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归档:鲁迅

多藏必厚亡

我读书醒得晚,原本今年要尝试学习版本学,可“如今学习版本学,已无此际遇,书肆上宋元旧本久已绝迹,明本也是寥若晨星,偶一见之,也多是当年藏家不屑一顾的万历以降刊本,加上令人咋舌的天价,”只有借贾二强《共续藏书纪事诗——漫记黄永年先生的访书藏书》文中一句,自叹生不逢时了。二十年前还有“书肆”,现如今连实体书店都开不下去,更遑论古籍、版本,只好在各种“书话”中寻觅三两故人旧纸。

高老七,忘其名。肆设曲水亭路东,门市房一小间。五十年代初,以老病去世。其家人清理店房,店中旧存唐造像残塔,高二尺馀,方尺许,生前悬高价不售,至是弃置道旁,无人过问。——张景栻《济南书肆记》

刘伯峰,名峙,工书法,精版本目录之学,藏书甚富。其所藏明刊精图《吴骚合编》、傅山手校《隶释》等善本,辑印于《四部丛刊》行世。晚景凄凉,藏书散出殆尽。——张景栻《济南书肆记》

朱彝尊非常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藏书,每每钤印于卷首,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一面镌白文十二字日:“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他原本希望同样嗜书的儿子昆田继承藏书,不料昆田早死,给了他沉重一击,“呜呼,今吾子天死矣!读吾书者谁与?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袭藏之,或土苴视之。书之幸不幸,则吾不得而前知矣”。朱彝尊已经预见到了藏书的归宿,他死后,曝书亭的藏书只保存了几十年。据《蒲褐山房诗话》记载,竹垞的孙子稻孙晚年贫不能支,藏书陆续散佚。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竹垞后裔进呈珍本六十九种,最终著录五种,存目二十八种。《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词臣》记载,朱彝尊死后,曝书亭废为桑田,南北坨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甓存,只有圆额无恙,而荷锄犯此地者,其人辄病。或许竹垞老人还在脊恋着他的八万卷藏书吧!——刘玉才《朱彝尊与曝书亭》

赵宽去世后,其藏书即散尽。光绪末年曾与赵宽同在端方幕中的叶景葵记道:“天放楼馀籍,去年(1939)经京贾囊括而去。”(《卷盦书跋·赵君闳行略》)赵宽小脉望馆藏书主要就是天放楼藏书,所以叶氏有此说。——江庆柏《赵烈文与天放楼藏书》

以上所引,俱为《藏书家(第2辑)》中文章。读来只叹一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藏书家(第2辑)》,齐鲁书社2000年6月1版,2011年6月2印,定价8元,9.6元淘来。虽然购价高于定价,但还是控制在10元以内,也不心疼。入手价比定价高的情况在我买书也是比较常见,但总体比例并不高。之前1988年齐鲁书社《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张评甲本)、1996年群众出版社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中下三册,还有重庆出版社1987年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都是以定价数倍至10倍价购入。

这本《藏书家(第2辑)》,右上切角。我以为是哪家图书馆或学校故意为之的处理残本,但翻遍全书也不见一个印戳。查了这个系列其他辑,发现原来就是切角版。为何如此,也不得而知,或许像毛边本一样,是故意为之一特色罢。扉页是书法家于植元和梁修“友情题辞”,可惜认不得于植元的字,梁修的大概识得个七七八八。梁修题的应该是“姓字犹闻书画香,贞珉触手意凄凉。海源秘籍久星散,空对冷红话弄藏。”我对书法一窍不通,还好句读勉强有那么一点点从小蹲在马路边边翻文言文旧书似有若无的基础。扉页名家题辞这个做法,在谢其章的《书蠹艳异录》中也读到过。梁得所创《小说》半月刊,第三期开始每期扉页有名家题字。第三期扉页题字是郁达夫的诗稿《临安道上书所见》。1934年7月14日,鲁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这幅字是一首绝句:“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朴晴江。”刊于1934年8月1日《小说》第五期扉页。这诗原是鲁迅书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的。

翻完《藏书家(第2辑)》,深觉有趣,就又生起不安分的心思,想收齐全套26册。然而,第一辑齐鲁书社1999年1版,定价8元,售价视品相已为40至200元不等,其余24册售价亦不低。钱包绝杂念,也是好事一件,随缘遇书吧。

好奇害钱包

谭帆的《古代小说评点简论》,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从书”一种,2005年6月1版1印。定价8元,旧书,不记得多少钱在哪里买的,但肯定低于定价。

最近看的《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才子佳人小说简史》三本小说简论简史,主要参考书目里,都有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的这本《中国小说史略》太好,还是因为是“鲁迅”的缘故所以特别重视?好奇。我的“鲁迅”已经死在课本和老师手里,但这个“鲁迅”似乎不太一样,不读一读是无法判断的……忍住,一定要忍住,这三个月是不能买书的,一本都不行。一分钱都不行。

“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金圣叹的影响至大”,我书架上金圣叹“六才子书”有《水浒传》《西厢记》《杜诗》三种和《唐诗》。这些书几年了一直还没好好看过,只是读其他书遇到相关内容就抽出来翻检一通。时间不够啊!

