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记】巾箱本趣事一则

三月十二日,向贵州书城公众号投稿一篇,换来百元购书券。今日周六,清明假期第一天,和女儿进城领券购书。疫情期间各行业萧条至极,上下四层,店员比顾客多。

想买袁枚《随园诗话》全本,二〇一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冯至《杜甫传》,一本都没买到。买了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和《古代版刻元曲小令》。

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二十七种中一种,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印,定价四十五元。因了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而大卖。二〇一五年少林寺释永信事件时,这个系列从书中一种《少林很忙》大卖,原本这书和释永信事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因为这个书名就让人以为二者有了不止半毛钱的关系。“译文纪实”系列从书,架上这本是第七种。

《古代版刻元曲小令》,线装书局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册,定价四十八元。四眼线装,内页宣纸包背装,印书根,简体竖排。这是看书买书以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本书——我的第一本巾箱本。

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便于携带的小开本线装书。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线装书的巾箱本,就是现在的袖珍本、口袋本。

买这本书,有个趣事。

在贵州书城“国学·古籍”区,发现这个“古代版刻”巾箱本系列从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绣像唐诗》《西厢记》《元曲小令》五种,各有两本。前三种有拆了塑封的试读样书。“三国”、“水浒”绣像,在各种版本中见过一些。《绣像唐诗》选的是《唐诗三百首》里一百首流传广泛的诗配图,也常见。
问店员是否可以拆《西厢记》塑封看看。店员看向一主管样中年妇女。主管点头同意。正要开拆,主管突然一边喊:“不行不行”一边从店员手里把书拿过去,“这个书不能拆封。你知道为什么?太——贵了”,她拖长了“太”字以强调书价,“这个书纸软,一拆就是废书了,就像那几本一样,我们拿起就没办法了。”

“那能不能把那几本废书处理给我?”我差点脱口而出,但还是忍住,从她手里接过《西厢记》,说:“那不拆开看看,我怎么知道书里选的是《西厢记》哪个版本呢?”

“都一样的,是古代版本。”主管指着红色护封套上“古代版刻”四个字说。

“厄……不是这个意思。书有很多版本,不同年代的不同版本间,有的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图画和字的。”

“厄……像这个”我拿过试读的那本《水浒传》,翻开给她看,“你看,这本前面四十幅是明崇祯十四年刊行的陈老莲绘《水浒叶子》,后三十八幅是明崇祯广东雄飞馆所刻《水浒》《三国》合刻本《英雄谱》中《水浒传》选录插图,很明显后面三十八图与前面四十图,不论画风还是画工都有明显不同。所以我想看看这本《西厢记》选的是哪个版本。版本不同,差别很大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上面是字下面是图画。这个书太贵了,我早就喊他们收起来,结果他们还是没收起来。”说着主管就让店员把这十本书收起来拿进库房了。

“好吧,那我去看看其他书罢。”我边说就边走开。心里嘀咕:饭馆小妹的基本功是背菜单,的士司机的基本功是要熟悉大街小巷,现在实体书店不景气,店员都不需要基本功了。转了一圈,还是挂念这几本小书,又转回去问店员,“那书你们收进去,不卖了吗?”

“卖的。你要我拿给你看。”店员转身进仓库拿出来,“你要哪本?我帮你拿去收银台,一会儿你下去结账。”

“啊……这真是和买彩票一样啊。”《西厢记》和《元曲小令》两本难以取舍,最后选了后者。《西厢记》绣像见过几种,元曲画谱没见过。店员拿了书就要下楼去收银台,我忙拦住说一本小书不劳专程送下去了,并保证“我不会拆塑封的”,店员才将信将疑把书交给我。

回到家,拆塑封的心情就像等彩票开奖。上文下图,小令诗意与版画意境相得益彰,颇有趣味性和欣赏性。元曲小令八十首一一配图,是从明臧懋循编《元曲选》和明黄凤池编《唐诗画谱》木刻版画诗意图选录混编。虽然没有注明各多少幅图,但从画风可以明显看出,大概各占一半。混编不利于读者了解不同版本的特点,但或许是为了混淆用《唐诗画谱》尬配元曲小令。文字排版也不佳。书刊正文排版规范要求“单字不成行,单行不成面”,但这本小书的排版中,曲牌和曲文频频出现单字成行。还有个不佳,线装竖排却是简体。所以线装书局这个“古代版刻”系列,有一本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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