

我这四十几年,该看书时,没书看;有机会看书时,没好书。现在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一年读几十本书,除了在恶补早年欠下的帐,更是希望给正在迅速成长且心灵还没有被蒙蔽的女儿和新一代,在他们求知旺盛时不会因为没有书可看而去不加选择的读一些垃圾——人若从垃圾中汲取生存的精神资粮,最终都只是蝇营狗苟,忘了自己原本是人。

早餐后,花卷和我在花园里看书,她突然抬起头问我:“爸爸,今天那个哥哥会来换书吗?”

读书记 | 阅读的风险

“这是我记忆中,最为安逸舒适的一个假期,整天只需要投入全部的脑力去做一件事”,我对太座大人说。

这一周翻看了七本书。因为都是一些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所以平均一天一本,每天的阅读量在三十万字上下。我的阅读速度在每分钟五百字左右,只是一般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不过用来读书的时间多了一点,每天差不多十个小时。

这七本书——

上个学期因为要给学生的阅读课选书,看过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这周接着看了《死者代言人》和《安德的影子》,“安德的游戏三部曲”就看齐了。我将这“三部曲”列入了新学期学堂图书馆新增馆藏书单,除了《安德的游戏》和《死者代言人》在两年内连续两次包揽了“雨果”和“星云”这两个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还因为这个系列较“硬核”的科幻性和其中关于人性和哲学的探讨。当然,与之相对的是,书单里也列入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和《流浪地球》。

巴里·斯通的《隐修者》作为工具书,是一本不够全面的《隐修者名录》;作为人物传记,又太简略,大多只是一些小故事。可能是作者研究其他领域的附带产出,顺便就结个集出个书。

《地道风物·贵州》不够“好看”。就像你参加了一个好像很有趣的聚会,来的都是大咖,尬的都是热点,人物够分量,内容够硬核,但是人人都“端着”从自己的角度告诉你,他才是这场聚会的正确打开方式。

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塔洛》,一系列透着淡淡西藏风情的小故事,单纯的人物、不动声色的旁观描述,和平淡的生活一样让人欲言还休。看了书,去找了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塔洛》来看,是我喜欢的黑白片,但拿金马奖的片子好像都比较“闷”且有一种让你喜爱的特质,就像夏天里一杯平淡、真实的凉白开,例如《大佛普拉斯》。

这两年,摄影方面的书看得不多。在书房捞书时看到这本差不多一年前在二手书店半价淘来的顾铮的《像你我一样呼吸/一个世纪的摄影传奇》,几位世界著名摄影师及其作品介绍的评论集。又见顾教授。顾教授的书我看过几本,开始觉得新奇有见地,慢慢看得多了,觉得还是那些摄影大师的作品精彩,他的文字反倒显得多余。

毛尖的《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是2015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的电影评论文集。里面随笔杂感的文章篇幅都不长,我几乎可以透过文字,看到一个精致的城市女子是如何在带花园的咖啡馆里打发午后闲暇时光的。不是我喜欢的作者类型和写作风格。并且,国内的各种奖的质量,也是越来越当不得真。

看书最大的成本就是生命(时间)。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投入了最大的成本,看到的却是一本“烂书”。所以,选书比读书更重要。但没有看过足够多的书,又怎么知道该读什么书呢?或许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更愿意让别人先帮他读书,更在意权威人士的推荐,由别人来告诉他这本书如何,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看的原因,也或许因此才有了“畅销书榜”。所以我基本不看国内“畅销榜”上的书,因为那些一味迎合趣味的书才是风险最高的书——怎么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智力还不如你又“别有用心”的人?

有统计数据说,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年均7本,日本的年均40本,俄罗斯的年均55本相比,中国人阅读量少得可怜的这个现状,国内的出版传媒要负首要和绝大多数责任——出版太多垃圾,又找一帮托儿(我称之为“人民的饲养员”)来把读者当做牲口投喂这些垃圾,浪费那么多纸张,污染了精神,也污染了环境——离开学校后就几乎没再怎么读书的荻野明夫和荻野悠子们,也似乎在享受这种饲养。或许他们是在等待自己孩子来救赎。现在的孩子,肩上担负了太多他们不该也无力担负的。

【读书记】从未存在过的海盗共和国

美国人科林·伍达德(Colin Woodard)的《海盗共和国:骷髅旗飘扬、民主之火燃起的海盜黄金年代》一书认为“反抗暴君、撼动初创大英帝国基业的海上叛变、被迫陷入停顿的跨大西洋贸易,以及点燃日后美国革命的民主观点……海盗共和国是这一切叛逆的中心,那里是威权时代的一个自由区。”

我向来不惮于质疑权威。我认为从“国家”的定义来看,书中所描绘的“海盗共和国”,其实从来就没有真实存在过。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和政府三个要素组成的。“海盗共和国”是否具备或曾经具备了这三个要素?

