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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努力过

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

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用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清华学校的学生离城远,没有能参加5月4日当天的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的罢课游行行列中,而且,比别的学校更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打得粉碎……一位清华学生目睹游行的清华学生焚烧挡路汽车、捣毁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三十年后,写文章骂汽车的傅斯年和目睹掀翻汽车的梁实秋都到了台湾。傅斯年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当教员,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以上关于“五四”的内容,综合自杨早《说史记》中《五四》和《汽车》两篇。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民众有被唤醒过的迹象。对我来说,“五四”到底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努力过的象征而已。“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相较于历史教科书,杨早在《说史记》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事件和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载”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读罢《说史记》,猜杨早的《野史记》也大概如此,就不再读了。或许《民国了》无事可以看看。都是晚清民国史,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和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比,《说史记》胜在“历史想象力”,但弱在“小说法”。杨早写的是历史故事,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故事。喻血轮写的是眼见耳闻,时代之下,其中浮沉的个体,都是传奇,这经历就是“小说法”。

书架上还有上下两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濬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抗日战场军事部署和蒋介石出行机密,差点使蒋死于日军之手。设局抓住黄濬及其长子黄晟和十余同党的,是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贵州省安顺人谷正伦

《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一本包装精美的垃圾书

我收回昨天对谢志曈译的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这本书的评价

截止今天,豆瓣上这本书有88人读过,50人在读,给出评分的有105人,综合评分6.3分。考虑到读过这本书的88人中,像我一样认真读过的应该不会超过8人;给出评分的105人中,刷书评的“书托”至少有10人(给出满分并且短评、书评满是溢美之词的新注册用户尤其可疑),这本书目前的评分还是高了,预计最终会在4.5上下。

这本书在翻译上一塌糊涂,甚至校对也大面积翻车,大量的翻译语句不通和重复啰嗦让我怀疑翻译者“谢志曈”其实只是理工大学出版社找的某个“机翻”者的假名。

早上七点,我从昨天读到的第一百零八页“伯罗奔尼撒战争”继续开始时,之前的错误率和让人莫名其妙的话出现的频率还勉强能够忍受。“一百万字,出错率稍微多一点点也还是能忍受吧?!”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还在最后的环衬页写:“满分五星,给这本书三星的综合评分。给作者驾驭这宏大题材的能力一星;给地图、图片的印刷质量一星;给装帧设计一星;翻译不佳,扣一星;校对还可以再仔细点,扣一星。”

往后又读了几十页,错误越来越多,我又在环衬页写了:“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选一位能与之匹配的翻译者?责任编辑有通读过这本书吗?没有吧?!”

最后读到二百六十九页,我放弃这本书了。在环衬页写:“读不下去了。错误、漏字、语句不通、译文莫名其妙至少超过两百处。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绣花枕头”书,精美的装帧里是一团糟的译文。综合评分最多也就一星半,一星给印刷、装帧,半星给可能还不错的原著。”

抄列出以下几句书中原句,以证这本书译文的糟糕:

《旧约全书》的描述使犹太地区反抗巴比伦统治,及他们的人民和耶路撒冷地区的遭遇,远比其他故事更为人所知。(P.93)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远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比伦城,并攻占了巴比伦城。(P.98)

波斯军队由步兵、战车和骑兵组成,统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其军队成员复杂构成。(P.99)

罗马开始从一个危机滑向另一个危机,甚至面临奴隶起义重大的挑战。(P.139)

410年,罗马被第一次浩劫。(P.160)

441年—453年,匈人军队在阿提拉的率领下袭击西罗马,后来在哥特人的帮助下被埃提乌斯击退。(P.165)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罗马世界政治上发生变化。(P.190)

尽管佛教摒弃了《吠陀经》的权威,但后来从吠陀文献中借用了业报和与轮回的双重思想。(P.196)

来自各地的异域珍奇纷纷涌入杭州市场,为皇宫和政府各部门提供商品及服务的交易超过100宗。(P.243)

