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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书更适合的礼物

我做事热得满,遇事反应慢,在当机立断眼疾手快上,差太座太远。昨天在微信里抢购书券,我一无所获,而太座斩获乐转城市书房六百元和二十四书香书店一百元共七百元购书抵扣券。不服不行。

“下周你生日。”太座提醒。

“哈!正好,当我生日礼物。”没有比书更适合的礼物了。

今天早餐后,背上背包进城“血洗”两个书店,共洗来书二十本,我的十六本,女儿四本。

乐转城市书房十种十四本:

唐浩明《杨度》上中下三册,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七年一月一版一印,一四九一页,一百五十二万字,定价九十九元。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精通法学。他参与过公车上书,是满清四品官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加入过国民党,最终加入共产党。买这套书,想了解下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将一个人生活成十八种。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书”之一种,架上唐德刚作品第五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五年二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印,七百九十八页,六十六万字,定价一百四十九元。李宗仁寓居美国期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在“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襄赞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自述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及所参与的军国大事,由历史学者唐德刚整理撰写,遂成《李宗仁回忆录》。

白先勇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零一九年十月一版一印。特别赠送白先勇签名版藏书票和台湾书法家董阳孜手书条幅。我架上有《台北人》,这是白先勇的第二种,应该不错。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一版一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

鄢敬新《尚古说印》,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四月一版一印。应该是一本印章和钤印入门书。反感书店将书塑封,无法探知内容,又不好意思在书店里摸出手机搜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对纸质书的亵渎,所以就只好根据封面封底设计来盲测。内容怎么样,读过才知道。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二零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埃斯特·迪弗洛合作完成。这本书是我今天采购书单上唯一店里有的书。中信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印。买这书的目的,就在书名——我想变成有钱人,是什么阻止了我成为一个有钱人?今天在书店,我对太座说,虽然我们没有钱,但也不算贫穷,现在我真正感到缺乏的不是金钱,是时间,每天用来读的时间还是太少。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江西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二月一版一印。关于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据说与《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并誉为自然文学三部曲,这下三部曲齐聚,《瓦尔登湖》读过,然后就是去继续读书。

维罗妮卡·亨利《夜莺书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零一七年五月一版一印,一部关于书店的小说,我猜;妮娜·乔治《小小巴黎书店》,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二零一八年四月一印,一本煽情的关于书的畅销书,也许;费莉希蒂·海斯-麦科伊《世界尽头的图书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一印,借书和图书馆为道具和场景的治愈系小说,大概吧。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七月一版一印,“青鸟文库”口袋本之一种,凑单的。

二十四书香书店两种两本,虽少但是今日淘书最佳:

黄裳《古籍稿抄本经眼录:来燕榭书跋题记》,中华书局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裳是当代著名藏书家,学问渊博,文笔雅健,所撰藏书题跋尤见功力,为文献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所重视。这本书是我架上黄裳第六种,可作为我“野外自学”版本学周边资料收藏。

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朝华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一月一版一印,竖排繁体,“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之一种。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甲午秋日刊于川东道署”刊本影印,无句读。光绪甲午即中日甲午战争那年。原书作于清光绪十三年丁亥,贵州遵义人、郑珍的学生黎庶昌因母去世告假返乡期满后赴京待命时。全书采取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作者由黔取道四川、陕西、山西入都(北京)途中的见闻与感悟。其间他不仅考察了所经地区的民生实业,还对许多重点形胜的地理文化做了详细描述和考证,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蜀輶日记》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不仅是一部文笔清新雅致的学人游记,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考证精准的地学游记。架上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近代日记丛刊”第五辑录有日记四种,《丁亥入都纪程》其一,横排简体,不如这个版本佳。

【读书笔记】《博物馆12讲》

《博物馆12讲》在我看来,是一本涉及博物馆的历史、新博物馆的创建与运行、博物馆志愿者和会员的服务与管理以及藏品征集、保管、修复和策展等方面,整体工作领域还是更多在“室内”即在城市里有固定场馆的博物馆实操手册。

但在我理解,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可能并不想成为一个仅是保管贵州工业“文物”的库房、研究藏品的成果展示会和教化参观者的“象牙塔”那样的传统城市博物馆,有可能还会是一个与参观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探索发现,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地方——博物馆是产生知识的场所(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关于策展的一切》)。

现在,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除了实物藏品的收集,“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史”团队还正在进行贵州工业史上“三线建设”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亲历者即参与者和见证者的的参与、亲历、见闻和记忆的收集工作。这有可能会是一个有明确开始日期,却不会有真正结束日期的项目——博物馆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起点,每个人对历史的认知都不同,每个人都可以在博物馆发现历史、提出疑问、探索未知,通过联系、对比和印证,得出自己的结论。

因此,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可能会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至少我希望它是这样的一座博物馆。

