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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记

18年前,我在深圳。当时的我和民工没有太多的不同: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都穿着材质低劣而不合身的西装,都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房,都没有暂住证所以都被关过小黑屋又50元把自己赎出来过,还有我们都喜欢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尤其是“我拿青春赌明天”这句。后来我学机灵了,把在市西路买的西装袖口标签撕了下来,以显示自己和天桥上卖盗版光碟的具有不同品位。

后来,非典(SARS)来了,只能自我隔离在屋子里,就像现在冠状病毒爆发一样。每天一个人百无聊赖,就不管什么年代、不管黑白彩色、不管东西中外,一部接一部看电影。没电影看了就看书。由于平时不怎么看书,就没什么藏书,于是把能找到的不多几本书都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在网上看各种垃圾小说。看完了就在电脑上写日记,写读书笔记、观影感受,写街上空无一人,写工业区封闭起来像一个囚笼上万人在里面作困兽斗,看到什么写什么,天天写。

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干干净净,不留痕迹。然而,时光虽然没有了痕迹,但总会改变些什么。那段的自我隔离,让我开始面对孤独,开始真正静下来和自己对话——我到底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被传染了,死了会留下些什么或是什么都没有——这无意间塑造了我的观影、阅读和记录的习惯,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就是从那以后,买书、读书渐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买书,只买自己喜欢的、想看的,没有一定,也不论新旧,不成系统或门类。我读书,求的是尽情适宜。有的细细读,有的随便翻翻,有时细究详查,有时不求甚解,全凭喜好。《仙经》里面说,啃食书籍的虫子名为书蠹,又称蠹鱼。书蠹啃书的目标,就是“神仙”二字。说书蠹吃到三次书中的“神仙”二字,即成神仙。如果啃到乐谱,则化为鞠通藏进古琴里,古琴便会常常自鸣。如果啃到的是圣贤之书,书蠹就会化为玄灵,进入大脑控制人的思维,而如果书蠹吃到的是诲淫诲盗之书,则会化为无曹,进入人体后会使人纵欲暴虐。我没有多少圣贤之书,带“神仙”二字的也没有几本。有没有蠹鱼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每个看书的人,其实就是这书蠹,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书蠹啃食到不同的书籍不同的文字而发生的变化。

这17年,日常阅读就像一把砍向我无知狭隘冰封内心的斧头。像我这样一无学历,二无背景的人,如果没有遇上一个好时机,没有一个赏识你的人,没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我将永远一事无成,什么也不是。我有时就喜欢站在书架前,也不读书,只是看着眼前一排排书籍,想我现在不仅可以买书,还可以读书、教书,真心感到幸福。

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

田原的《书店之美:20家文化地标书店的精神向度》,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1版1印,17万字。图片业余,排版杂乱,文字也不够优美,图、文、编、排,都是习作水平,剩下的就只有情怀。看这样的图文习作不费眼和脑,昨晚睡前很快就看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借春运迅速蔓延。昨天全国确诊219例,今早确诊324例,晚上7:40确诊469例,死亡9例。今早网传贵阳凌晨4点发现1例疑似,10点官方就发消息确认。南国花锦购物中心里人流似乎没有明显减少,只是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很多。今天下午把柜台交给小花负责,明天起,我们就不再去了,远离人多之处。

下午14:30离开南国花锦购物中心,走路去了万东桥花鸟市场,还有两个冷摊在做年前最后一天生意。15元淘到了7本旧书,俱有污渍、破损、划线、标注和胶带,因品相均不佳,我强让老板饶了一小本旧日记。

7本书是傅东华译玛格丽泰·密西尔《飘》(上中下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1版1印;李俍民译艾·丽·伏尼契《牛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1版,1980年1月13印;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印,国营五二三厂印刷;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上下册,没有版权页,从书前五页的“毛主席语录”和注释的“时代性”判断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物。

《牛虻》我上小学时看过,现在只依稀记得一点,有机会再看。

《飘》没看过。傅东华的译本《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本用语灵活多变,行文自然,清楚明了。但傅东华随意删除原本中大段的景物自然描写,也让译本失色不少。不过在豆瓣,有评论说这个译本是最好的。好与不好,看了才知道。

井上靖的书,家里有5本看过,这本《杨贵妃传》是第六本。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用现在的话说,是“非法出版物”。这是我的第一本鲁迅作品。也是一本又被过度解读的鲁迅作品。借用太座正在看的刘绍铭的《冰心在玉壶》文集《闲话鲁迅》一篇里,鲁迅自己的话正好作为同一个人物的解读和被解读来对照:做这样的东西欲罢不能,一来爱发“牢骚”是本性,二来杂文较易成篇,可用最短的时间换取稿费。为稻粱谋,这是一个现实不过的考虑。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手掌大小的一小本日记,国营上海纸品二厂72开内芯100页60克书写纸,粉色硬面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红字,扉页毛主席语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句“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虽然整本日记没有作者姓名,但有“阳关石场日记1969.3.17—11.14(二)册”字样,从随手翻看的几日内容知道,作者写这日记时大概三十多岁。不论是本子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大时代下微小个体的历史感。可能日记的主人现已不在人世,子女将日记同旧书当废品处理才流落到我手里。这是我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一段宏大叙事背景下真实、细微,有血有肉微小个体的颠沛流离个人史,这个春节假期哪天先整理几段出来看看。

17年前的2002—2003年,我和太座都在深圳,亲历“非典”(SARS)。那时我也天天写日记,但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和蔓延,和“非典”很像,我们现在也想就呆在自己乡下的房子里,远离人群,看书、晒太阳,写日记。或许我死后,送给亲友的我的日记线装编年史《愚直录》也会出现在冷摊上,被人购入,读后以助饭后谈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