用以支撑丹麦国力的,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各种贸易的经济活动,诸如日德兰半岛东南端的海泽比和西海岸的里伯。(P.258)

图卢兹的雷蒙德四世接受教皇乌尔班二世的祝福。他第一批响应教皇乌尔班夺回耶路撒冷号召的人之一。(P.269)

还有“公元378年,哥特人暴乱,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战胜罗马军团,但于383年被制服。”这样“公元XX年”和“XX年”时隐时现的不统一或被“弄丢”的“公元”不下一百处。

根据2019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超过1/10000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1/10000以上5/10000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5/10000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全部收回。这本书的差错率,绝对是编校质量不合格的,但现在还在各种公众号上投放软文,我就是在某公众号上读到软文入手的。定价二百九十八元,以不到定价五折的一百三十九元购入,现在我觉得它应该只值十八元——称重的价格。

补记新旧书四种

上周三去医院复查肝肾功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顺路去城中村里的索骥书屋淘书,淘得旧书三种。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国小说史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浮雕版(白色封面印鲁迅浮雕像)《鲁迅全集》二十四种中两种。,几无翻阅过的痕迹,有霉点,八五品自然旧。回到家盖章插架,看到架上《且介亭杂文末编》已有,买重了。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买的书来不及读,往往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共辑录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乾隆己卯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序本、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五个本子的评语。中华书局一九六零年二月新一版,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印,印数三千一百册,正体(繁体)竖排,四十一万两千字,五百四十一页。上下书脊破损,扉页有“贵阳市文化局图书资料”繁体红色方章一枚。内页是一种少见的轻软有如布匹细密经纬线暗纹的纸张,因年代久远发黄,捧在手中翻阅,手感非常舒适。可惜时间不够用,每天没有几个小时拿来读书。多好的书,不读好可惜。

有微信订阅号促销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似乎还不错,以不到定价五折的一百三十九元购入。上周收到,拆封顿感物超所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九月一版,二〇二一年三月七印,是的,在二月买到三月印的书。一百万字,超过二百四十张清晰地图,一千多张高清图片,九百一十五页,近七厘米厚,手握一册的厚重感,感觉这才是历史书应该有的感觉。随书还赠送了听书卡,扫描二维码即可用手机随时收听,正好作为女儿的睡前故事。一周下来,断断续续读了九分之一,在这么有限的篇幅里要讲清楚从宇宙之初到现在的历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但要有扎实的历史基础,更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才不至于让人一读就弃。译者谢志曈显然在这两方面都功力不够,也可能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理工”文风,于是文本整体缺乏人文的温度和柔软度,偶尔还有较明显的“硬翻”甚至像是“机翻”的词不达意,语句不通。虽然这本书目前在豆瓣的综合评分为六点三,但它仍然是一本比大多数历史书有趣、好看的历史书——我相信问题出在翻译,而不是原著上。如果是一位更有人文内涵的译者,这本书豆瓣评分应该能到八分以上。

淘得《周书》全三册

午饭后去二十四书香书店,一楼满坑满谷打好包的书,已经在开始准备搬店。在店长邓娇和老板秋蚂蚱那里得到个好消息,大量文史哲学术的书和旧书将搬到六广门,那边的新店名为野贤书局,“预计十·一开业”,秋蚂蚱说:“新添寨会有一个分店,两层,楼下主营童书、畅销书和书画类,因为分店是一个美术馆免费提供的场地,要做一些与美术馆配套,楼上风景好,拿来大家喝茶聊天。”我心里想,也好,好歹我新添寨还算是有个书店。

请店里预留的《论北大》《贵州读本》两本钱理群的书没买。广西师范大学二〇〇八版《论北大》,字太小,排版又密,密密麻麻看着瘆眼;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合编的《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五百多页,关于贵州的内容不可谓不详尽,多诗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翻完,放弃。

