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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读什么书

元宵节,“绝对贵州”的设计师们推出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的系列海报,声援武汉。据说他们是贵州最厉害的设计师。但这种口号式的宣传,除了无谓的煽情和掩盖事实,什么实际用途都没有——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怎么就是一家人呢?是谁让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什么样的人会对自己家人隐瞒事实,并看着他们被折磨?这个现状是不可避免的吗?谁应该对这事负责?除了武汉,其他地方就不是疫区了?我和带来此次灾难的人,不是一家人;我和那些愚蠢、不作为而导致这次疫情蔓延的人不是一家人;我和那些无知、自私,到处散播传染疾病的人不是一家人。无辜的人“他们不明白发生的事,他们愿意相信科学家,相信有学问的人,就像神父一样。而他们一直被告知‘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只要记着饭前洗洗手就可以了。’那是在犯罪。”(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P.259)

两天,看了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两遍,六十万字。《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是我迄今为止记忆里看过的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

和加缪的《鼠疫》一样,《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我也一边看一边把其中的句子读给太座和女儿听,几乎每一页都说的是当下,都能见证当下,而见证的代价,都是生命。

太座说楼上的表妹在微信里向她抱怨,自己怀孕5个月,老公整天就陷在沙发里看手机,什么事也不做,儿子也不管。“你会不会抱怨我每天都抱着书在看?”“有一点。不过你洗衣服、帮我做饭,带女儿学习。再说,天天这样隔离,又能做什么呢?”“书里有这句‘这是被隔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隔离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还有这句‘隔离区,是独立的世界。’”

“为什么几十年前和十几年发生的事,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都那么相似?” 太座问我。

“因为历史不是‘惊人的相似’,而是不断重复上演。”

女儿放下手里的书说:“爸爸,我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还不是被隔离在家?又不能改变世界。”

“我的女儿,你一定要记住”我对她说,“一辈子都要记住——读书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因为只有不被世界改变的人,才有可能去改变世界。”

书念得好,你读过的每本书都融在你的身体中。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你的谈吐、你的行为,并为你打开通向这个世界的一道道门,一扇扇窗。就像当下,书念得好的人,就知道1300多年前,日本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绣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十六字偈语。鉴真大师被此偈打动,六次东渡,此偈也被视为中日交流的象征。鉴真抵达日本后,开创日本律宗成为“传戒律之始祖”,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至今。763年6月6日,76岁的鉴真在奈良唐招提寺圆寂,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比喻高峰、最高成就)。这段历史,除了在历史课本,还可以在真人元开于779年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和日本作家井上靖初版于1957年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读到。在1300年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凶猛的今天,日本友人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用“汉字”、写“汉诗”的“梦幻般的国家”敬仰和物质与精神上的援助和祝福。如果书念得不好,你就只会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都是一家人!

索尔仁尼琴、契诃夫,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索尔仁尼琴、普拉托诺夫,索尔仁尼琴、布哈林……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这两天总是看到“索尔仁尼琴”这个名字。从手边书架上抽出和契诃夫、《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一起的,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2版2印的“内部发行”版《古拉格群岛》。随便翻开一页,梅列日科夫斯基、恰尔诺夫斯基、诺沃鲁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好多“老司机”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谁,上中下三册共2000多页150多万字里面,恐怕姓名就占去了20万字吧?!最后还是放了回去,抽了《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下来换换脑筋,后面还有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和《锌皮娃娃兵》。

另外,在看到“我甚至无法理解,有人会认为我的自由不是自由”这句,我不由自主向书架上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瞟了一眼。


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1版,2019年7月4印)读书笔记23则:

1、见证的代价是生命。(P.31)

2、胜利日这天,来了一个将军。我们列队欢迎,接受节日的祝贺。队列里一个小子大胆发问:“为什么要隐瞒这里的辐射?我们受到多少剂量的辐射?”将军走了以后,他被部队指挥官叫去,挨了一顿训斥:“你这是在挑衅!你在制造紧张气氛!” (P.101)

3、我从阿富汗回来,我知道自己活下来了!而在切尔诺贝利,一切都相反:在你回家后,才慢慢地被杀死。(P.101)

4、有多少人受到了伤害,可没人为此负责。把领导关进监狱,这就完了。在这种体制里……(P.139)

5、我以国产纪录片的优良传统拍摄了:推土机手正在读《真理报》——标题字写得斗大:“灾难中的国家不会放弃。” (P.147)

6、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才是最可怕的。辐射检测员说的是一组数字,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则是另一组。(P.147)

