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天真偏执

我坐在杨梅树上,看中学生在旁边操场排练期末汇演节目。一年级的贝塔摩摩挲挲爬上来,坐到对面,我们边聊暑假计划和都喜欢的安顺裹卷、油炸粑稀饭,边悬空晃荡着脚。午后的阳光从树叶缝隙一滴一滴滑下来,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溅开。

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小民的希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要求不高,但当时却很难实现,因此他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陶先生是在1960年大饥荒时代去世的,可见直到去世他也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想,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狄更斯《双城记》)

这个学年还有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两天以后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去到新的校区。

我依然天真偏执,热爱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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