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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的质疑之心

“如果上课都按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学术统于一尊,学术就完了。

学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领域内打转转,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展?

天下事,总要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宁可用粗的办法来实现博览群书,切勿只图精而变成了孤陋寡闻之士。”

昨天下午收到的《黄永年文史五讲》,到凌晨一点读完。因为是曹旅宁根据二十多年前的上课笔记整理而来,不是黄永年的完整讲义,时有语不知意和所记过简处,读得不过瘾。除了手边的《古籍版本学》,还想再多读一些黄永年的文章,但布衣书局和二十四书香书店没有,在当当下单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之一《黄永年学术经典文集》,过两天就到了。

《黄永年文史五讲》中,多次提到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对书中多处有不同看法。如:“最先发现的是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有问题……寅恪先生的“兵制”章也有问题……”还有“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指出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鸩合关陇集团这点,自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是由于武曌要破坏此政策,则殊非事实。”原以为严谨治学的陈寅恪作品,抱着膜拜的心去读去学就好。现在这一对比学习,真真是学无止尽,在求知这件事上,不管是跟在哪位前人的后面,也不可轻信,更不可轻易“委身于人”,不管面对的是谁,都要怀一点“真的是这样吗”的质疑之心。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我的是商务印书馆据三联书店二零零九年版排印,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版一印毛边本。繁体竖排。开卷摩挲,纸墨清香,心旷神怡。

遗产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家书店,就算不上个地方了。

——加布瑞埃拉 · 泽文《岛上书店

前天去二十四书香书店淘书,一进店遇到店主秋蚂蚱,就喝茶聊天了。聊了些我内心的纠结。

几个月后店就要搬到市内,现在去一次就失落又欣慰一次。毕竟这乡下不比市区,那里读书人和买熟人都更多,书店能存活得更长更好。我将失去生活中的光和盐了。书店搬到市内,往返三小时的交通成本让我不太可能再像现在这样没事就能到店里逛逛。一座没有书店的城市是荒凉的,我住的这个卫星城镇终归还是要荒芜。

前天没淘书,昨天去补上,贼不落空,淘得好书五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哈耶克作品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精装全三册),这三本,就足够读一年。这个年纪读哈耶克,是想让自己对世界有点更深入的看法——读书总是让人发现自己的无知。

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之(宋)王栐/张邦基撰《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2012年12月1版1印,定价18元,因略有水渍,特价10元购入。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1版1印,繁体竖排,毛边本。大爱。用裁纸刀一页一页裁开,刀锋割开纸页的沙沙声让我浑身每个毛孔都舒坦,享受。

现在买书,看到繁体竖排线装或毛边本,就欢喜得不得了。把书拿起又放下,又拿起又放下,书和钱包天人交战。

结账时,店员说毛豆老师买毛边本回去收藏?我说是在买遗产,买回去读完就传给女儿了。

除了书,我也没有什么能留给孩子的。

比看书更快乐的事

翻完包括司马辽太郎的《风神之门》、《功名十字路》、《幕末》、《新选组血风录》,还有山本兼一《寻访千利休》、浅田次郎《壬生义士传》、井上靖《风林火山》、隆庆一郎《花之庆次》、柴田炼三郎《真田幸村》和火坂雅志《天地人》,日本时代小说季结束。应该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翻类似的书。总体感觉很一般,不论是文笔还是故事,也可能是翻译的原因。

韩敬山的《金顶下的拉萨》,如果不是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可能或许大概能给两星——不够好看也不够有趣。“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之前已看过河口慧海的《100年前西藏独行记》,现在翻邢肃芝(洛桑珍珠) 口述/杨念群、张健飞记录整理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觉得两本书一起看会有更多收获。翻书总是一件很个人和很有趣的事。

“618”当当网图书五折,向学堂申请了500元购书款,前天一箱书已到。比看书更快乐的事就是买书。


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学生汪篯带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广州中山大学,邀请陈寅恪先生北上,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陈寅恪先生口述,汪篯执笔,写下了这封《对科学院的答复》的回复信: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的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後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於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