7、您亲眼说见,我这里满满一条走廊的病人,他们在等待。我一整天都能听到电视里那些声音。您就这样转告当官的,他们是一群废物。(P.157)

8、我想弄明白,这一切是谁的错?他是谁?我们该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谁的错?(P.163)

9、索尔仁尼琴的书出现在书架上,紧接其后又有沙拉莫夫、布哈林……就是不久之前,藏有这些书还是要被逮捕,会被判刑的。(P.177)

10、地方行政机关的人,他们怕的是上级领导。而那些上级怕的是链条上更高的上级。权力的金字塔就是这样建造的,领导就是国王。(P.180)

11、所有的病患资料都印有“秘密”和“最高机密”。他们让医学和科学卷入政治。(P.186)

12、我的妻子是一名语言学家,从来对政治、对体育不感兴趣,而现在总是要问我同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我们开始谈论那些从正常思维角度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当局在沉默,而我们不会再保持沉默。而且……很快……非常快……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马上就聚集起来。口令是:“你在读什么书?是索尔仁尼琴,普拉托诺夫?来我们这里……”(P.187)

13、大多数领导根本不想知道什么物理、数学,他们都是在高级党校毕业的,那里只教给他们一门课。(P.196)

14、我可以向你证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责任不在科学,而在人,不在反应堆,而在人。至于政治问题,不是我这里要说的。(P.198)

15、我的丈夫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工程师,他认真地想让我相信,这是一场恐怖袭击,是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P.228)

16、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我们知道了实情,却还要保持沉默?为什么不去广场,不去呐喊?我们写了报告……我已经说过,我们有工作笔记。但是我们保持沉默,并且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信仰。(P.251)

17、他们把美国的机器人派到顶上,工作了五分钟就停下来了;又派去日本的机器人上去,干了九分钟就停止工作了;最后派去俄罗斯机器人,足足工作了两小时。这时对讲机里说:“伊万诺夫列兵,你可以下来抽根烟了。” (P.287)

18、报社记者飞到我们这里,给我们拍了合影,但完全是摆拍。他们拍摄了留下来的房子和窗户,再把小提琴摆到前面……他们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P.296)

19、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幸福的……我甚至无法理解,有人会认为我的自由不是自由……我正在读索尔仁尼琴,我在思索……(P.2311)

20、土地上散布着数千吨,总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核素。它们的总量相当于三百五十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我们应该谈论的是物理问题,物理定律。他们却在谈论敌人,在寻找敌人。(P.325)

21、他们害怕上级发火胜过害怕原子。每个人都在等电话,等指示,但自己什么也不去做,害怕承担个人责任。(P.326)

22、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他们在克里姆林宫跪着乞求资金、药物和辐射剂量检测设备,而我们只用了十五分钟报告情况:“一切正常。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对付。”他们赞扬说:“好样的!”多少人的生命换来这一句赞语?!(P.327)

23、我们读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我们互相请客,在厨房里说个没完,饥渴地诉说……晚上打开电视:“不要轻信挑拨离间!”(P.336)

23、这是被隔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隔离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P.338)

重新发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上这本淘来的旧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1版1印,9.6万,硬面口袋本,我喜欢这样的开本,便于携带。切口红色,书脊裂开一指长的口子,因为是硬面,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不处理。里面还有两幅整页的黑白版画,怀旧的风格让这本旧书更像旧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写的是主人翁公舒霍夫在劳改营里的“一天”:“舒霍夫的被关押,是由于他在1942年2月的西北战场上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而且这还是他事后自己主动“坦白”的。而他周围的人几乎全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来的: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海军军官寄来的礼物,还未成年的戈普契克因为往森林里给宾杰里人送过牛奶就被判了‘跟成年人一样的刑期’,阿廖沙则仅仅由于他信仰上帝而被抓……他们的刑期或为十年,或为二十五年,他们的每一天都将这样缓慢地熬过!”(刘文飞《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代前言《“一天”长于百年》2007)

昨天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读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并且那书就在我手边的书架上。

外国人的姓名,如果我没有专心读上个十遍八遍,甚至认真写下来过,就根本记不住。意大利人的名字,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名字,还有爱尔兰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名字看起来都一样,都好像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是“外国人”。但如果外国人里面有俄国人就很容易发现,因为俄国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外国人的名字,除了特别长,还有男的通常是司机(斯基),女的通常都带“娃”,所以俄国人是不一样的外国人。但这也不绝对,例如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伊塔洛·卡尔维诺,我以为“她”们都是俄罗斯或白俄罗斯或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哪个国家的,于是还没有读过的《树上的男爵》就一直是和《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死魂灵》《我们》排在一起的。

