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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肥专栏】走进西方省的村庄

【勇敢的肥专栏】
 
走进西方省的村庄
 
当我走在梦想的非洲路上,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走的勇敢之路。
 
2011年10月1日,国内的国庆长假,我坐在当地的长途大巴上出差前往赞比亚西方省的一个小县城卡题玛玛里罗。12小时的车程里,我几乎没有合眼,一路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蓝天白云下笔直的沥青公路,两旁是一望无尽的长满野草和荒树枝的旷野,偶尔间隔着几个建有茅草房的小村落。碧蓝,翠绿的自然颜色,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只在小时候画的水彩画里才见过。每到一个大的县城,车就会停下来上下客,司机也会接一些要寄走的包裹信件,一群妇人头顶着装满水果或是鱼干的簸箕总是在这个时候走近车身,开始向客人推销。她们的东西都是一口价,并不便宜,显然赚的就是过路人的钱。看见一个小女孩头上顶着苹果和柑橘在卖,便把她招了过来,购买了一些,方便路上充饥。就这样,看了一路700公里的风景,我渐渐感觉到我在贴近这里的真实模样,我心中想象了无数次非洲大地的样子。
 
车的终点站是在夏夏格县城中心的菜市场边上,拿了行李下车,第一次站在非洲某一个偏落的地方,感觉好奇妙,谁会想到有一天我会来到这么一个地方呢!不料,周边的人看我的表情感觉更奇妙,卖菜的妇人们,跑动的孩子们,还有正在喝酒的男人们,都睁着大大的眼睛愣愣的看着我,身旁的友人不禁笑了出来,缓缓的说道:“他们大概是没看见过年轻的中国女人坐大巴来到这里吧,所以才那么好奇”。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第一次被人当作像外星人一样的参观,实在是比较稀奇。这时,公司的同事已经开着车来接我们去卡题玛了,那是一个里夏夏格县城只有10分钟车程的村庄,公司的住宅便在那里。卡题玛实际上是赞比亚和纳米比亚两国的陆路通关口岸,很多运货的卡车每日在这里穿梭,频繁的贸易进出让这个村落在经济上逐年有所发展,只是政府过去对西方省经济的不投入,使得它发展非常缓慢。车很快开到了住的地方,是一座依傍赞比西河而建的小平房,看起来已经有多年历史了。外墙已经脱了漆,房顶上有一个已经不用了的大烟囱,窗户的玻璃在风中被摇得咣咣的响,老式的合页木门每开一次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顾不得屋内的住宿条件如何,丢下行李在客厅,便径直往河边跑去了。因为赞比西河边的日落正深情的等着我呢,夕阳红彤彤的的光洒在宽广的河面上,而它本身金色的倒影就竖在红色河面的中间,河岸边的大树瞬时形成了黑色的背景,衬着河的光芒,这简直就是一幅油画嘛,我大叫出来。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深爱上了这条赞比亚人的母亲河,从晨曦到日落,从夏到冬,我都想静静的守在它身边看着它。
 
睡在这个村庄的第一夜,尽管有狗吠,还有周边酒吧发出的嘈杂音乐声,我依然睡得安稳而香甜,因为我知道这里的一切才是我想要体验非洲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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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洞:喜马拉雅山悟道的历程》描写西方第一位藏传佛教比丘尼丹津·巴默在雪域高原——印度拉乎尔修行的历程——丹津•巴默出生及成长于伦敦,十八岁皈依为佛教徒,二十岁到印度,二十一岁出家,出家后,她在喜马拉雅山修行长达二十年之久。近年来,她奔波世界各地弘法。
 
独居,与世隔绝,并不容易。由于本书不是丹津·巴默本人自己的讲述和执笔,使原本很多可能更重要和精彩内容流失。大部分内容是作者的理解和“旁白”,但作者不是书中的修行者自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缺乏更多的体悟和细节内容,奇异的风光加上奇异的修行经历,使得这本书看起来不像是一本传记,更像是一本“个人履历扩充版”或一本印度拉乎尔的“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两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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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洞》
作者:维琪·麦肯基 
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副标题:喜马拉雅山上的悟道历程
译者:莲心 
出版年:2010-4
页数:255
定价:29.8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80760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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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觉悟,越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觉悟。

Tags: 读书笔记 雪洞 喜马拉雅山 悟道 历程 佛教 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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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我有一事 生死与之
来源/《人物》杂志 | 文/张捷 张悦 | 图/苏里 清澈泉
 
PART 2 这个真正是忧国忧民
 
谈谈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
 
“这个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代价太大了”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这个事情,是不是做得越深入,越有一些真相让你无法接受,或者特别惊讶。可以让一个阅历丰富的人都感叹历史是这样,真相是这样。
 