今天又买书五本。一本是女儿自己挑的杰夫·金尼《小屁孩日记》第十四集,中英双语,定价二十五元。家里已有这套书的其中几本,看来她想慢慢集齐一套,就像已集齐并读过不止一遍的《淘气包马小跳》初版全套和《斗罗大陆》初版全套。我的四本是柴德赓《史籍举要》和令狐德棻《周书》一套三册共七十元。五本书总价九十五元,折扣减掉五元,用政府发放的促进消费券减免了三十元,实付六十元。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种,二〇一一年六月二版一印,定价二十九元,因腰封缺失和几不可见的水渍,特价二十元。柴德赓(一九〇八—一九七〇),字青峰,历史学家、教育家,为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的陈垣的学术传人之一。这本书是一本史学入门工具书,意在为读者指出读史门径。好书。

在书店二楼旧书区一角,淘到唐令狐德棻邓撰《周书》全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印,以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为底本,繁体竖排,五十四万七千字,九百三十二页,定价三元二角(套)。全套三册八品自然旧,几无翻阅过的痕迹,书店定价五十元。《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五三四年东、 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在柴德赓《史籍举要》中,关于《周书》也讲到,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我研究不了历史,新学期讲隋唐,买来纯粹当故事书看,就像小时候蹲坑必拿一本《故事会》。这套《周书》旁有《梁书》,但只一、三,缺第二册,书店每本定价十元,好想买。逡巡良久,自忖不知何时才能凑齐全套,作罢。

要面对历史,得先知道历史

又到“旧书包”一个,书二十本。

张大春《离魂》,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系列编号〇〇四,二〇一〇年八月一版,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印,八品自然旧。

艾霞《现代一女性》,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系列编号〇五五,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一印,八品自然旧。

其余多是在布衣书局旧书拍卖中一元一本拍来,没有什么经典作品。

昨夜枕边书,温普林《苦修者的圣地》,也就旅游网站观光客游记的水平,词汇贫乏,所以“牛逼,太牛逼了”之类的表达让人想起“美!老美了!!太美了!!!”但还是不知道哪里美,怎么美。总之,二十年前的装逼青年和现在的装逼青年,都是同样的套路。没什么内容的书翻完就像空腹喝水,一泡尿就又饿了。就又找了孙春龙的《没有回家的士兵》来看。

这本《没有回家的士兵》是孙春龙签名本,二〇一七年版。大概应该是在半年前,有天朋友圈谁转发了个关于这本的销售页面,看到是关于远征军老兵的现状调查就原价付款了。人要面对历史,得先知道历史,否则面对些个什么呢?

戴安澜牺牲时,他的大儿子戴覆东在贵阳读初中。那天他正在操场上玩双杠,又同学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广播里说他的父亲戴安澜在缅甸打仗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戴覆东从双杠上掉下来,坐在地上大哭。

在八莫攻城战中,同样出现了让中国军人纠结的事情。新十八师少校翻译官周明道曾接到一线官兵汇报,敌军中由不少讲中国话的人,他们在阵地曾清楚地听到敌军中有人喊“往上冲呀”,“证明日寇已日暮穷途,征集东北或台湾的同胞来充当他们的炮灰”。

韩天海所在的排在二台坡遇到敌人的伏击全排人几乎都死光了,但部队依然要往前冲,“那是命令,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师部下令,要地点不要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限几点就要几点攻下来,前面有日本人,后面有自家人,都会打死你”。

都难

精疲力竭一上午。从早餐后备课到午饭。这个十一人的班,我一直进行的是一周里所有学生共同进行同一个主题,我根据学生的能力和程度,设计作业两项开放性作业任学生二选一完成,在完成的过程中再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程度调整难度。但上周还是有个别学生感觉难度很大,其主班老师和我沟通后,我将难度再次调整,单独为这学生重做了教材和作业。这个从七到九年级的跨年级、跨学科班级,学生程度差距大到跨五个年级的程度,一句差异化教学说来容易,实操何其复杂。

到底实操起来有多复杂?一直只是纸上计算,有限探索。这次下下周“白马东来”的主题,我就尝试看看,在同一个主题框架下,如果做到针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单独设计课程和作业,到底有多难。操作下来,历史和语文两个学科融合的教材需要简体版、繁体版和半简半繁三个版本;课程设计包含但不限于七至九年级教材范围的每个学生预习作业二选一、课程中课题作业二选一和一项课后作业,这个脑力消耗和体力的消耗,我没有上过四十五人班级的课,但想下来,二者的强度恐怕差不多,但实操难度远远超过几十人的班。或许这就是学堂将每个班最高人数限定在十五人以内的原因吧?!

