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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与微观历史

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的书,除了今天翻完的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还看过《街头文化 :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继续看的还是王笛的书——《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消失的古城 : 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

之前翻过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翻完王笛的这几本,算是对微观历史的写作和学习历史的角度有了一点点了解。

六月最后一周的周末,去到惠水县民族中学,完成了我的最后一次“囊萤照书”公益读书项目的分享。在给高中生的分享中我说,我的到来,就是来颠覆你们过去十几年接受的教育的。我和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的塑造,都是落在一个宏大叙事里,我们生活于时代,为时代所裹挟,一个人如果不能为时代所用,就会被抛弃,就连读书这件很个人的事情都被赋予了“为中华之崛起”的宏大使命。我认为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其为“人”的本身,而只是庞大建筑和体系的一块砖、一片瓦、一个符号、一颗螺丝钉,那就是这部庞大机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零件;姓名就是产品串码,例如在身份识别系统中的身份证号码,每个人的这串数字和你的车的车牌号、你使用的软件的版本号,从数字符号和其指代的对象上来看,并没有太大不同。如果有人认为人和物是有不同的,那只是有如此想法而活着的人也如同蝼蚁一般——你会在意刚在花园里看到从土里钻出来的那条蚯蚓叫什么名字吗?你会在意今天捉到的这只金龟子和去年那只有什么不同吗?他们只是蚯蚓、金龟子而已,就如同我们都只是宏大叙事中的“群众”或“人民”,而已。所以,我之所以是我,你之所以是你,不是在宏大叙事里,而在我成为我自己,你成为你自己的各种美好细节里。否则,你和我是不是要有不同,这都是一个问题。

光与盐

上周末,去二十四书香书店取回预购的许晖签名版《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396页30万字,一天半翻完,原来是这样哦——“高足”原来指驿传制度中的骏马、“无它”原来是古人相见的问候语、“哄堂大笑”出自一项有趣的制度……好考据,不买弄,满满干货又有趣。

现在,我看过的许晖的书,《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和《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不可不知的100个最中国的汉字》系列三本,加上这本已六本。“最中国的汉字”系列,我看完后太座大人带着女儿在读;“丝绸的路上”两本,是我给学堂的学生做“丝绸之路”游学课程的补充材料。下个学期包括游学在内的课外教育工作,将由本地一位曾驾驶一辆国产面包车,从贵阳到罗马30000多公里跨越亚欧大陆16个国家的90后“厂矿子弟”公路旅行者来负责,他的游学设计,肯定会更适合学生,更接“地气”也更酷。

“把许晖叫到贵阳,为我签售200本他的《100个汉语词汇中的风俗史》,有些为难他。以他的说法,写书这么多年,出书比肩高,第一次作为作者在一家书店作签售”,书店老板秋蚂蚱在他朋友圈的“书店小记”里说。如果不是因为朋友圈里还有这样不多的几枚倔强残喘在这个现世的灵魂,常常提醒我世界还有另外的样子,微信我早就卸载了。他们是我生活的光和盐。

在家庭,女儿16岁以前,我要努力去成为她的光和盐,“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8:12) 对学生,我只是向导,带领他们去发现这世界的光和盐。在这里引用了《圣经》中句子,不代表我的信仰有动摇,我仍然是佛教徒。

看完《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开始翻《阿弥陀经笺注》,遇到个小麻烦,我不能在蹲坑时读佛经笺注。从书架上抽出狄更斯的《双城记》,出发去闭关前,肯定能翻完。

下午女儿“进城”学写大字,我逛二十四书香书店等她,临走买了萨拉·罗斯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这样,加上书架上待读的科林·伍达德《海盗共和国:骷髅旗飘扬、民主之火燃起的海盜黄金年代》,甲骨文从书我就有两本了。或许我会慢慢凑齐整套甲骨文从书。

每次逛书店都要买一两本书,否则我会觉得时间真正是毫无意义被浪掷;就像去菜场,如果连一根葱一个蒜都不买就走,那不仅仅是“入宝山而空回”,更是对自己生活的放弃。

再见流水账比尔

连日早晚暴雨,电闪雷鸣,这个端午假期,除了去医院探望老父就是在家看书看电影。

贵州雨水丰沛,但阳光稀少,省会“贵阳”的地名来源,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为:郡在贵山之阳故名。但我更愿意相信这里因为天无三日晴而阳光珍贵故名。