【读书笔记】《行动的书》+《他者的历史》

2014下半年的一天,在网上买书看到有个买满多少减多少的优惠,于是把收藏夹里《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加进了付款清单。这两本当初放进收藏夹时只是匆匆看了书名,以为是正好又和工作多少有点关联的工具书。

正月初四,大雾阴冷不宜野出,备好了纸笔,安顿好了娃,正襟危坐在桌前翻开,野?《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咋个是艺术评论文集嘞?不是策展写作闷?挖哦!这酸爽,就像之前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是和《学箭悟禅录》(现译名《弓与禅》)那样,充满了禅趣的摩托车修理手册;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对我这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伪爱好者来说,完全无法把各篇章之间联系起来。不过终于还是有收获——哪怕只是谈资而已——真正的历史人类学需要构建一个兼顾时间与空间的框架:“人类学的岛屿”这一提法凸显了传统人类学研究在社会空间上的界限性,从共时性的角度研究作为整体的某个地方社会;而历史学则更多关注不同世界在时间维度中的存在状态与变迁过程;二者的结合则正因为“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中的开展,而‘社会’则是历史事件的制度形式”。
简单看书名买书还是太冒险了。我的问题就在于,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想得太多,读书太少。

他者的历史

“历史在变化中发生,或许也只存在于变化之时刻。历史首先是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同时,历史不止是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连串事件,而且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倒叙的话语构造,是一种不断自我回溯和自我解释的行动。而现在,历史成了专家们操持的文本工具,成了现成知识,成了意识形态的操作对象,成了无数新闻、旧闻与轶事的集合,成了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要去一再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

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小伙伴们正在进行中的“贵州工业口述史”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截止到2015春节前我们的最后一个工作日(2015年2月14日),博物馆的小伙伴们在博物馆各位顾问的指导和带领下(这个不是客套话),历时一年多,完成了超过130位深度参与贵州工业史中各种人物,整理出来将超过400万字和近300小时的口述记录。这只是一个开始——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尝试。如果能完成第1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在试着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如果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

之所以觉得要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有宏大叙事下的一个(唯一)版本,也不应该被各种意识形态固化。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历史事件之中所有人的历史,而不总是被升华、提炼、萃取的“历史”。如果一个事件有5000人参与和卷入其中,那关于这个事件的表述,就不会只有唯一的一个声音;每一个事件中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关于这件事的发展脉络和结果,都有自己在这件事里的体温和记忆,而不能被抹掉或总被一句“高度浓缩”的标语或“定性的结论”所覆盖。由那么多人一起身处其中、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个接着一个事件,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怎么可能是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

一个事件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即历史的构成和记忆的选择都不是强迫性的追溯既往,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在某种意义上,“口述历史”便是建立在对民众记忆的有效性的相对承认上,承认人类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那么,历史的真相,可能是没有真相,也可能是有无数个真相,也可能是无数个真相所构成的群体意识的“真相”。而这个“口述历史”的行动本身,也已在重现、构建、参与和组成新的“历史”。因为就算我们如人类学家所要求的那样客观,但人毕竟不是机器,人类学家也必然是参与(Participant)观察者,参与——并修正(无论多么微小)——我们正在调查和理解的对象——观察者永远是他或她所观察到的变化中的情景的关键部分(Leach 1989:39)。

现在看到的,和这个博客里过去10年来的各种哼哼唧唧,都可看作由我自己进行的自己的“私人历史”,我既是“我”的主体,也是“我”的客体,同时呈现为并行的“我们的历史”和“他者的历史”——“他者”的范围,也包括数目庞大的个别历史(separate histories)。所以“并行”,是因为“他者”不应该是被牵扯进“我们的历史”才被历史所承认,而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与“我们的历史”无关的历史。

关于“乡土”的想象

文化和历史是互相容受的(adjective)(Hastrup 1985:246),而不是实质上分离的两个实体。
现在,全球建立起一个客体化的自然和根据“领土”来区分的民族空间,这是一种地理上的暴力行为,通过它,世界上每个空间都受到勘测,都被画入地图受到控制。通过这种全球性的绘图行为,本地生活变成了展示,地方性日常经验成为文化资源,无数人群成为被注视的表演者。

由于缺乏足够的当地历史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的亲熟性的“本土经验”,文化性解读甚至人类学知识基础上的解读就沦为了寻找、辨识文化符号和身份印记的“征候式阅读”,甚至成为一种别具针对性的误读(“分享异国风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化误读的合法性),似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外在的观测眼光,“文化”的概念才得以展露容颜。

在真实生活中,象征意义或文化设计与物质情况间并不是因果关系,概念实存与物质实存是同时存在的。身着传统服装、娴熟地搬弄本地民俗和政治符号,这并不是自我身份的确认——相反,这恰是认同危机的佐证,其实质是试图赢得认可。在可以看到的设法通过传统的重建以提高村民的自我意识时,看上去的那些试图想达成传统的重建的活动,正设法“使他们再变成他们从来也不曾是的样子”。因此,这样的解读、阅读和误读,只是种种关于“乡土”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