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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书更适合的礼物

我做事热得慢,遇事反应慢,在当机立断眼疾手快上,差太座太远。昨天在微信里抢购书券,我一无所获,而太座斩获乐转城市书房六百元和二十四书香书店一百元共七百元购书抵扣券。不服不行。

“下周你生日。”太座提醒。

“哈!正好,当我生日礼物。”没有比书更适合的礼物了。

今天早餐后,背上背包进城“血洗”两个书店,共洗来书二十本,我的十六本,女儿四本。

乐转城市书房十种十四本:

唐浩明《杨度》上中下三册,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七年一月一版一印,一四九一页,一百五十二万字,定价九十九元。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精通法学。他参与过公车上书,是满清四品官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加入过国民党,最终加入共产党。买这套书,想了解下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将一个人生活成十八种。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书”之一种,架上唐德刚作品第五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五年二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印,七百九十八页,六十六万字,定价一百四十九元。李宗仁寓居美国期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在“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襄赞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自述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及所参与的军国大事,由历史学者唐德刚整理撰写,遂成《李宗仁回忆录》。

白先勇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零一九年十月一版一印。特别赠送白先勇签名版藏书票和台湾书法家董阳孜手书条幅。我架上有《台北人》,这是白先勇的第二种,应该不错。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一版一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

鄢敬新《尚古说印》,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四月一版一印。应该是一本印章和钤印入门书。反感书店将书塑封,无法探知内容,又不好意思在书店里摸出手机搜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对纸质书的亵渎,所以就只好根据封面封底设计来盲测。内容怎么样,读过才知道。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二零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埃斯特·迪弗洛合作完成。这本书是我今天采购书单上唯一店里有的书。中信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印。买这书的目的,就在书名——我想变成有钱人,是什么阻止了我成为一个有钱人?今天在书店,我对太座说,虽然我们没有钱,但也不算贫穷,现在我真正感到缺乏的不是金钱,是时间,每天用来读的时间还是太少。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江西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二月一版一印。关于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据说与《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并誉为自然文学三部曲,这下三部曲齐聚,《瓦尔登湖》读过,然后就是去继续读书。

维罗妮卡·亨利《夜莺书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零一七年五月一版一印,一部关于书店的小说,我猜;妮娜·乔治《小小巴黎书店》,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二零一八年四月一印,一本煽情的关于书的畅销书,也许;费莉希蒂·海斯-麦科伊《世界尽头的图书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一印,借书和图书馆为道具和场景的治愈系小说,大概吧。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七月一版一印,“青鸟文库”口袋本之一种,凑单的。

二十四书香书店两种两本,虽少但是今日淘书最佳:

黄裳《古籍稿抄本经眼录:来燕榭书跋题记》,中华书局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裳是当代著名藏书家,学问渊博,文笔雅健,所撰藏书题跋尤见功力,为文献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所重视。这本书是我架上黄裳第六种,可作为我“野外自学”版本学周边资料收藏。

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朝华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一月一版一印,竖排繁体,“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之一种。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甲午秋日刊于川东道署”刊本影印,无句读。光绪甲午即中日甲午战争那年。原书作于清光绪十三年丁亥,贵州遵义人、郑珍的学生黎庶昌因母去世告假返乡期满后赴京待命时。全书采取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作者由黔取道四川、陕西、山西入都(北京)途中的见闻与感悟。其间他不仅考察了所经地区的民生实业,还对许多重点形胜的地理文化做了详细描述和考证,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蜀輶日记》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不仅是一部文笔清新雅致的学人游记,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考证精准的地学游记。架上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近代日记丛刊”第五辑录有日记四种,《丁亥入都纪程》其一,横排简体,不如这个版本佳。

日记多乏味

罗兰·巴特是谁?不知道。没关系。

《原样》,或者《太凯尔》、《如此》是一本什么杂志?不知道。没关系。

或许罗兰·巴特和《原样》都是一样的乏味。因为两者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认知领域,就在罗兰·巴特乏味的《中国行日记》里。感觉乏味的东西,当然没法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读完。虽然这日记是了解1974年中国“批林批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下社会生产、生活和人物精神面貌的一个异域角度,但这并不能代表这日记就不乏味,何况还是碎片化的记录(自己的记录,自己明白就行了,本来就不是发表的东西)。