继《空谷幽兰》和《禅的行囊》后,这个星期翻完了《丝绸之路》和《寻人不遇》。至此,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比尔·波特(BillPorter)在中国旅行的七本游记我已看过四本,并对他的其他作品失去兴趣。终于受够了流水账比尔的游记风格。

看过的这四本比尔·波特游记,风格保持一致,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流水账记事,在文学价值上乏善可陈,甚至在社会价值上也远低于他的同胞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但他们的作品对中国人了解中国有很大帮助。我知道这看起来有一点讽刺意味。

我翻过一些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笔记,流水账比尔也让我看到写作的一种方式——类人类学者田野写作的……乏味和嚼劲,这有点像嚼中药里的甘草,粗糙干硬后有淡淡回甘。或许正是这一点粗糙的回甘,才让他的书在国内一直都卖得还不错——谁让这个老外比多数中国人对中国还充满好奇,知道更多一点中国的历史,还更多了一些通过旅行去探究未知的勇气呢?!

《娱乐至死》:固步自封者的狭隘

尼尔·波兹曼在他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中认为,(电视使)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本书出版时是电视时代,现在是智能手机时代。每一个技术进步带来的划时代传播方式改变,就总会引来一波从道德到理性的质疑和担忧,就像印刷术—报纸—电视—互联网(PC)—智能手机,要不了几年,新的传播工具带来的新传播时代又会来临,但世界仍旧在继续,并没有因此毁灭,如果有什么发生变化,那就是变化本身。

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在当年3月之前就卖掉10万册。如果是在1985年,一本书必须要在两个月内卖掉800万册才能比得上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在今天,一本书需要卖掉2400万册才能比得上这个比例。然而,一个思想、一篇文章、一本书,要传遍2400万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在1776年需要2个月,现在只需要2天。两百年前,从英国到美洲需要3个月,现在一条消息传播同样远的距离只需要3秒。

科技和人类的进步,通常都源于人类的欲望和原始本能。推动进步的是《娱乐至死》这样对未来充满恐惧的固步自封者——或可称之为时代的局限,还是具有创新力量和探索思维的人?

这一周,勉强翻完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半部《观无量寿经》。以上对《娱乐至死》的看法,我觉得可能会二刷以确认,但那得在我把看书的速度降下来以后。这周的看书速度,比以前是慢了一些,但还不够慢,要再慢点,从近90本/年的速度减速到15本/年,即控制在差不多1个月1本的速度。速度慢下来,书的种类所占比例也要调整,佛经的比例大概要占到50%还要再多一点。

“净土五经”中,还有《佛说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佛经》没有读过,下周的目标就是把这两部经先读一遍。

反乌托邦三部曲终章

“人类就像是一本小说,要翻到最后一页你才会知道结局是什么,否则就不值得一读了……”
——扎米亚京《我们》

“文字就像X光。如果你运用恰当的话——它们能够穿透一切。”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在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为政治领导人服务的无所不能的干部及其麾下的管理者大军控制着一群不需要实施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奴役身份。让他们爱上奴役就是安排给当前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部门干事、报纸编辑和学校老师的任务。但“我宁愿做自己,”伯纳德·马克思说道,“做卑微的自己,也不愿做别人,无论那会多么快乐。”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乔治·奥威尔《1984》

终于,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后,这周翻完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只是顺序正好颠倒了过来,先看的《1984》是第三部,接着《美丽新世界》是第二部,今天看完的《我们》是第一部,也被称作“源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事情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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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乱翻书】人活着活着就死了

翻了汪曾祺的两本,《人间草木》后半部的“联大师友”,远比前半部的“一果一蔬”碎碎念有趣得多;《受戒》翻过后没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倒是觉得和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戴明贤的《石城安顺》风格很像,都是描人物,讲风物,叙人情。

芥川龙之介的《河童》,比《罗生门》逊色得多,我再次怀疑国内对日本作家的宣传有些言过其实,或者只是出版社、书商为了书卖得更好。如果说要同类故事,1600多年前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1300多年前唐传奇小说里沈既济的《枕中记》,以及之后一再被人续写改编《枕中记》的唐《南柯记》、宋《南柯太守》、元马致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汤显祖改编《邯郸记》以及清蒲松龄作《续黄粱》都更好看;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也不够“生猛”。