当初买金评本《水浒》,是因为小时候看过的是一百二十回本,金评本只七十回且也独立成书并流传,这是一个怎样的版本?好奇。买金评《唐诗》,是全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蘅塘退士选《唐诗三百首》是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金评《唐诗》选六百首,孰优孰劣?各自选诗的标准是什么?好奇。买金评本《杜诗》,徐子能咏杜“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金圣叹“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杜诗1400余首,金圣叹选批的都是哪些杜诗?好奇。别人好奇害死猫,我一好奇害钱包。

一本《古代小说评点简论》,也是一部古代小说评点简史。几百年的众多人物和作品的简史简论,区区6万字实在是简之又简,但对如我闲散读者来说,入门也还是嫌太长。为读完后再次消化,顺便也再做个简化,就有了下面2600字的梗概:

文学评点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从时间而言,大致从唐代发其端,南宋走向兴盛,历元、明、清三代,至晚清才退出历史舞台。就文学形式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体都有评点出现,如诗、词、曲、赋、文、小说、戏曲等;更有甚者,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几乎都经过了评点家的批点,有的还是一批再批,《诗经》、《楚辞》、《史记》、《汉书》、李白、杜甫、东坡、稼轩、《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巨作在其自身的传播史上都留下了评点者的深深痕迹。

通俗小说评点萌生于明代万历年间,兴盛于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的评点形式在小说领域的延伸,而古代的文学评点形式又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为基础的。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得以在形式上成熟,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即:注释、史著之体例和文学之选评。

与所评作品勾连在一起的评点方式源于对典籍的注释,而在中国古代最早得以注释的一批典籍是儒家的经典,即《易》、《书》、《诗》、《春秋》、《礼》、《乐》。“经”在中国古代有着很高的地位,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故中国古代的注释是由注经开始的,这种注释对后世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尤其是注文与正文融为一体是后世小说评点中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的直接之源。

史著之体例对小说评点的影响亦甚大。这种影响主要支自于史著的“论赞”。“论赞”作为史著的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是史学家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述并且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形式。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于《左传》。《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形式上是一部《春秋经》的传。它是以《春秋》为纲,博采史实,加以编订的编年体史籍。在《左传》中,作者不仅详记史实,还“”记录了古人对史实的评价,一般泛称君子曰。在司马迁《史记》中,这种形式有了明显发展,《史记》每篇篇末均有署为“太史公曰”的一段评语,表达作者对篇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以后这一形式遂成定制。

小说评点的产生赖于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相对繁盛。嘉靖元年(1522),《三国演义》结束了长期以抄本流传的形式而公开出版,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后不久,同样产生于明初的《水浒传》等也得以刊出。从“抄本”到刊行,古代小说就其传播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同时也为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在嘉靖元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近百年中,通俗小说的创作逐渐兴盛并得以平稳发展。据现存资料考知,此时期共出版通俗小说五六十种。这虽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但在通俗小说的初创期这已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现象。这一时期,古代通俗小说的四种基本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都已完备,各自出现了一部代表作品,这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四部被时人称为“四大奇书”的作品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万历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源头,它对小说评点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小说评点之所以能在后世的小说理论批评和小说流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乃是由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文人参与和评点的商业化所决定的。

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一方面,评点从万历时期引入小说领域,随即就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的局面,它与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如果说,万历时期是通俗小说走向兴盛的起始,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小说评点的奠基阶段。同时,万历年间又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定型时期。它在小说评点的形态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趋于稳定。

万历二十年(1592) 左右,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重要的年月。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重要人物开始了小说活动,这就是著名文人李卓吾和著名书坊主人余象斗。这两位重要人物同时开始小说评点活动,仿佛向我们昭示了中国小说评点的两种基本特性,这就是:以书坊主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以文人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自赏性。小说评点正是顺着这两种主要态势向前发展的。