这本书,之前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三楼的书架上,我见它过几次,也抽下来翻过两页。去年底买回来,想看看一个外国人眼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史是什么样的。果然,“集体听广播,在农业灌溉时阅读大字报”;“天真的中国中心论”;“车间里,都是妇女,都不漂亮,她们都不说话”;“阶级斗争每一天都在继续”,还有“不要拍大字报,那是中国的内政”。如果说哗哗翻完这本日记除了这些碎片还有什么的话,就是一个片段了:

“‘我们想参观白马寺。’

——不巧,正在维修。弗朗索瓦·瓦尔发火了。”

其实建于公元前68年(东汉永平十一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寺庙白马寺,此时不是在维修,而是已在文/革中被毁。1973年西哈努克想去白马寺“朝圣”,但此时的白马寺不但佛像已被砸掉,寺院也几乎是一座废墟。于是紫禁城慈宁宫大佛堂中的全部文物被调拨到白马寺。这个调拨搬迁工作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尊佛像(其中还包括一套元朝干漆造像),百来件暖阁构件等被从北京运到了白马寺。然而西哈努克却因为种种原因,没到。

I have a dream

李谧在一千五百年前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那如果拥书十万卷会如何?

昨晚枕边书,随手从书架抽了肖恩·白塞尔的《书店日记》,睡前最好读点轻松的。也许。之前看《安妮日记》,努力了两次,每次都读不到第十页,完全无法进入,即便它是独具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和经典,最后我把它捐给了学堂的图书馆。

十一点上床开始翻书,到口渴起来喝水、屙尿,抬头看墙上的挂钟,竟然已经凌晨一点。不想第二天浑浑噩噩一事无成,赶紧合上书睡觉。

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后,一进书房,还是一股蒜味。开窗通风,又点了一盘藏香,接着看《书店日记》。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喜欢每天早上的这段闲书时间。

蒜味是昨天晚饭后,一家人在温暖的书房一边闲聊一边各做各的事。女儿听故事画画,我翻闲书,把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翻第二遍,太座剥蒜头,今天炒辣子鸡要用。我说:“今天的书房有些五味杂陈啊。”

“人生本就是五味杂陈”太座说。辣子鸡是太座的“辣”手好菜,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辣子鸡,没有之一,尤其是里面的蒜头,香软糯,一锅鸡的精华美味全被吸收在里面。鸡她们吃。

中途在八点半吃早餐,和女儿背古诗,午餐烧烤后洗完碗,又一路不停看到下午三点,就像在游乐场玩溜索,四百一十五页,二十六万字一溜到底。

手上肖恩·白塞尔的这本《书店日记》,应该是去年的年底书店大促销时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1版1印。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一家名叫“书店”的书店店主日记,拉拉杂杂的流水账让我欲罢不能,想来可能是因为我的居住环境和书店所在的威格敦有点相似:都是乡下、小镇,镇上人都不多,环境都还算不错;与威格敦相比,我住的这里的不足之处就是那里书比人多,这里唯一一家独立书店在开业一年来,也因经营难以为继而将迁到市内;还有,“书店”书店里有十万书,我只有千余册,还不成系统,也不成主题。

我有一个退休后开书店的梦想(这让我联想到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或者是幻想,但如果真的想要开店,我的阅读量和藏书量实在还是太少。并且,“藏书大家罗森巴哈(A. S. W. Rosenbach)在《谈旧书》(Talking of Old Books)一文中生动地回忆过他的书商叔叔摩西。听闻侄子也想走边藏书边卖书的道路,摩西叔叔认为他完全具备资质:记性好、毅力强、品位佳、文学知识丰富、拥有一定资金。这几条是前网络时代当一名合格书商的基本要求。”如果按照摩西叔叔的这个标准,我看来与开书店无缘了——我记性不够好、毅力不够强、品位不够佳、文学知识不够丰富,还有一条最要命的——资金。

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继续淘旧书、读旧书并乐在其中。“在今天整理的几箱书里——也许是牧师藏书的一部分——我发现了两本你准想不到会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的书:一本《我的奋斗》和一本来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封面《圣经》。”如果我在箱子里发现这两本书,我的嘴一定会呈“O”型并慢慢张开发出“呜-啊-哇-哦……”的感叹,就和我在觉园禅院走廊壁龛经书结缘处一堆新旧经书里,翻拣到一本全新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大唐罽宾国三藏般若译版,繁体竖排全新《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时一样。