崔永元:有啊,比如说我看到了“文革”时候的揭发材料,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现在我知道了。
 
《人物》:而且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
 
崔永元:对,我还经常见到他。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眼神特别复杂。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就是跟这事有关系,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做一个忏悔,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没有质量的,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我怕他们嘴快说出去了。
 
像我们采访的抗日锄奸团,那是一个学生组织,他杀日本人,被日本人抓住,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放出来。然后变得比日本人还坏,又刺杀大员,又被国民党抓起来。然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然后三反五反的他又进去了,他最后出监狱的时间是1978年。他对我说,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壮年,没有成年,只有一个童年一个老年。所有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我们听过见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对我们自己的变化来说,就是能把现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是我们自己的收获,然后想给公众共同分享的收获,就是千万不能再来一遍。这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个代价太大了。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给人造成的那种心灵创伤,远比肉体的创伤难以恢复。就是一辈子跟着你。
 
《人物》: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去开那个口?
 
崔永元:我是觉得我没必要在这个个体案例上较劲,我想做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启蒙,比如说叫运动启蒙,或者残酷运动启蒙,就是让所有人知道它不行,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摸电门就完蛋,就别去摸,别去触碰到这条线。如果能在公众中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现在经常是觉得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你矫正不了这个局面。然后能做到的就是享受孤独。你离这个尘世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认为干净的精神状态里面,只能这个样子。
 
《人物》:这个孤独感,跟当年抑郁症时的孤独感有什么区别吗?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可能境界更好吧。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真的是忧国忧民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还要有什么好办法,还能动员谁。
 
后来我做了很多慈善,也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想说我让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能吃上午饭,我做不到,国家要想做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是吧。但是我可以做几个学校,现在有两个被国家接管了,我们管着4个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和老师,每顿都可以吃上鸡蛋和肉。我天天在微博里面晒,我就非常满足了,非常幸福了。然后当他们来跟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持久呢,我就说咱先把这个做好,你先别想持久,别你一想持久的事,现在给孩子吃拉肚子了,我们先把这个监督、募捐、监管,把这些透明,把这些事都做好了。持久有的是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摸索出来了,一个学校有300个孩子,吃一年不超过20万。非常少这个钱,我就把它转给企业,比如叫可口可乐给孩子加个菜,那这个企业一年出20万就行了,我们来给你监管,从账目到食品卫生什么的,用志愿者团队,不花一分钱来监管他。这样可能就能持续下去。所以我现在在微博上看留言的时候,最烦那样的话,你能管所有的孩子吗?我心说你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管这4个学校。
 
我们就尝试着做一点样板间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唤起大家热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人物》:启蒙的一部分。
 
崔永元: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好坏,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人物》: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今天问了。不管你是重走长征路,还是做这么多老电影的节目,看得出来你对红旗飘飘、军歌嘹亮的时代是有眷恋的。但是同样那个年代,也是“大跃进”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无数冤假错案的年代,甚至更早,可以从打AB团或者王实味开始追溯。有人可能觉得你分裂,把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分开。你想把好的东西摘出来,这个东西太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好的东西咱们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你有那个倾向。而有些人可能觉得善跟恶是并存的,同样在那张皮上,分不开的。
 
崔永元: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只是直接用这个事实来侮辱我。我觉得可能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既然已经开始投身历史洪流,我哪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其实我觉得时代没有好坏,我不认为唐太宗比慈禧太后高明多少,其实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它的好的程度和烂的程度都差不多。我们是想告诉后人,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说最近厕所的苍蝇,北京说不能超过俩,南京是仨,还有哪个地方是一个。我脑子里马上反应过来除四害。我想这次你用什么手段呢?你会不会又把它搞成一个运动?我现在烦运动烦到什么程度?我连运动会都不爱听。就是在我的接受概念里,最多就是活动,不能运动。运动就是失去理智了,全民无意识。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好坏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我老用那个时代说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那个时代多少有点发言权,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亲眼目睹了。你以为我不想说明朝呢?我不想说清朝呢?我没赶上。
 
我问过邵燕祥,好多人说50年代好,说你坐班车那个时候都让座,你更喜欢那个年代还是更喜欢这个年代?他说我更喜欢这个年代。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年代是真不让座,谁抢到算谁的。那个年代是,他给你让了座,反过头来就揭发你,你还不知道是他揭发的。现在无非是坐不着个座位,那个时候是妻离子散。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随便去歌颂一个时代,或者随便去诅咒一个时代,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个可能是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干的事。历史学者永远应该冷静,永远对社会和所掌握的史料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永远和它保持距离。
 