午饭后,背上相机和一个太座做的“皂办处”手工皂礼盒,带女儿进城。上周三,张辉博士邀我给他家二娃满百天拍照,一年多没有认真拍照了,手生得很,心里着实忐忑好一会儿才应承下来。蒙别人看得上自己手上这点活路,拍摄记录这么重要的大事件,荣幸十二分。

一天都在下雨,塞车,到时张博士已在楼下接我们等了十分钟。早就在朋友圈见过他家就像一家书店或是一座图书馆,藏书洋洋近万册。但真正站在书架前,我脑子里只得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张博士不收贺仪,只收了手工皂,还准备了一套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送给花卷作回礼。大十六开一套四册的全彩经典版,差不多有二十斤重,女儿好不欢喜。

回家导出照片扫一遍,心里大石落地。我慢慢挑照片,太座和女儿就各自抱一本百科全书坐在旁边边看边笑,女儿还说明天开学要背一本去学堂和同学分享。喜欢看书又有书看,真好。但更多时候是喜欢看书又没书看,或不喜欢看书的人却有看不完的书,有钱的人不看书,看书的人没有钱,都难。

一周日本战国史五连击90万字

一周看完日本战国小说1本和日本战国史4本,5本书共90万字。

小说是井上靖的《浪人》;历史是甲骨文学术从书的武田镜村的《石山本愿寺之战:织田信长与显如的十年战争》、 明智宪三郎的《本能寺之变:光秀·信长·秀吉·家康,1582年的真相》、藤田达生的《丰臣秀吉与海盗大名:从海洋史看日本战国的终结》和藤井让治的《江户开幕》。

藤田达生的《丰臣秀吉与海盗大名:从海洋史看日本战国的终结》,实在是很难看得进去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像“笔者”这样的学术表达和翻译。井上靖的小说,《浪人》是翻过的第6本,发挥稳定的普通。

【尺宅图书馆】三:选项C错在哪里

地理老师现在不骂我了,但是历史和语文老师把我骂得好惨。”昨天下午,小莽子一边对我说一边从书包里抽出几张卷子,“这个星期我的历史和语文月考都不理想,这几个题做错了。”

我接过试卷,历史还好,主要问题集中在商鞅变法;语文选择题错了一道,阅读理解丢了十几分,四十分作文得了三十一分。

“你知道为什么商鞅一变法,秦的国力就大大增强了?”

“不知道,老师没讲,书上只是写了‘商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这一句。”他拿起我书桌上七年级上中国历史课本,翻到35页,指着课本说。

“秦人比其他六国人更聪明吗?”

“不。”

“更强壮吗?”

“也不。”

“秦国的兵器与六国的大不相同吗?”

“应该都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而且应该秦的生产力还要比其他国家更落后点。”

“那商鞅的变法涉及了哪些领域‘使秦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一跃成为最强的诸侯国’呢?”

“涉及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

“这几方面的变法都改变了什么?为什么一变国力就增强、军队就强大了?商鞅为什么功劳这么大但死得那么惨?商鞅能不能不死?”