国土

位于加勒比海的“海盗共和国”,在从1715年至1725年这为期仅十年的“海盗黄金年代”里,不论是本杰明·霍尼戈和他的两位“弟子”——“黑山姆”山谬·贝勒米、“黑胡子”爱德华·蒂奇,还有查尔斯·范恩这海盗们的四大领袖,还是喜欢奇装异服的“印花布杰克”约翰·拉克姆、恶名昭彰的奥利维·拉其布、戴假发的保斯格雷福·威廉姆斯和女海盗安妮·伯尼等重要的海盗,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能够行使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的一片领土。牙买加不是,维京群岛不是,拿骚也不是,即便霍尼戈在1716年6月武装了拿骚,他也知道“英格兰、法国或西班牙只需要派三四艘军舰到拿骚,他们就玩完了。”于是一个月后,海盗们重新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会合,随后,霍尼戈因为拒绝劫掠英格兰舰船而被船员罢黜,只带着二十六名忠诚的部下“在羞辱中回到巴哈马”。

海是公海。如果说海盗船就是海盗的国土,那海盗领袖们都没有固定的“国土”。海盗船队的舰只数量从一艘到数艘根据需要时多时少,他们总是不断虏获,然后放走空船或干脆一把火把船“烧到吃水线以下”;需要新的就去抢,甚至旗舰也并不是固定的。例如:1716年11月,“黑山姆”山谬·贝勒米率领以“玛丽安”号为旗舰的海盗船队,拿下了有二十六门炮的英国全帆战舰“苏丹娜”号,并将其作为新的旗舰;三个月后的1717年2月,“黑山姆”海盗船队攻下武装商船“维达”号后将其作为新的旗舰,而原来的“新”旗舰“苏丹娜”号在卸下所有的货物和大炮后,交给了原“维达”号船长普林斯开走。

人民(民族)

“海盗共和国”拥有特定的“人民”——海盗领袖和他们数量庞大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追随者群体。
“海盗共和国的消息传遍整个西半球。心中不满的人们持续从其他殖民地拥入拿骚,而且不全是水手。因为在牙买加,巴巴多斯、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等大农场经济体里,小农夫难有容身之处。”这里在海盗的统治下“成为许多逃跑奴隶与自由混血儿的庇护所,许多人移居至此,加入海盗或加入支持他们的商人、农夫和店主行列。这个流氓国家的存在,撼动了周遭的奴隶社会。”

1716年,“黑山姆”山谬·贝勒米的“玛丽安”号上的“九十名船员由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典人以及非洲裔黑人组成。大部分人二十五岁左右或三十出头,他们是自愿成为海盗的前水手与私掠者。”

除了农夫和奴隶,大量水手也自愿加入海盗的原因是什么?

“在英格兰的社会阶层中,水手甚至比农场劳工的社会地位还低。”而船舱里充满恶臭、呕吐物、恐惧和各种疾病,“许多人都痛苦地死去。”同时,船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许多船长的残暴骇人听闻。“一趟航程下来,有四成船员死掉都是很平常的……即使是撑完服务期的水手,也很少能够拿到应得的工资。”所以当船只在海上被海盗掳掠后,往往会有船上的水手自愿加入海盗。

成为海盗,不但重获自由,而且还有分赃公平、政治自由的海盗法则保障每个海盗的利益,这完全就是一幅与之前“比地狱还惨的水手生活”完全不同的平等主义,甚至就是天堂的景象。

政府

“海盗共和国”没有国土和政府,但却有“人民”和其“人民”(海盗们)的英雄“海盗王”(pirate king)亨利·埃弗里定下的海盗法则。

埃弗里成就功业时,开创“海盗黄金年代”的黑山姆、黑胡子和范恩还是孩子;正是他的冒险,启发并鼓舞了海盗黄金时代。

埃弗里不得不成为一名海盗时,“他们一共有八十五人,除了一名船医,其他人都是自愿的。”埃弗里召开全船大会,他们定出一个未来公平分赃的办法:在大部分的私掠船上,一般船员可以分得一份,船长可以分得六份至十四份,而海盗船长只能多拿一份,他的副手则多拿半份。他们会以民主的方式作出重大决定,唯一的例外是战斗时刻,战斗时船长拥有绝对的命令权。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并推举埃弗里为船长,并投票将自己的船重新命名为“幻想”号。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黄金时代”的加勒比海盗们,一直沿用埃弗里的海盗法则。