《人物》:邵燕祥的回答很能说明他的价值观,就是说这个时代哪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比那个时代好。
 
崔永元:我同意他的观点,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是说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好,他没说那个时代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了。得把逻辑分清楚了。这是两回事。
 
邵燕祥说这个时代再烂,他也不喜欢那个时代。注意这话的第一层意思,他说到了这个时代的烂,那么,你觉得当你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不出这个时代的好吗?当然能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微博多好,过去就两报一刊,分分钟就把你管死了。现在微博你花多大成本也管不了,就得有这种异样的声音能发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地方。很多官员微博就让他纷纷下马,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事情。真的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好,我坚信这一点。
 
我觉得那些这么看我的人陷入了误区。第一,当我说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的菜没有农药那时候(其实因为买不起农药),你就会说我肯定那个时代。这样一个推理莫名其妙。当一个人表述说那个时代有可欣赏之处,你就认为这个人想回到那个时代。这个太莫名奇妙了。第二,我说那个时代有任何一个好的地方,你就说我否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什么逻辑。我说我特爱听京剧,你就说我贬低书法艺术。
 
我觉得那个时代骨子里不好的东西,你肯定不如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做了4000个人的口述,我知道得最清楚。像我们这儿的小孩,入门课就是先看《100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的,让他们先看看。我说你们谁要是有勇气,从头到尾都看下来就是好样的。基本看4篇就崩溃了。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
 
《人物》:现在,你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这就是人类的常态。
 
崔永元:对,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比如说经济发展的代价就是环境污染,我才不认呢,你都知道了你还这么做,你有毛病吗?我们宁可让经济速度放慢,也不能去污染。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
 
《人物》:那么当你聚焦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又会看到这个时代特别让你失望的地方。
 
崔永元:现在也不满意。我现在没有过去表现得那么愤怒。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了。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关照谁跟谁又掐起来了,哪个事表个态,有时间上微博看见了,就说两句风凉话,没时间就算了。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弄那个去了。而且我也躲了,你比如说走红毯,能不去就不去了。
 
我内心特别抗拒抛头露面,有时间我因为什么面子跟人走红地毯,我都快走顺拐了,我觉得我怎么会跟他们一块走这个呢?不是一回事,我就特别不高兴。报道出来以后我一看,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确实也是自己说的,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我现在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仓促之中回答媒体的提问不一定特别准确,也不一定能表达的是自己准确的想法。我更喜欢微博,我不会打字,微博都是一个指头摁出来的,我每天微博一指禅都深思熟虑,我对那个负责,那就是我说的,有据可查,跑不了,你们宁可相信微博,也不要相信媒体对我的采访。因为像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天,发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会特别气愤,或者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你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么现在就尽量地拒绝。
 
《人物》:那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
 
崔永元:这是我做《谢天谢地》以后第一次接受采访,三十多家媒体想访问我,我都不接受。像口述历史都懒得说,这根别人也没关系。这东西又没钱,又没有利,什么都没有,你跟人说什么呀?说是你的理想,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我干什么,等到现在来看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干成这个样了。以后谁再想采访我,我就跟他们说,你去看看《人物》就行了,我这些年干的这些事。
 
谈生活与慈悲
 
找到了我心安处,有时还是会愤怒
 
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跟你比这个
 
《人物》:你现在怎么看功名利禄?
 
崔永元:我前天还跟我们一个孩子在说这个事。我觉得要尊重他们这种物质的需求。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度。比如说别的小孩私下跟我谈心,他就说老师,这钱的问题我还是想不明白,能不能跟我讲讲。我说好,我跟你讲,你想挣多少钱?他不说,我说你说实话,不要躲躲闪闪的,我们两个私下交流。他说我想挣两个亿。好,我说我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当你挣到两个亿的时候,你可以放手吗?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收手。我就怕你们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想挣500万,想挣2000万,想挣两个亿,没事,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我们一起想办法去实现它,现在我怕的就是当你有两个亿的时候,你又改成了20个亿了,你这辈子就会死在这上面。我说你看这样的人太多了。因钱犯事的有多少是穷人呢,全是富人。所以我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个设计,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的层面上,你生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就可以满足,当你到了这个条件的时候,你就不要为它冲锋不息、奋斗不止了。你就干点正事。
 
我们这边就物色这样的人,一定要找那些又喜欢钱又有理想的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9个字,经常重复:做好人,做好事,挣大钱。多好。什么都没耽误。
 