“呃……不知道。”

“好吧。那我们就从商鞅为什么不论变法成功与否都不得不死说起吧。”

用了半个小时,算是解决他的历史课问题。

语文选择题,要求选出一句没有语病的句子。小莽子选的B,老师的标准答案是C:我只有以大学为目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能报答父老乡亲的大恩大德。

我长长叹了一口气。

“叔叔,我语文是不是差得有点老火?”小莽子有点紧张,眯起200度又不戴眼镜的小眼睛看着我说。

“不是,我觉得这一题,你选A、B、D哪一个都不算错,只有C这个标准答案才是错得最离谱的。”我知道不应该在学生面前说他老师的不是,但我一定要告诉小莽子,这次真的是他老师错了。

听我这样说,小莽子的眼镜眯得更厉害了,可能是想看清楚我的表情是不是认真的。

“我来告诉你这个选项C错在哪里。首先,读书是你的权利,如果为了报恩德而读书,这个是‘道德绑架’;第二,上大学绝对不是读书的目标,它只是读书的过程而已,就像幼儿园毕业上小学、小学毕业上中学一样自然;第三,如果要报答别人,首先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上不上大学,只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评判,更不是结果,你怎么评判一个足球运动员和一个铅球运动员谁更优秀?”

小莽子只是看着我,没有任何的回应。

“好吧,我们继续来看看你的阅读理解和写作。”

“‘《论语》十二章’学完了,老师让写学习心得,我不知道怎么写。”

“十二章都懂吗?”

“懂。老师都讲过。”

“那第一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什么意思?”

“学习了之后,经常温习巩固,不也是很快乐吗?”

“老师是这样讲的?”

“是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有问题吗?学会了不断温习巩固,这有什么好快乐的?你天天都看同一本书,快乐吗?”

“呃……看起来简单,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习’在这里不作‘温习’解,应该是‘实践’,引申为‘常常在实践中应用’,即‘学以致用’的意思。”

“可是课本上是写的‘温习’。”

我翻到七年级上语文课本第五十页,“时习”的注释真的是“按时温习”。

“《孟子》里面讲‘尽信书,不如无书’,教材不一定就完全正确,老师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你的心得知道怎么写了吧?其实关于阅读和写作,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多读,多写。阅读不要受教材限制,越广越好;写作不要被套路框死,要好好说话,说人话;最后,要思考,要问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每天有半小时的阅读时间,但学校没什么书,都是教材上这些,我都读过了。我能不能借你的书去学校看?”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你想看哪方面的?”

“下个星期历史课要上到‘张骞通西域’了,我想先多了解一点。”

“好说。”

“啊?你们在说西汉啊?卫青、霍去病打匈奴吗?”花卷咬着一根泡筒走进来问。

“对啊,哥哥下周历史课要学到我们吃的胡萝卜、石榴和葡萄最先是从哪里传来的。”我一边回答花卷一边爬上书架,抽出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 : 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还有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从书之一刘德增的《秦汉衣食住行》和许晖的《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五本书放在桌上,“自己选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我说。

小莽子选了刘德增的《秦汉衣食住行》,“叔叔,我下个星期来还你,我现在要去上面亭子写作业了。”

送小莽子回来,太座大人说:“你不应该那样讲他老师,小娃娃很单纯,这可能会让他对老师有看法,影响他的学习,而你又不是他的老师。”

太座大人总是对的

【尺宅图书馆】二:安逸惨了

昨天晚上做梦又在翻《史记》,有好多字认不得,急醒。起床屙尿,也不晓得是几点钟,外面还乌漆麻黑。结果倒下去又接到再翻。简直太讨厌咯。

昨天上午,我书桌左手边,七、八、九年级地理、历史和语文教材一个摞一个;右手边,柏杨、傅斯年、顾颉刚正和司马迁滚打成一坨,我看电脑看得双目赤突,旁边还有赫拉利、毕达哥拉斯和霍金几姨妈在看闹热,小莽子来了。

小莽子是我“尺宅”的大咖、VIP,是第一个读者,我必须得见他。

“叔叔,你看哈之几个题咋个做嘛。”小莽子边说边拉张椅子坐到我旁边,从书包里面扯出来一张卷子,“后面这几个大题我做了,错了,老师也没讲错在哪点,只喊我们假期订正。”

