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荒野的哲学:自闭的NGO——黔山毛豆访谈

这是2013年一次偶然的谈话记录,对我来说也具有某种“分水岭”的意义——从此以后,“黔山毛豆”成为一个普通的网络ID,我也彻底离开NGO。现在(2018年)回头看,5年前的自己仍轻狂如少年。而今,戾气从随身的包里掏出来,藏到了角落里,就像一包藏起来的炸药。太座说,是女儿拯救了我。


“各种未来•走向荒野的哲学”
自闭的NGO
——黔山毛豆访谈

受访者:黔山毛豆,《黔首报》发起人
时间:2013年7月3日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西西弗书店
采访者:王炜、申舶良、高冬梅

王炜:我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内容是对贵州NGO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的批评,您写得很坦率和尖锐。您也不满NGO工作者有时沉浸在行善的自我感受里,拒绝被怀疑、被提问的心态。您认为,在贵州环境中, NGO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现实理解和现实条件?

黔山毛豆:最简单地说就是,需要心态开放。

NGO如果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是很荒诞的,因为它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开放的。有时候,NGO说的话公众并不理解,比如说“公众倡导”这种词汇,只是一些他们自己清楚的术语,并且,以能否听懂这些术语和在此基础上谈“发展”(也即是否与我的想法一样)视为行事标准。

我认为NGO并不是政府的对立面,不应通过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种对立思维是有问题的。在公开场所,NGO表现得很开放,在私下里却表现得封闭,很言行不一。

贵州NGO形成了“几大山头”,看不到新人出场,只看到人来人往,只是劳动力。NGO人士也常常提到“对青年人的培养”,但可能,这种培养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仿佛参加他们活动的年轻人,就是优秀的年轻人,不参加就是不可救药的。另一方面,青年人的加入也被用于提高机构的形象,他们对年轻人的培养,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想法做法很好,就让别人也学习,但凭什么?我们应该看到新人崛起,老人淡出视线。但是,这个领域已经板结,处于僵化状态,总是老人对年轻人的使用。这三年的情况越来越糟。

王炜:贵州NGO这几年术语的变化是怎样的,比如“文化反思”?

黔山毛豆:我记得的,有“文化反思”,“文化自觉”,等等。有一次,PCD招项目官员,我发现我不懂得招聘要求中的任何一条术语。这样招人都是内部消化,外人不懂。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语言就不是平等、透明的。

我认为NGO的表达方式存在着问题(有时还不如“我党”的宣传部),比如过分强调“使命感”,同他们的价值观问题一样,都体现为不够开放。给人的印象就是,我说,你听,你不要问,我要你做的,必定是对的,你没资格提,只是做就好了,你不够专业。

我认为方法是多样的,错误是应该公开的。公开和承认错误,是为了让他人不再犯这个错误,而不是让他人来践踏你。但他们的心态是,自己一贯正确。

对于一些真正做过事的NGO项目,还有一种重要的借鉴,应该是我们不犯哪些错误,而不是我们怎样做成功了。

王炜:NGO的本意是从事与他者有关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种很自我的东西?

黔山毛豆:不是NGO本身的错,在乎NGO中掌握话语权的人如何导致这样。

王炜:是否导致一些新的方式无法出现?我们昨天遇到的年轻的大嘴,他对他的“电子阅读计划”的描述,给我印象非常清晰,也很灵活。他在当下NGO的环境中不是主流吧?

黔山毛豆:我认为不是。

年轻人只有三条路,一是愤青,不管不顾。二是成为NGO。三是发现两个都没用,那就像他人那样做吧。大嘴是特例,我想,原因是他没有将自己纳入某个系统的知识结构。

王炜:拒绝怀疑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黔山毛豆:因为利益。

高冬梅:从上世纪90年代左右,NGO的思想开始进入,前辈们接受这些思想,好像它是先天存在的,但其实是舶来品。前辈们就这样学习和接受了所谓NGO的观点,那时,大家都接受一些粗糙的认知方式,比如“这样就是NGO,不这样就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先行、自动地站在了一块高地,在这个相对弱小的领域,他们会认为,新来的人要跟我走。作为90后的大嘴,倒接近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

王炜:地方性或地方不发达,对贵州NGO的实践行为是否有消极影响?少数民族在这种政治现实的情况下,您怎样理解他们的存在?

黔山毛豆:我觉得现实的影响对于NGO恰好是积极的。贵州的少数民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问题。比如“文盲”,这种观念,一个汉语言的博士在侗族地区就是文盲。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还包括传统文化与丰富的现代文化之间的不对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对称。我们对一件事好与坏的判断,建立于我们能够触及的大量信息。现在,人们都认为城市是文化的代表,可城市的文化是来自乡村等其他文化的综合。

王炜:您是苗族人,我想知道您对柏格里的看法。

黔山毛豆:现在的宣传,过于强调苗族是一个被拯救的对象,这有些问题。柏格里做的事情中的各种纠结、颠覆,我认为只是个偶然。是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偶然形成了这件事。柏格里创制苗文,也是为了方便传教,用这个工具达成他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因为苗族没有文字,目的性很强。

王炜:比如,我们会听到一些NGO表达的传教色彩。您怎么理解NGO工作者的宗教信仰?NGO是一种个人宗教吗?

黔山毛豆:做公共工作的人,为什么不用人们都理解的方式沟通呢?

王炜:为什么,理解不如理想重要?

黔山毛豆:理想涉及“我们”和“你们”,这样就不具备广泛性。你加不加入我们?不加入,我们就不能合作,你就靠边站。

一个地方需要救助,NGO大旗一挥,所有人都去,可是这样只会增加麻烦。NGO这样的组织,应该让每个人做好每个环节的事情。NGO工作者不应该是一个方式的倡导者,而是参与各种活动,在当中提出不同看法,提供很多不同视角。这样,做过很多事大家才意识到,在大家都进行不下去之后,NGO能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一个社区,NGO离开后,一切又恢复原状。并不是本土的人要做什么“文化反思”,他们一直在文化当中,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外来者。商业归商业,公益归公益。NGO需要反思的是,他应该做哪一部分的事,找到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正确位置,而不是建立一个万能的社会结构,一个永动机。

NGO没办法解决商业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政府的问题,做不到,又自我逃避,又不能产生可持续的模式。这样的话,NGO的公众理想,就类似一种自我催眠,其实,公众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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