《人物》:你现在是在花大钱。
 
崔永元: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我的生活条件不差,我能从家里二楼摔到一楼,我开着这么好的奔驰车。我很体面,没有问题,就行了吗?但是呢,你跟我的一些朋友比,就是说他们在几乎全国所有的名山名水的地方都有别墅,就完蛋了,就不行了。关键就是你要不要在这个上面跟他较劲。我记得有个段子说,哪一个网站最厉害,新浪说我影响力最大,搜狐说我最有公信力,腾讯就是说我有6亿用户,不管谁说什么,它都说我有6亿用户,这是不变的。我说我跟腾讯心态是一样的,就是不管说什么,我都说我有4000个口述历史见证人的资料。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跟你比这个,这就是我永远战无不胜的一个法宝。我希望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珍惜这个,都把它当成一个财富。这样才能活得好一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
 
《人物》:你说你做《实话实说》主持人的时候自我膨胀得都找不着北了?你还说过,“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这6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这个怎么理解?
 
崔永元:我父母就不让我做这样的人。我父母才是典型的实话实说呢。我父亲现在85岁了,部队一辈子下来的。他是他们部队的一号首长,虽然不是很大的部队,他是一号首长,我们家没有因为这个富裕起来,我们家跟别人家过得一模一样,别人吃白菜我们也吃白菜。所以直到现在我吃饭还是这样,吃不了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奠定的基础。部队是五湖四海的人来,所以探亲的家属非常多,没有地方住,就到我们家去住,就吃我们家的饭。他们身上有时候还会有难闻的味道,那时候人不像现在洗澡洗得这么勤,你就得接受。时间长了以后,你不会觉得那个味道难闻,你觉得暖洋洋的那种。
 
直到现在我的女儿还是这样的,我的女儿还会买了冰棍要给开电梯的阿姨,要给家里的保姆,包括吃饭的时候要跟保姆做一个桌,她要给保姆夹菜。
 
她上电梯总是说阿姨好,叔叔好,她要先向人问好。有时候她不说,我就会问她,你今天怎么没说呢?她说我给忘了。我说这个事是这样,我就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如果你说阿姨好,是因为她坐在电梯里不容易,老在那儿给你开电梯,你表示对她的慰问,那你每天都要有这个慰问。如果你想表示你有教养,你比别人更懂得礼貌,我觉得没必要,就不用说了。所以你自己想明白你是为了什么。后来我女儿说,她想想。
 
她人缘特别好,同学都管她叫崔大善人,没什么都跟她借。我对她的教育也是散养式的。我经常跟她说,我希望你能找到学习的乐趣,爸爸最遗憾的是数学、物理特别不好,我就特别希望你数学、物理特别好。我们拾遗补缺。如果有一天你要告诉我,你不想上学了,我无条件支持你。我不会让你受这个罪。你要说你想卖糖葫芦,爸爸给你进货。我知道北京哪儿产的山楂最好。我说咱在家里搞科研,咱搞发明,咱们做无核的,加豆馅的,咱们创作很多品牌,也能让生活幸福。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快乐和幸福。别得抑郁症。
 
《人物》:现在,你觉得哪个好人又回来了吗?
 
崔永元:回来了。我主持了那么多慈善项目,真是特别值得。你看我摔伤了,2号还要出发,连续参加两个慈善活动。然后我跟张朝阳提出把这个搜狐的微博做成一个慈善微博,让所有做慈善的人都跑到这儿做来,因为这儿的平台好。所以现在这儿有很多做公益的,给孩子加个菜,给孩子挑本书,给孩子买双鞋,给孩子换课桌椅,请农民工吃顿饭,随手公益,都在这儿做呢。都做得有声有色的。帮助农民工、矽肺病人、流浪儿童,全都在这儿做,每个活动都做得有声有色特别好。
 
《人物》:那你好人回来之后平常怎么过日子?
 
崔永元:就成了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活方式,后来习以为常了。当你过这种正常生活方式的时候,自己也会很舒服,我觉得被人架起来那种挺难受的。
 
我坐出租车,那个司机说,不要你钱了,拉你一次不容易,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要给人钱,因为你就是靠这个为生的,我说你别穷大方,你大方啥呀,你有好多钱啊?你有好多钱还开出租干什么?
 
比如我开车跟人撞车,只有一次,因为对方态度太蛮横了,由他来负责任,因为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其他的所有的撞车都是我负责任。
 
《人物》:你车技太差了?
 