“黄金时代”的加勒比海盗们会选出自己的船长。“如果船员信任他的领袖,满意他的表现,会追随他到天涯海角。相反,他们会在眨眼间就罢免他。”海盗在战斗时赋予船长绝对的权力,但其他多数事务都是在船员大会上以民主方式决定的,包括要去哪里、要攻击什么、要留下还是释放囚犯,以及如何处罚同伴的违规行为。此外,船员靠着选出其他的船上长官进一步确保自己的权利:他们会选出船需长,这个人必须让食物、战利品和任务都能公平地分配。

本杰明·霍尼戈是经全体船员大会推举为的船长;黑山姆经船员的同意才能接掌“苏丹娜”号;因为拒绝船员进攻法国护卫舰,并且依据“船长在战斗、追逐和逃生时”有绝对的权力的海盗法则,船员们不得不遵守范恩的决定,但这也让范恩付出了惨痛代价——隔天脱离危险后,“印花布杰克”召开船员大会,自信地以投票挑战范恩的领导权,最终范恩遭到罢免“被冠上懦夫之名,指挥权被剥夺,带着耻辱的印记被赶出船员的队伍。”

海盗共和国的另一种可能

“每一个牙买加人都知道,巴哈马群岛是完美的加勒比海盗基地。这个拥有七百座小岛的群岛西侧靠近佛罗里达海峡,也就是南美、墨西哥、大安地列斯群岛(包括西属古巴、英属牙买加以及法国新殖民地伊斯帕尼奥拉岛),是每一艘前往欧洲的船只的航道……海盗可以躲在迷宫般的岛屿,利用上百个少有人知道的下锚处,取得饮水与新鲜水果,并在那里清理和修复船只,还可以安全分赃……更重要的是,巴哈马并没有政府,从1703年7月的法西侵略后就再没有了。”

所以,此时,海盗领袖霍尼戈哪怕在一些从未被殖民的无人岛屿——而不是英国殖民地拿骚——宣示占领并建立政权、宣布独立,依托海盗法则这脆弱的民主制度,通过这条连接几个大陆的贸易航道开展“合法”的国际贸易而不是一味烧杀抢掠,他们的舰队甚至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一个世纪后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或许能帮这群“充满浪漫气息的恶棍”建立出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真正“海盗共和国”也未可知。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读书是我让自己享受的唯一乐趣

在从二十四书香书店回家的路上,花卷说她有一个愿望,就是少一些暑假作业,能有更多的时间读更多的书。

听到这个愿望,我心里由衷感到高兴。立马就答应她,原本每天都需要完成的语文、数学和英语附加作业(因为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她在暑假开始的两周里就已经全部完成),现在可以调整为每天只完成一样就好,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了。

“耶!太好了!那……爸爸,我太喜欢《八十天环游地球》和《小鹿斑比》了,还可以再买几本这样的书给我吗?”

“当然可以。”

由于二十四书香书店的童书种类非常有限,于是回到家,我就在当当上给她买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秘密花园》和《海底两万里》等同一个系列的六本。现在她的藏书,已经超过200本,而且几乎都认真读过——除了《纳尼亚传奇》全套,因为对她这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字太多,读起来有些难度,目前第三本还没有读完。

这个暑假开始的时候,在妈妈的鼓励下,花卷还开启了自己的喜马拉雅读书分享电台,目前已更新到第七期,虽然只有5位订阅用户,但这并没有对她的阅读和表达形成阻力。阅读对她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才能看到,但在我刚刚翻完的《富兰克林自传》里,阅读、思考、行动,这三个词贯穿并成就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生。

本杰明·富兰克林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6名,他的头像被印在1928年以来每个版本的100美元上。在自传中,他关于择业、择友以及个人和公益事业的推动和发展,几乎都和“阅读”有关。例如:

▌我自小就喜欢读书,手里有点零钱,总要拿去买书。由于喜欢《天路历程》,我的第一批收藏就是约翰·班扬的文集,是一些分卷的小本子。后来我又把它们卖了,好凑够钱买R.伯顿的《历史文集》;这些都是从小商小贩手里买到的小本子书,价格便宜,总共有四五十本。我父亲藏书不多,大都是一些论战性的神学著作,大部分我都看过了,我一直感到惋惜的是,在我求知若渴的时候,却见不到更加适合的书,因为我已经铁了心不当牧师了。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倒是有,里面的东西我可是百读不厌,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些时间花得极有价值。还有一本笛福的书,叫做《论计划》,另外一本是马瑟博士的书,叫做《论行善》,后面这两本书扭转了我的思想,从而影响了我未来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