今晚翻完了米奇·阿尔博姆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这本书是“三近斋读书会”五、六、七年级本周四开始要学生读的书。翻完书才想起我看过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电影看的时间太久,只依稀记得碎片而没有情节,倒是书让我有了新的收获,摘录打卡,说不定多少年后偶然翻起也有个索引,毕竟,人,活着活着就死了:

人们以为天堂是乐园,他们可以在云头漂浮,在河中嬉戏,在山间漫游。但是,景色再美,没有心灵的慰籍,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有的父母都伤害孩子。谁都没有办法。孩子就像一只洁净的玻璃杯,拿过它的人会在上面留下手印。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脏,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裂,还有少数父母将孩子的童年摧毁成不可收拾的碎片。

父母们很少会对他们的孩子放手,所以,孩子就对他们的父母放手。

望而生畏的事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这是冯友兰的《抗辩书》中一段。《抗辩书》是北大校史上不可忽视,却又被长期淹没的一篇雄文。这篇文章,我也是在读《民国风度》这本书时才知道的。现在的北大已不是1939年的北大,就算土地建筑仍旧,但也没有了使之熠熠生辉的群星——星斗其文,赤子其心(沈从文语)。

最近一年越来越焦虑。焦虑自己学识浅薄,不足以成为教书育人者,最终误人子弟;焦虑知道的知识不多而亡命看书,却越看越心虚,虚自己的鄙陋而又不得脱身,最后,不得不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上面,自己对不对得起自己,是大问题。怎么对待和解决这个问题?还是看书。

除了必读必讲的“硬”书(不可看错、记错的重要),看闲书、“软”书(不费气力翻看)看似随意,又往往能发现对“硬”知识的补充,“硬”书就像墙砖,“软”书就像砌墙的砂浆,两者独自存在不是过硬就是太软,而一结合就更为可靠。如果有人荐书,几百字寥寥略把要点、背景一说,就可节省找书人大把时间,或者说大幅降低“发现成本”,所以最近又翻了从二十四书香书店淘来的梁文道《我读》系列第4本,之前淘来第2本,因是旧书,可惜不成套。

有两本,翻了一半没法继续。一本是胡兰成《禅是一枝花》后的《心经随喜》,奉承日本金主的风和日丽小清新,不可视为对《心经》的严肃认真的解读,所以没法继续,看不下去;一本《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一卷)》,需要大量的时代背景知识,否则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例如:黑胶唱片和贴着白色标签的醋酯唱片挤在一块,还有那些娱乐明星的签名照,光鲜的人物照——杰瑞·维尔(Jerry Vale),阿尔·马蒂诺(Al Martino),安德鲁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路娶了她们中的一个),纳·金·科尔(Nat King Cole),帕蒂·佩奇(Patti Page),板刷头乐队(The Crew Cuts)——几台落地式卡带翻录机,一张深褐色的木质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法继续的,放回书架,或许有机会继续,或许就这么不续了。此刻,手边的是王鼎钧《古文观止演义》。“汉字简化之前,中等文化的读书人,阅读《古文观止》没有障碍,只有感悟不同。今天,非古典文学专业的文化人,读《古文观止》,离开注释和工具书,成为望而生畏的事情。”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
——安东尼·伯吉斯

上学期结束,我给学生的假期作业是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并完成读书笔记。明天就是开学典礼,学生们都要带着作业回来报到了。

今天我又翻了一遍这两本书。每多翻一次,就愈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讽刺小说,书里描写的就是现实。尼尔·波兹曼认为,“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后续,接着翻的就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1984》

1、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意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与那里的被奴役地位, 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

2、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

3、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4、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我们很明白,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

5、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6、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像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整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他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7、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的擦干净写上新的内容。


《动物农场》

拿破仑已经谴责过这种和动物主义精神相悖的思想。真正的幸福,他说,在于勤奋地工作和节俭地生活。反正农场似乎是越来越兴旺,但动物们却没有越来越富裕——当然,猪和狗除外。也许这部分是由于农场有太多的猪和狗。倒不是说他们就不工作了,而是他们有独特的工作方式。正如尖嗓客总是乐此不疲地解释的那样,他们承担了监督和管理农场的重任。这些工作大多数是其他知识贫乏的动物无法理解的。例如,尖嗓客对大家说,猪每天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各种叫做“档案”、“报告”、“会议纪要”和“备忘录”的神秘玩意。这些东西是大张大张的纸,上面写满了字,而且一旦写满就要丢进火炉里烧掉。这对农场的安危是至关重要的,尖嗓客说。但不管怎么样,猪和狗毕竟不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粮食,再说他们的数量非常多,胃口又总是很好。然而动物们没有放弃希望。再说,身为动物农场的成员,他们一刻也没有失去光荣感和优越感。每当听到礼炮轰鸣,看见绿旗在旗杆上飘扬,他们心里会充满永久不灭的骄傲,话题总是转到从前的风云岁月,琼斯如何被赶走,如何制定了七大纪律,还有几次挫败人类进犯的伟大战役。