崔永元: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占用了很多社会资源,所以你得回报。这个事最好就是息事宁人,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开车的人是个什么状态,也许他很窘迫,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你何必势大力粗地跟他说个究竟呢。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人家剐了我的车,我都摇下来玻璃问有事吗?没事,好,走。你不用管,都是这样。
 
然后我晚上回家的时候,看两个人打架,拿着铁棍子要动手,我就马上拦在中间不让打。怎么回事儿?就是一个追了一个,拿手电照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人要走保险,那个人要赔现钱,这个人说我非要走保险,那我跟你去你们家吧,你凭什么去我们家,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啊?然后就拿铁棍子要打。然后我就拦住了,说先别打,听我说两句话,这一棍子下去,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这可是天大的事了,这两个家可都得担着,不就500块钱吗?我出。咱们别打了。然后我把这500块钱出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很高兴就走了,他走了,我也走,然后那个人追上我说对不起,崔先生,还能让你出,我把钱给你,我说不要,你留着吧,给你吧,你留着记住这个教训。你看你能出这500块钱,但是你干吗要拧着,酿成一次事故呢?刚才我要不出手,可能脑袋就裂了,何必呢?然后就走了。
 
我会半夜两点钟、三点钟开着车回家,一看路边有个人,过去,摇下玻璃来,上哪儿,顺路我拉你。他们有的不认识我,说你是不是开黑车的,我说黑车哪有这么好的车啊。然后很舒服心里。其实你也能体会到幸福感。
但是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就要挺身而出,就得敢说,别人害怕你不要怕,就要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
 
《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乡村教师的。你怎么会选这么一个群体做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崔永元:我是2006年走长征,去了一些学校,去了236个学校,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乡村教师的工作,然后有一些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甘肃会宁,我去一个乡村教师家,他家里有一个彩电,还挺大的,但是他们的教室是一排平房,两间房子,非常穷。然后我说你怎么会有彩电,他说这个彩电是别人捐过来的。我说为什么不放在学校,放在你家。他说放在我们家是我们家出电费。
 
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你看我们城里人验收标准多肮脏,当我们看到乡村教师家里有一个彩电,首先想到他给贪污了,没想到他心存善良。我问他们年工资,他一年两百块钱,其他是这一家给点粮食,那一家给点粮食。他们家春种秋收的时候,学生家长帮帮忙。就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老师非常让人尊敬,但是听他们讲课的时候不敢恭维,他们知道得太少,有的讲的都是错的,所以我就想办这个乡村教师培训。一开始我总想怎么帮助这些孩子,后来我想帮助不过来,太多了,但是你要帮乡村教师。明白一个人,就能管好几百个人。今年做到第六届,今年做第六届就融入了新的管理理念,叫全民慈善。我希望你们跟踪一下非常有意思。组委主任是我们长征一个队员,两个副主任,是中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完全是参观者,由他们三个人来组织实施。
 
《人物》:你就负责给钱。
 
崔永元:我负责给钱,还说尽量不花钱,我说第一届培训花了100万,第五届培训我们只花了27万,第六届培训我们只希望花15万。
 
《人物》:怎么这样省?
 
崔永元:因为所有地方都不要钱了。
 
《人物》:社会各界支持。
 
崔永元:对,你去参观哪儿,到哪儿吃饭,大轿子走,住宿什么都不要钱,到医院体检都不要钱,这就叫全民慈善。我觉得它的意义特别大,以前我们是花100万培训100个乡村教师,现在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师至少出现10个城市志愿者,这样就可以培训1000个人,双向培训,特别好,我们现在就想推广这个模式,去年第五届做得已经比较像样,第六届我相信会做得更漂亮。
 
《人物》:那么我能理解你的愤怒了,当时出现了官员和校长顶替乡村教师的情况。(2011年8月崔永元在微博上曝光9人冒充乡村教师,参加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这9个人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任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和小学校长等职务。)9个,都是出现在一个省份吗?
 
崔永元:对,因为培训的都是在黑龙江的乡村教师。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我本来要发微博,后来他们拦着我,没法,因为还没有落实,据说一个省的相关部门的官员回回答是,不支持,不鼓励,不阻拦。本来就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现在我帮你干,你还不支持,不鼓励,什么意思。我觉得现在都这个时候,官员这样表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才不信,你看我犟劲又得上来,非得掰清楚。因为现在到我这儿是过了两道手的消息,我不敢确认,我等当事人回来要问他,姓谁名谁都给我搞清楚,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分分钟就叫板,不是你下岗,就是我下岗。
 
《人物》:黑龙江那个事叫板有几个。
 
崔永元:全都撤了,9个人全都撤了。
 
《人物》:他们已经花了相关的钱。
 
崔永元:全部追回来,一分也没少。
 
《人物》:再一个问题我想请你解释你的微博签名,“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老崔与腾讯博友共勉)”。我觉得你好像确定了某一件事情,跨过了某个边界,然后就决定往前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边界?
 