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承万历小说评点之绪而呈发展壮大之势,这是小说评点由萌兴走向繁盛的百年。同时,小说评点也在此时期渡过了它的黄金岁月。所谓明末清初在本文中主要是指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四朝的一百来年。这百来年是古代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时期。这段时期,小说评点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小说传播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且评点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小说评点史上有质量、有价值的评点著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公开出版的。

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金圣叹的影响至大,他的评点使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黯然失色,在他的影响下,小说评点名作迭生评点风气被推向高潮。因此从明天启到清康熙年间,小说评点形成了百年奇观,这是小说评点史上最为丰硕的百年,也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黄金岁月。

光绪三十四年(1908)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铅印出版。该书封面顶上小字直书“祖国第一政治小说”,以明其评点之宗旨。其实此书与其说是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结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
燕南尚生对《水浒传》的所谓“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而其对《水济传》的“命名籍义”更可谓登峰造极,如释史进:“史是史记的史,进是进化的进,”言“大行改革,铸成一个宪政的国家,中国的历史,自然就进于文明了”。这种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所谓“整义”,在《新评水浒传》中可谓比比皆是。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由于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新评水浒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可以说,它是小说评点史上一部最后的“名作”。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历经三百余年,至此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的式微有评点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影响。就内部因素来看,晚清小说评点的草率和鄙陋是小说评点逐步失去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报刊小说带有“补白”性的所谓“评点”则使小说评点沦为可有可无的“角色”。而从外部原因来看,晚清以来,小说渐由传统的“边缘“逐步跃升为文学的“中心”,也使得小说研究方式突破了传统格局,“评点”这一专注于个别文体的批评体式已不适应对小说的全方位研究。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形式,于是伴随报刊形式而共生的“论文”、“丛话”等形式逐渐占据了小说批评的中心舞台,故小说评点的“让位”已成必然之势。

四个男人一块墓碑

我的契诃夫,死在我的中学,和我的高尔基,我的普希金,还有我的鲁迅,四个老男人死在了一堆。托这个教育体制、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老师的福。

这死在一起的四个男人共用一块墓碑,上面刻了他们的死因——死于作品中揭露出来的——折磨、痛苦、阶级、敌人、剥削、斗争、虚伪、阴暗、寒冷、压迫,这些关键字围绕在碑中心“意识形态”四个字的周围。苦大仇深,一点也不可爱。

我的鲁迅,在这个月初有点死去活来死灰复燃的意思,在旧书冷摊上淘回来两本上个世纪的“非法出版物”,但也仅只是重新在书架上找回了一点存在感而已。

我的契诃夫,今天总算是复活了——看完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1月1版1印,唐用华译的《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这个版本没有序没有跋,翻开封面就是书名页,书名页后是目录,目录后就直奔主题,干干净净,清爽。上下两册共40篇,小学课本上的《凡卡》,中学课本上的《变色龙》和《套中人》(装在套子里的人)也在里面。现在抛开语文课本的规定理解方式,不用去管什么才是在考试中可以拿分的“标准理解”和“标准答案”,也不去用管什么名家解读,拿起来就自由阅读自由理解,契诃夫的小说,幽默风趣又辛辣,谈笑风生又悲从心来,实在是可爱。而且,课本所选的篇目外,精彩有趣的大有所在,短篇小说又比中篇小说来得紧凑,一拿起就有点“鬼扯手”不看完舍不得放下。在中篇小说中,最爱《第六病室》,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一个正常人是如何死于他的正常,而不是失常;或者说一个正常人如何死于他试图去纠正这个不正常的。至此,我死去多年的契诃夫,这个文质彬彬的老头终于推开棺材板板,舒展开紧蹙的眉头,咧开嘴巴从坟墓里走到阳光下来。

我的高尔基和我的普希金,会不会什么时候也复活?

Eileen

看完刘绍铭的《爱玲小馆》,发现女儿和张爱玲同名——英文名都是Eileen

《爱玲小馆》是我看的第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海豚出版社2013年3月1版1印,旧书,100页,5万字,定价15.8元,5元入手,“海豚书馆”文丛一种。我越来越喜爱淘旧书。100元新书最多能买三本,旧书选得好能买十本,甚至更多。

近年张爱玲研究已成“显学”。刘绍铭在《爱玲小馆》说“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再坏,也有诱人读下去的地方——只要作品是中文。”还引了张爱玲《异乡记》里“头上的天阴阴的合下来,天色是鸭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来了,毛毛雨,有一下没一下的舔着这世界”句,说这些“散句”也能“兀自燃烧”。看过的小说、散文也算就几本,这样的句子,不见太出奇。称这样的句子也能“兀自燃烧”的,忠粉粉偶像祖师奶奶,无不用其极,也是读书一趣。