【囊萤照书】世界因为不同而精彩

不管是一首歌、一句诗还是一座雕塑、一幅油画或一个园艺设计,一件作品从完成的那一刻起,它就和作者脱离了关系。就像成熟了的瓜从藤上掉落、蒲公英的种子在风里飞走。作品的创作者,只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它,并赋予了这件作品生命和初始的特性,但最后这件作品在时间、社会和读者中最终“成长”为什么样,被赋予什么样的象征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了作者的创作想象——甚至作者的肉身消亡后,其生命的一部分也会因自己的作品而换一种形式继续“活”下去。这种时候,我们很难说,到底是作者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内涵和生命,还是作品延续了作者在时间概念上的生命。

这就像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千个哈姆雷特里面到底有没有莎士比亚的那一个,恐怕莎士比亚也不清楚;就像同一个事件中的一百人来回忆和解读他们共同参与的这一事件,也会有一百种角度,然而细节再丰富,也不再是事件其本身,只有“无限接近的真实”。

一本书也一样。如果读出的是以为作者想要告诉你的那种通用解读,甚至是别人咀嚼后固定下来的标准解读,那只能说是做了一次“蔗渣”式温习。如果读书能够抱着怀疑的态度,怀着这本书的理解真的是这样的?会不会有其他的解读?抱着探究的心去阅读、了解,并不惧怕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最终跳出局限而得出自己的见解,这才最为可贵,因为人与人本来就是不同的。

同一本书,如果不同的人竟然读出同一个答案、固定的回答、不变的标准,我认为这一个个读者就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个个符合标准但毫无个性、人性的产品,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不会有五彩缤纷。

所以,我从142篇读后感中选取这篇成为唯一的优秀奖,是因为作者在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已超过180年的老作品里,从流行、通常正确和没有人去怀疑的固定“正确”解读的“镜子后面”——另一个角度,读出了新的“幸福”。

罗素说,“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只有保持世界思想、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

——对往西公益“囊萤照书”项目2018-2019学年上学期学生读后感优秀奖作品评语

【乱翻书】福泽谕吉,印在一万日元上的教育家

前天收到网上买的二手书,其中就有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2版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今天再读《劝学篇》,是这几年的第三次。现在电脑里也有这本书的电子版,但固执觉得,书不是拿在手上,摩挲过纸面一页一页翻过,就不能算是真正读过。这是绝症,没法治。

这本《劝学篇》是福泽谕吉十七篇文章的合集。这些文章虽然写于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期,但其中见解就算在今天也不过时。并且今日国人的诸多知行,竟仍不如一百多年前人。从1984年起,日元最大面值的一万元纸币上印的头像已不是圣德太子,而是福泽谕吉,这也表现出日本人对这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纪念和肯定。

下面的《劝学篇》概要,是我从这十七篇中截选出的章句编辑而来的读书笔记,因职业关系,更多关注在教育相关方面。

《劝学篇》概要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人不学无智,无智者愚人。”所以贤愚之别也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

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则须求学,这就是学问所以成为首要任务的原故。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做事的方法。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现在人们评论学校,不是说这个学校校风如何,便是说那个学塾管理如何。世间作父兄的人,专门关心校风管理之事。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人们在评论西洋各国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因此我认为主办学校的人,不要将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其他不良的学校相比较,而须参照世界的高水平的学校,来判定其是非得失。校风好和管理严密,虽不失为学校优点之一,可是这种优点正是学校中最不足挂齿的部分,毫不足夸。如果要想和高水平学校相较,就应在别的地方加倍努力,所以谈论所谓管理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时,决不能因管理周密而感到满足。

学生谨慎用功,乃人之常情,不值得特别表扬。仅能念诵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也不能叫做学者。人生的目标应有更高的要求,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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