我一看,半张卷子都是错的,都是七年级关于东西南北半球经纬度定位和地球公转、自转太阳直射点变化的题。

“之个题出得,可以,来,坐过来点,是之样子……”一个题分把钟讲清楚。

“叔叔,我历史也有点老火,难得背。我老妈和老师还说我语文不咋个得行。”小莽子一脸难色。

“野!你还是比较全面哈。历史哈不抻钭,考试就只能靠背咯。地理是基础。你把地理先哈清楚,历史就有个码目;历史有码目,语文就一麻不梗手,然后作为语言和文字艺术的文学,就上道了。你阅读要继续,不能停,然后你看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个小时后,小莽子:“哦!之样哦。啊叔叔,你再借我两本书嘛,我看完明天来和你换。”

“你自己拿嘛”,我说。

上午,门被拍得哐哐响。

“哪个?”

“我来换书。”

小莽子。

“叔叔,我明天回学校。”

“哦,你多拿几本,看完下个礼拜来。”

“不咯,我还是拿两本,明天回学校前来还。”

“自己拿。”

这个学期我的课,我想了几个礼拜,也不晓得到底上的是地理课、历史课还是语文课,最后自己安了个“文综”(不含政治课)。一个礼拜一个主题,涵盖地理、历史(中国史和世界史)、语文,有时候也巴点点音乐、戏剧、数学的边边。作业不按天计,学生每个礼拜一在主题框架里面自选一个课题,每天推进,礼拜五课题结题,学生自己上台当众汇报。

关于教育这个事,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固定不变的教育者或被教育者——教师或者学生。有时候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有时候老师是学生,有时学生也会变成老师。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终身学习之路,即如何成为一个学者——终身学习者的学习之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加双引号这句是一个叫苏格拉底的外国老者说的,我喜欢就拿来用了。

学生坐在教室里面上课,这门课程如果不是他自己要学,是教育部门规定他要学、老师要教,牛不吃水强按头这个事情就相当让人咆烦。不管是站起的还是坐起的,都咆烦。

开学第一个礼拜,我以为我要黄。结果这几个礼拜下来,野——还好嘞,最后只剩五分钟下课,都有学生要拱进来听。

你有好想上我这个课?

很想。

很想是有好想?

就是特别特别想。

这个学期没上高中的课,有高中生见我一次就哼一次“豆哥,好想上你的课哦!我可不可以上你的课嘛?”

我之开心法,不摆咯。

我开心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说我课上得有好好,那太不要脸了。我高兴是因为这不是哪个要教灌哪样给他们,是他们自己要学。安逸惨了!

就是晚上做梦都在备课翻书,讨厌。

雨天的书(无用公孙)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

——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前天下雨,大前天也下雨,更早天还是在下雨。昨天晴了半天,今天从天不亮就又开始下雨。连绵的雨下得久了,我都已经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好像一年就雨两次,一次雨半年——贵州的冬天,就是淅淅沥沥从11月到次年4月,好像老天爷也已年过壮年,进入了细细滴滴尿不尽的前列腺中老年。

看来,下雨对我也并非全无益处,至少能不出门就不用出门,省了原本就不多与外界接触的杂事,正好拿来无所事事继续乱翻书,听“秘密后院”的《江湖边》。宅边无柳,有桃、杨梅五六,银杏二三,读书不如“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但说不定哪天我和女儿的二手书店开业,不敢自称“先生”,自号“无用公孙”也无妨。

《雨天的书》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其中收录的《北京的茶食》一篇,有这么一段: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梁文道在《悦己》中说:“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于是,用这无用的雨天,继《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后,我这无用之人又翻完一本无用的书——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翻书先读序,翻完后我会又重读一遍序,这样虽然只是翻了一遍,但实际是小三遍——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逐渐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公民与国家(state)始终是一对复杂的关系,前者始终是弱者,是保护公民利益,还是保护国家利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是保护地方文化,还是保护国家文化?无论这些关系对人民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现代化早期,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推动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但如果国家权力大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制约的时候,社会则无法发展,民权则无法伸张。

……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红极一时?但很清楚,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当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振臂一呼成为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唯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