崔永元:反正中年就是不惑,四十不惑。有的事明白,有的事不明白,拣明白的事干。小事糊涂一点,大事绝不松手,原则问题绝不松手。所以你看某些方面发现我变得特别平和,但是像那种原则问题,比如说像类似这个官员这样的问题,这是绝不含糊,都不会打听你后台是谁,你姐夫是谁,你表哥是谁,才不管,我一定要跟你掰清楚,因为这种事祸国殃民,如果这样的人坐在位置上,太吓人,一个省的教育都没救了,所以要很直接地把他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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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有一事 生死与之
来源/《人物》杂志 | 文/张捷 张悦 | 图/苏里 清澈泉
 
【导语】
 
大银幕上放映着《口述历史》短片,崔永元先生应该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坐在角落星,斑驳的光影划過他上扬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张张面孔闪過,一段段沧桑流逝。最后出现的是一张女士的脸,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这些,我觉得就是短短的这几分钟你就会有感慨,一个人陷到这个里面以后,很难对世俗生活再有兴趣了。这就是我老想远离,老想远离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干这件事,别再因为冯小刚、朱军,因为这些事去烦恼我,我觉得这些事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49岁的崔永元对着往事微笑,或者嘲笑,把人生的种种高端和低谷拼接成蒙太奇。
 
1996年《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沉浸在一夜成名的兴奋中。“走在街上,卖菜的也认识我,卖冰棍的也认识我,警察见着也给敬个礼。至少有两年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可厉害了那时候,呼风唤雨那种。当我下去做节目,或者出差,对方出个开道车非常正常。我都来了,警车不开道,你警车留着干嘛用的。”
 
2001年,理想主义者崔永元身陷抑郁症的折磨中。
 
“很难受,痛不欲生,心里念叨的就是死,只想死这件事,无非就是怎么死。标准就是别太血腥,快速,别太痛苦和难受,哪怕跳楼也摔得漂亮一点。我在网上专门搜索了很多种的死法,关键词就是‘自杀’。怎么死都有危险,有人说上吊是最快速最无痛的,但是也有人不那么说,这个也有失误的可能,必须吊到足够的时间,如果没死的时候绳子断了,这可倒霉了。我不愿意死得太难看,因为抑郁症患者都是完美主义者,最后一下子还不能不漂亮。其实这个完美主义就是既害人,也救人。要没有这个完美,基本上也就没今天这个采访了。就是结束了。”
 
2012年,准历史学者崔永元对《人物》记者说,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口述历史。
 
“我觉得自己蒙着了,可能不做记者就当不了主持人,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可能都是一串安排好了。”
 
PART 1 我有一事 生死与之
 
“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
 
5月29日午夜,崔永元先生觉得有点晚了——采访结束,他得去工作一会儿了。
 
北京的北郊怀柔,“万泉新新小镇”路灯已歇,崔永元显然走惯了这里黑灯瞎火的夜路,他一边走一边接一个工作电话,《人物》记者跟着他,仍然被一簇路中间陡然出现的植物绊了个趔趄。
 
从他接受采访的电影传奇馆,行无一箭之地,就是他的清澈泉公司80多人团队所在的3层小楼,他的家则在50多公里外的北京市区。
 
未来10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紧密。
 
《小崔说事》要采访三个作家。
 
《谢天谢地你来啦》准备录五期节目,要和创作团队商量编剧、排练。
 
台里机制会有改变,他要和几个部门开会,商量成立“崔永元工作室”。
 
6月2日要做两个慈善活动,先去云南,“给孩子加双运动鞋”,然后去甘肃,建一所新的乡村小学。
 
在此期间要做两个“口述历史”受访者的安抚工作。有个受访者对记者存疑,崔永元要证明“这确实是我派去的人”。还有一个年轻记者工作中惹得受访者不舒服,他要解释,告诉人家怎么回事。
 
国外的、国内的朋友来了想要跟他见面,插空,尽量。
 
要治疗受伤的肩膀和腰。他迷迷糊糊从家里二楼摔下来了,因为安眠药还没过劲。
 
崔永元的抑郁症依然挥之不去。每年都会来一次。今年特别严重,春节的时候十几天都起不来床,不吃饭,不喝水,老是有怪念头,怪念头就是自杀的念头。
 
他认识的重度抑郁症患者,面对面交流过的,这5年之内,有一多半都没有了。
 
他经常凌晨两点甚至三点钟才从这儿离开。4000个口述历史需要他整理,每个月有300个小时的素材,他根本干不完这些事。
 
“这个事,往崇高了说,就是民族的口述史,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往通俗了说,它是我活命的依据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每年发病怎么办呢?现在想着这个事的时候,就是舍不得。都干了10年了,都收集这么多了,好多采访对象都磕了两年了,最后再努力一下,他们就接受采访了。不能放弃了。”
 