昨天整理书架,重把所有外国的书都按作者国籍来归类,这才发现,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他”不是“她”,而且是意大利人,并且在另一个书架“社会学”类别里找到了他的中篇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竟然和《孤独的城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一起。在我这小小的书房里,同一个作者的两部作品竟然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终于走到一起,但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两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买的。类似的笑话还有一大把,例如我一直把玛琳娜·柳微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和《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排在一起的,昨晚它终于回归到了英国组团。还有第三排和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在一起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与第二排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又是一对失散多年的好兄弟。

昨晚日志写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才发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应该和《古拉格群岛》在一起,因为都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知道索尔仁尼琴,两年前读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在昨晚之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哇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厉害了,2008年死后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作品嘛……很多。《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嗯,读过,平淡描写中的触目惊心,作者……这不重要,反正也记不住。奇妙的错位。书架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2版2印的“内部发行”版,上中下三册共2000多页150多万字,定价96元,去年以定价三倍的价淘来。要不要继续读?读完应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过去了罢?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古拉格群岛》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

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一个极端冷酷而贪婪的人,在生活中六亲不认,但是这个偏执狂的“菲利普斯藏书室”中的收藏,却是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藏书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

每一个收藏家都渴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收藏,热烈地期待着下一件藏品,但他们各有各的动机,而这尤其容易被人说成是病态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将这看成是对生活中某种损失(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损失)的补偿行为,是唐璜式朝三暮四的欲望,有这种欲望的人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而只能在“下一个”中——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就是在购买下一本书的时候——获得片刻的满足。

书是超越生命的纪念品。除了文字内容之外,书的物资形态的存在,历史可以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拥有它们的人,以及它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环境。所以美国图书管理员伯顿(J.H.Burton)曾经说过:“大型图书馆是建立不起来的,那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发展起来的。”

上面文字,来自淘来的二手旧书乌尔夫·D·冯·卢修斯的《藏书的乐趣》。三联书店2008年5月1版,2009年5月2印。这本书不仅写藏书的乐趣,还有书的发展史、书的结构、书的装订、编目、陈列、保养、藏书票和所有者记录、欧洲的旧书店、史上最著名的藏书室及图书馆建筑,以及书籍拍卖要点、与旧书商打交道的注意事项等等,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叙述及回答了收藏图书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种种乐趣。今天一天看完,这本书我肯定还会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并让我蠢蠢欲动想在即将到来的下个学期,采用书里介绍的拍卖行编目的方式来管理学堂的图书区了。然而这面临两个问题——

学堂的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每每师生想看点什么,他都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或几本书,在图书区随意翻翻或者带走,自助借阅登记簿就放在桌上。上个学期结束,我翻看借阅登记簿,发现登记借出的书籍数量远远少于书架上消失的。这是个好消息——书都是被看书的人带走了,从我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希望消失的书还要更多些才好;从图书采购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坏消息,新学期又要采购一批书补充进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偏爱普通版旧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加凶猛,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今天确诊总人数已经达到31260人;每天增加的疑似病例已经接近5000例,今天的疑似病例数字是26359人;死亡病例昨天新增73例,总数637人。封城封村封社区,高速路上外地的不准进城,本地的离开了就不许回来,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得到控制?什么时候才开学?并且对于每天公布的这个数字,渐渐变得只是数字。湖北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新冠八君子”之一,“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直到咽气时都还是一位被训诫的“造谣者”。微信里武汉的在家隔离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家等死甚至病死,湖北官员也承认大量病人未收治,这些事实都淹没在了大量的正能量鸡汤里。这些正能量里,竟然有一家“领袖学院”发出的《不要恐惧!苦难是上天另一种形式的爱》这种让我汗毛竖立脊背发凉的毒鸡汤,这哪里是什么“上天的爱”,这不关上天的事,这是人祸,是人祸。所以每天这个最新疫情数字在我看来也变得可怀疑。

虽然我只看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一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但他——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还有——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两句话就像两口被大锤椎击的大钟,振聋发聩。今晚,我的枕边书就是再读一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致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啊,还是要多读一点书,多一点独立思考才行。知识增多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变广了,凡事多问几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样才有可能明事理,辨是非,才可能不轻易被人蒙蔽愚弄,才有可能尽量活成一个普通人,正常人,而不是一个蠢货,一只黑暗中一点风吹草动就群起而吠,主人远远一吼就摇尾收声的村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