我一直对张爱玲的作品没有兴趣。这有点像我对鲁迅的怀疑——我知道他的文章也不错,但读过的几篇并未读出有多么的好来,反而是过度解读多过文字本身;并且鲁迅和张爱玲,两人早已被追捧到高高在上的地位,位置太高,就不近人间烟火了,像是壁龛里一尊像,不真实,不友善,“清坚决绝”不近人情。反倒是周作人更真实,更有人味,也更悲戚。现在我的书架上,周作人的书远远多过鲁迅的——周作人自编集三十七种已收集到二十二种,而关于鲁迅的书只有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周作人自编集里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自己写的,一本都没有(原本有两本,开学捐给学堂了)。也没有张爱玲的。这与她是不是汉奸胡兰成的前妻、“落水”文人无关。有的人,有的书,没兴趣就是没兴趣。

苏青有一次问张爱玲将来会不会有一个理想国家出现。张爱玲回答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抄周家,毒打知堂老人,他两次委托儿媳张菼芳“呈文”派出所,要求恩准服用安眠药“安乐死”不果。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有人发现老人趴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儿媳问讯赶回家,老公公早已浑身冰凉。遗体火化,骨灰未能保存。

鲁迅走得早也是好事一件,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一直存在。否则那几年,他这个汉奸哥哥,怕也是要挫骨扬灰。

书店淘书记·《鲁迅小说集》与《苏轼选集》

一周都是晴天。昨天周五,下午没课,绕着学堂中学部后山转了两圈。3公里的山路上,红黄绿的叶子在午后的阳光下筛出满满斑驳的影子,最是一周里惬意好时光。

贵阳这个冬天,晴天比往年要多,也好,也不好。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那就很可能会在不该下雨的时候在下雨。

周五晚饭后照例是进“城”买菜逛书店。花卷病了一周,昨天不再发烧了,在爷爷奶奶家休息;太座去剪头发和买菜,我一个人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淘书。

每周淘书都有收获。这个收获不一定是非要买到书,即便是没有买书,淘书这个过程也是乐趣多多。

在二楼旧书区,先是找到一本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繁体竖排硬皮精装《鲁迅小说集》,是《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合集,560页里收录了鲁迅全部的短篇小说,所有篇目的编排都是依照鲁迅自己原来编订的次序,大爱。纸张泛黄,印刷精美,扉页上还有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1956年6月17日和1967年11月3日这本书前两任主人留下的藏书记录和个人印章,更大爱。新书固然悦目,但有了阅读印记的旧书更加让人喜爱,因为这里面还有其他人的人生记忆和时间碎片,这实在是一种特别的邂逅——人与书和人与人的邂逅。我几次拿起又放下,犹豫的是书的品相不甚佳和价格也不低。这本书定价1.9元,标价40元。即便是现在,一本同样内容的精装《鲁迅小说全集》新书也只标价不到30元。这本书的硬壳封面封底已磨损严重,四个直角都磨成了圆角还露出了内芯,书脊的蓝布也已朽坏,内页多霉、污渍。终于我还是没有买下带走,我知道它就在哪个书架的第几层,或许哪次再见我会忍不住带走。

转身,在另一个书架最底层,寻得一本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词学家和宋代文学专家刘乃昌是现代词学开拓者和奠基人夏承焘的弟子,不知道为什么刘乃昌的《苏轼选集》2005年以后就没有再版了。

想必这本《苏轼选集》的前任主人是一位爱书人——不是摩挲感慨后插架收藏的那种,而是有书必读,生活不可无书甚至可能书不离手或者家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以至于喝茶吃饭随手就抓一本书来垫杯碗的爱书人,所以书的封底上像奥运五环一样大小嵌套着几个杯碗底油渍。油渍里还浸润有一个歪歪斜斜1*2cm印反了的蓝色售书章,只依稀辨认出“书店10售书章”几个字,至于书店名则是和油渍霉斑融为一体了。除了油渍,霉斑还从封底一直顽强穿透60页,243页一本书,最后文选部分的页脚都已破损,想来这一餐的油水一定充足。

虽然这本比我小不了几岁的《苏轼选集》除了自然旧的纸张黄脆,品相要比《鲁迅小说集》还要差许多;虽然这个版本的选集里没有我最喜欢的那首诗,但我还是欣欣然带走。除了定价0.9元,标价5元,价格合理——这样品相的书只能论斤卖但我还是按本买,这样算起来价格并不合理;但现在早餐一碗肉沫面都要11元,面下肚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化为粪便,而一本书价还不到半碗面条,还可以不断翻阅数年直至碎成片片蝴蝶,这个价格就很是合理了——还因为这个版本选的诗《琴诗》、词《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和文的《留侯论》、前后两篇“赤壁赋”、《喜雨亭记》都是我喜欢的,另外《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两篇,如果我后续还继续上中学文综(地理、历史和语文综合)课的话,也是语文教材篇目。所以与其相请,不如偶遇。