他几乎每天都要和助手林卉商量资料的整理和分类,每天怎么进展。最难的是技术要跟他对接,说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讲得昏天黑地的,他听不懂。他是著名的数学和物理不灵。他只能说他的想法,想做成什么样。技术说你这个一个公司做不到,现在三个公司能做到,这三个公司里有一个公司还有幺蛾子,有一个公司还想吃回扣。崔永元说这些东西你别跟我讲,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讲技术层面的。然后技术跟他讲这个接哪个。“听得我脑袋都大了。”
 
所以崔永元今天作了一个决定,热备份听不懂,咱先做冷备份吧。热备份就是搭建信息检索系统,它在运转,可以随时查。冷备份就是一箱一箱的硬盘,把它锁在保险柜里,恒温恒湿睡大觉。
 
花钱最多的就是热备份,因为连软件开发都是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生产这个系统。这事崔永元努力了7年了,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离他的想象还有十万八千里呢。精密检索还做不到,片段检索还做不到,文字和影像同步检索也做不到——就是在电脑上查到一段文字之后,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像。他去国外学习,结果人家告诉他,全世界的口述历史系统中,他那个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没有比他更先进的了。
 
去年崔永元做新锐导演计划,请了八个电影大师到中国,顺便请他们来看了看口述历史的东西。大师们惊着了。“他们说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的,是他们掏的钱,能不能架一条光缆在我们家,在电脑上可以看。”
 
好多上市公司盯上了崔永元,说你有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包装一下上市非常好。中国惯例,你去找那些历史影像资料,一分钟就要你一万、两万块钱。
 
崔永元说你们最好去美国看看,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然后人去了。一看,全是公益的,赔钱。
 
崔永元想在中国开这个先例,公益,免费。“现在中国人全掉钱眼里了”。今年2月,他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打算建好后,分两步对公众开放,第一步对学者和从业者开放,记者、学生都行,你要什么资料,无偿提供。第二步,对全民开放,谁都可以。
 
崔永元请《人物》记者去看看。“因为很多人你采访不到,但是我们有最原始的采访。”
 
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明确地表达支持他的口述历史,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事业,“以前有领导说我不务正业。现在已经有两拨台领导到这里看我的系统,从来没有过的。”
 
“你看这个多鲜活呀”
 
2001年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对崔永元说,“你能不能尝试着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爱,你会为了它,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舞台吗,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电影,我就喜欢电影,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电影吧。”这就是《电影传奇》的发端。
 
从电影传奇转到口述历史,如果有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那就是采访王为一,珠影的导演,2003年1月,当时他80多岁了,采访了7个多小时,那是当时采访时间最长的。现在口述历史采访一个人物的纪录已经是85小时了。
 
王为一说了很多,他讲聂耳写的国歌。1959年曾有一部电影,说聂耳拿起笔就想起了东北义勇军,然后热血澎湃,写了这么一个。但是在当事人的回忆里不是这样,他们都管他叫聂子,他年龄很小,蹦蹦跳跳特别可爱,他到各个剧组说,你们拍什么呢我帮你们写个曲子,你们拍什么呢我给你写个歌吧,这么个人。可能也是天性活泼,第二也想挣点钱,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状态写出来了。
 
另一个录音师回忆说,他是第一个听国歌的人。为什么?那天上班,他跟聂耳坐一个电车,看见了,挥了一下手然后聂耳就跑過来了,拽着他说我的歌写好了,你想听吗?他说行。当时那个车上那么乱,聂耳就对着他耳朵唱了一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是他第一次听。
 
“这些东西让我特别激动。我说你看这个多鲜活呀,只有他们能听到。”
 
还有王为一说他跟赵丹特别好,赵丹只要一梳头什么的他就知道,今天要约会去了。然后等到他回来,一看表情,就知道今天结果怎么样。有的时候垂头丧气,有的时候特高兴,不停地唱歌。
 
这激起了崔永元极大的兴趣。这跟以前想象的,书里描写的,或者一句话说的那个赵丹完全是两回事。
 
2006年崔永元走长征路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去采访了100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缅会战的老兵。当时他意识到这个很重要了,但是不好意思跟媒体说。“媒体知道会说你什么意思,你走着长征去采访国民党什么意思?”
 