▌由于我嗜书成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做一名印刷工……这时候,我已经能够接触到一些更好的书了。由于认识了几个书商的学徒,我有时候就能借到一本小书,我看书非常小心,很快就能干干净净地归还。书要是晚上借的,第二天一早必须归还,以免被以为丢失或缺货,我往往在自己的屋子里开夜车赶着读。过了些日子,有一位精明的生意人由于经常光顾印刷所,注意到了我,他藏书颇丰,便邀请我到他的图书室去,好心借给我一些我爱看的书。

▌现在我开始在镇上的年轻人中间结交朋友了,这些人都喜欢读书,我和他们晚上聚在一起,过得十分惬意。

▌当时的纽约总督伯内特,也就是伯内特主教的儿子,从船长那里得知乘客中有一个青年带了很多书,便希望船长带我去见他。于是我登门拜访了他。总督待我非常客气,还领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这是个很大的藏书室,我们就书和作者聊了半天。这是让我享受其眷顾之荣的第二位总督,像我这样一个穷孩子,真感到喜出望外。

▌我在小不列颠街住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姓威尔科尔斯的书商,他的书店就在隔壁。他搜罗的旧书可海了去了。当时还没有流动图书馆;但我们讲好了一些合理的条件——具体的内容现在忘了——我可以借阅任何书籍,看完就还。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便利,便尽可能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着手实施第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计划,那就是成立一个会员制收费图书馆……这可是北美会员制收费图书馆之母……这些图书馆改进了美洲人的总体交谈,使普通商人和农民变得像从别的国家来的绅士一样聪明睿智,也许对所有殖民地团结奋起维护打的权益有所贡献。

▌这个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勤学苦读、不断改进的途径,为此我每天匀出一两个小时,这样便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父亲一度想让我接受的高等教育的缺失。读书是我让自己享受的唯一乐趣。

另外,在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给邓巴上校的士兵提供的行军补助清单中,来自中国的高级绿茶和高级武夷茶两项,为我《厦门:中国茶拉开的美国独立战争序幕》这篇关于厦门游学的背景知识中,“波士顿倾茶事件”倾倒的主要是中国的武夷红茶提供了一条佐证。更多的证据,相信我能在美国人萨拉·罗斯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这本书中找到更多。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从寺院回到家里换个地方继续“闭关”——陪女儿、吃饭、上厕所、看书、看电影。

“事实”与事实

先翻了两本“禁书”:老威(廖亦武)的《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和张正隆的《血红雪白: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辽沈战役卷》。

看完这两本书,大概就知道为什么被禁并且不得再版了,没写什么,就是写了些事实。如果事实不能得以正常表达,那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事实”是不是事实?

我觉得《漂泊:边缘人采访录》里对人物的访谈还是过于表面,可取的应该不是文笔,而是平淡乏味的对话所呈现的未经粉饰的、宏大叙事下被掩盖和忽略的细微现实。我尤其对“小姐”和朝圣者这两个访谈印象深刻。20年前我是一家酒店的员工,与一群“小姐”朝夕相处了八个月,后来在2009年敲下、2018年重启这个博客又贴出来的这篇《此生不会再见》,记录的就是那段和她们一起生活的时光。可惜当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丢失了很多细节。

知道《血红雪白: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辽沈战役卷》这本书,是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三部《关山夺路》里。现在翻完,也算是给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做了个补充。关于书里“原来历史是这样的啊……”的好多内容,估计就算我引用出来,这篇日志也会被禁止访问,所以作罢。

成都和微观历史

翻完李颉人的《死水微澜》,算是又延续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王笛系列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成都和微观历史这条线,后续会继续沿着李颉人“大河小说三部曲”的《暴风雨前》和《大波》走走看。

外国人

和史上众多的革命家和恶征服者一样,从拿破仑到斯大林再到希特勒,对于他们的国民来说他们其实本是外国人。

1933年,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成为纳粹德国元首。

1785年,16岁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他要解放科西嘉,尽全力赶走法国人。1804年,他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1924年,格鲁吉亚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也许是翻译的问题,也许是被删减内容过多导致内容粗枝大叶,有的地方还跳跃不连贯,“拿破仑传记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的[德]埃米尔•路德维希的《拿破仑传》和“全球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希特勒传记”的[德]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都翻一半读不下去,名与实不副。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不知道我乱翻书的这条线会延续到哪里,这种不带功利目的的阅读,也才是最舒服的。时间才是最好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