“对大部分从事二手书买卖的人来说,清走逝者的遗物是很熟悉的经历。”我抬头看了看书架上搜买来的新旧大小不一的书,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在与埃科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中说出了我的想法:我可以想象,我太太和女儿将卖掉我的书。不过我活着时仍然会继续买继续读——我又淘到了《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学习掌握那些无法核实的信息。这显然是教师们面临的难题。为了完成作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准确。他们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给教师们提个建议。他们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要求他们就某个主题找出十条来源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较。这是在练习面对网络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不要为了现成的便利来接受一切。(P70)

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

田原的《书店之美:20家文化地标书店的精神向度》,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1版1印,17万字。图片业余,排版杂乱,文字也不够优美,图、文、编、排,都是习作水平,剩下的就只有情怀。看这样的图文习作不费眼和脑,昨晚睡前很快就看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借春运迅速蔓延。昨天全国确诊219例,今早确诊324例,晚上7:40确诊469例,死亡9例。今早网传贵阳凌晨4点发现1例疑似,10点官方就发消息确认。南国花锦购物中心里人流似乎没有明显减少,只是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很多。今天下午把柜台交给小花负责,明天起,我们就不再去了,远离人多之处。

下午14:30离开南国花锦购物中心,走路去了万东桥花鸟市场,还有两个冷摊在做年前最后一天生意。15元淘到了7本旧书,俱有污渍、破损、划线、标注和胶带,因品相均不佳,我强让老板饶了一小本旧日记。

7本书是傅东华译玛格丽泰·密西尔《飘》(上中下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1版1印;李俍民译艾·丽·伏尼契《牛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1版,1980年1月13印;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印,国营五二三厂印刷;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上下册,没有版权页,从书前五页的“毛主席语录”和注释的“时代性”判断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物。

《牛虻》我上小学时看过,现在只依稀记得一点,有机会再看。

《飘》没看过。傅东华的译本《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本用语灵活多变,行文自然,清楚明了。但傅东华随意删除原本中大段的景物自然描写,也让译本失色不少。不过在豆瓣,有评论说这个译本是最好的。好与不好,看了才知道。

井上靖的书,家里有5本看过,这本《杨贵妃传》是第六本。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用现在的话说,是“非法出版物”。这是我的第一本鲁迅作品。也是一本又被过度解读的鲁迅作品。借用太座正在看的刘绍铭的《冰心在玉壶》文集《闲话鲁迅》一篇里,鲁迅自己的话正好作为同一个人物的解读和被解读来对照:做这样的东西欲罢不能,一来爱发“牢骚”是本性,二来杂文较易成篇,可用最短的时间换取稿费。为稻粱谋,这是一个现实不过的考虑。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手掌大小的一小本日记,国营上海纸品二厂72开内芯100页60克书写纸,粉色硬面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红字,扉页毛主席语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句“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虽然整本日记没有作者姓名,但有“阳关石场日记1969.3.17—11.14(二)册”字样,从随手翻看的几日内容知道,作者写这日记时大概三十多岁。不论是本子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大时代下微小个体的历史感。可能日记的主人现已不在人世,子女将日记同旧书当废品处理才流落到我手里。这是我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一段宏大叙事背景下真实、细微,有血有肉微小个体的颠沛流离个人史,这个春节假期哪天先整理几段出来看看。

17年前的2002—2003年,我和太座都在深圳,亲历“非典”(SARS)。那时我也天天写日记,但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和蔓延,和“非典”很像,我们现在也想就呆在自己乡下的房子里,远离人群,看书、晒太阳,写日记。或许我死后,送给亲友的我的日记线装编年史《愚直录》也会出现在冷摊上,被人购入,读后以助饭后谈资而已。

【总结】2019の读写看

【读】读书除了为遮眼,还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太苟且的人。2019年我看书102本,比去年少了10本,平均1.96本/周,排前三的关键词是历史、宗教、文集。我的年度最佳给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和龙应台的《野火集》——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

【看】2019年看了269部(集)电影,平均5部(集)/周。比去年多看了151部(集),观影总量1570部。我的年度最佳给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烟花未曾照耀的地方,也有仰望着的笑脸,生活沉重如此,仰望本身,即是美丽。

【写】2019年我写了13.4万字日志,比去年多写了2.5万字,发出来一小半,发不出来一大半。死之前整理下,给自己出一部线装编年史《愚直录》,送给亲友,一生蠢蠢前行历历在目,以助饭后谈资,说: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去生。何者为佳,惟上帝知道。(苏格拉底自辩词)

你写日记吗?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邪不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