苏轼一生写诗二千七百多首,在我读过不多几首里,最喜欢《赠王仲素寺丞》,博客名“尺宅即江湖”的“尺宅”来源之一就是诗中“尺宅足自庇,寸田有余畦”句。可能《赠王仲素寺丞》在苏诗中并不突出,所以昨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找到的三个版本的苏轼选集中都不见,而我又不舍得为了一首诗购一套《苏轼全集》——或许等我有钱了会的。

继续阅读

太座大人总是对的

1、昨天在书店淘到一本1999年版无译文《史记》,18元入手。昨晚备课时用到,给太座说,这是本有20年历史的新书,就像我都四十几了才又开始学习,如果不是因为要上课,恐怕这一生都不会再翻《史记》。太座说,你还没学好,人应该知道得越多就说得越少。

2、我颇为自己能在众人讨论时,常常说出一些切中问题根本或要害的真(难听)话而沾沾自喜。太座大人一再告诉我这样不好,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但我还是嘴硬,说并不是说真话的人都会让人讨厌,例如鲁迅。“蠢货”,太座大人吼我:“鲁迅到现在还屹立不倒,那是因为他死得早。”

3、“现在的父母希望孩子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但为什么当孩子开始对他们说‘不’的时候,他们就会苦恼呢?” 晚饭前在厨房和太座闲聊。“看人,不要听他说什么,应该看他做什么。”太座头也不抬丢过来一把葱,“现在就是我看你做什么的时候了。”

邻家大叔鲁迅

除夕夜23:45,外面硝烟弥漫,炮声震得地板和床似乎也在震颤。在0:30这“接年”的炮声结束前是无法入睡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而且是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辗转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①我在床上翻“现代文库系列”的《鲁迅杂文》,枕边是刚翻过的鲁迅的《朝花夕拾》,书与当下的氛围似乎不相宜。

中学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以后看见“鲁迅”和“周树人”就远远避开,因为这“怕”里更多是反感——我根本搞不懂课本里他的文章到底在说些什么,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每一个都认识的文字后面竟是深渊,就像身边某位朝夕相处和颜悦色嘘寒问暖之人竟时刻欲将我寸磔而后快,实在是可怕。文人,是要依托其文章才能活于世间的,而这样险恶狡黠的人,这样一位烟不离手,时不时就撸起袖子在报刊杂志上和别人隔街对骂的满满市井气的大叔,怎么竟然是“中国文化革命之伟人”?

现在时隔二十几年再回头看鲁迅,基本上是在为下学期我可能的中文课备课。看的角度不同了,我就愈发不喜欢鲁迅其人,觉得他可值得一看的文章,实在是不多。而当初弄不懂的(以《秋夜》中“两颗枣树”就像“白色恐怖下的革命者”的解读最为印象深刻不知所云),现在清楚,那不过是意识形态下的过分解读,想来弄不懂也就没什么了——如果在那年纪就明白那些东西,却才是一件可怕的事。并且愈发觉得鲁迅这人的市井和小器。这“小器”不过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②,“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③。“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④

想来现在的学生应该不会再“怕”周树人,因为当意识形态的光环散去,鲁迅也就走下了神坛,当年汗牛充栋的鲁迅作品,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就事论事的考证。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中,有大把比鲁迅的文章写得好和更值得一读的。并且现在又有了另一种对鲁迅的“过分解读”,与意识形态称其为“中国文化革命之伟人”的过分解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以唐弢《记郁达夫》一文里鲁迅曾经讲过一个黄段子,就称鲁迅为“民国第一段子手”;借《故事新编》说鲁迅才是无厘头的祖宗;鲁迅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自己曾用“荆川纸”描旧时绣像小说里的人物,就说民国顶尖的设计大师;从鲁迅一张旧照就说其是“服装搭配大师”,如此种种以无知为有趣,实在是恶心至极。

所以,课本里远不需要那么多鲁迅,甚至课本里是否需要鲁迅,于我而言,都是大可探讨一番的。或许鲁迅本身并不坏,只是意识形态坏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写字,从发表的铅字里寻找存在感的邻家大叔。


①④《华盖集·题记》
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③《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