还采访了110多位音乐人。好几拨留学生,第一拨叫4821,1948年去留苏的21个人。还有从法国、德国、美国回来的,奔赴新中国的。西南联大的,燕京大学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系列。
 
走到现在,5个采访团队分别负责战争、知青、企业家等系列。
 
崔永元随口说出印象中鲜活的细节。比如,采访的一些当兵的,无论八路军,或者是国民党的兵,都问你为什么要当兵。这是一个常规的问题,都问,听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最好玩一个,他去参军的时候人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不对,你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什么?给你讲讲革命是什么。全都讲完了,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你说半天,我就是为了吃饱饭,要不然我当什么兵啊”
 
“现在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宝库,你们怎么不提前来看看呢?编剧水平大大提高啊。他直接说的那个话都比你编的台词好,太漂亮了一个个的故事。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我。”
 
崔永元说有的事情他几乎难以相信。
 
一个受访者,英语非常好,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情报机关工作,监听美国的通讯电台,发现他们居然用英文直接发令,就是哪哪的部队通過哪儿调到哪儿,不用密码,起码应该是A军团用B方式到C地区,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就直接用英语说,太欺负我中华无人了。他就报告李克农,说他听到了这个计划,李克农都不相信,然后他们就到了前线,让前线的部队来观察。就是这么调动的。
 
走到今天,口述历史已经有了自己规范的操作方式。比如做抗美援朝,要采访谁怎么抽样,记者会先做PPT演示。
 
“会把志愿军所有的编制告诉你,各个兵种告诉你,人数告诉你,重大战役告诉你,甚至细到我们战俘的准确数字告诉你,然后这个战俘最高的级别告诉你,现存的人数告诉你,根据这个抽样。志愿军里面有探照灯,有这么一个兵种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们要采访到它。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在这个部队编制里,这个兵种是干什么的,他们参加了什么战斗,有什么用。志愿军里面有很多拿工资的你知道吗?不是部队的工资,是除了部队的工资还拿一份工资。为什么?就是原岗位工资。因为战争打起来以后,修汽车的,修这个的,修那个的奇缺,人才没有。怎么办?从各个工厂、大学抽调专业人员去,所以他们拿双份工资。你看不做口述历史你就不知道还有这段事。”
 
崔永元想用生动的口述来拼凑一个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所谓的历史的真相。
 
“因为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找人,与时间赛跑”
 
口述历史目前一共做了4000多人,受访者平均年龄85岁,最大的106岁,留下了10多万小时的影像资料。现在大概有800人已经过世了。“有的老人甚至在我们去采访他的路上去世了。”
 
崔永元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在国外出差时约定了采访《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一个多月后回来,打电话,空号,再過一个多月,他到一个新华社老人家里复印图片,听到老人和朋友通电话,说“张广友可惜了,那么年轻就没有了”,他惊了。
 
崔永元提起谢晋,他在采访后15天过世。
 
崔永元曾和上影的总裁任仲伦有一次聊天。“他说你喜欢谢晋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他好在哪儿?我说他踏踏实实地在讲故事。他说还不是这么简单,他是那代导演里,为中国电影和中国导演拓展空间的一个英雄,他说其实每一代导演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领军人物。他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都有可能上映不了,《牧马人》在拍摄過程中就让他停拍,他还是拍了,结果《牧马人》公映了,也获奖了。我们在谢晋晚年采访他的时候,说到这儿他都很激动,他在流眼泪。我是觉得每个时代都需要那么一拨人,做艺术的,他们负责为艺术家拓展空间,而不是说上面规定好了你能干什么,你就只能干什么。艺术家的想象力是无比旺盛和丰富的,你要敢冒这个险。”
 
5个采访组里有一个组在做知青,抽完了样本是600个,要到2016年才能做完。两个组在做战争,打算从东北抗联开始做,一直做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可现在连解放战争还没有做完呢。因为采访特别费时,一个人就要一个月,你想想什么时候可以采访完。而老人们也等不起。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最长采访纪录85小时的那位老人访了两个多月,因为年纪大了,一天说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说车轱辘话,那就休息,第二天再说。
 
口述历史团队流动性非常大,走马灯一样,但是采访组很稳定。“我觉得他们稳定就是因为他们天天跟这些人打交道。”崔永元说,“我们从街上捡来的张钧。吃了顿饭,聊得特别棒,一问他干嘛的,他说没事干,那跟我们走吧。然后就来到我们这儿做首席记者,干得非常好,自己也觉得特幸福。说怎么吃顿饭也找着这么一件活。”
 
重要的受访者都得崔永元搞定。“这可费了大劲了。你得全世界跑。”做节目的时候,请个人,他不来,不来拉倒,再换一个,很从容,无所谓。但是口述历史,少了这个人不行。
 
有的人对记者的身份和目的存疑。有的人就是不愿意说,想把秘密带到坟墓里。
 
有的采访对象,接触两年,和记者随时吃饭,随时聊天,就是不肯坐到摄像机前。首席记者张钧说,“我们和他们见面,要沟通感情,希望你信任我们,我们拍你这个不是为了卖钱,是为了拍下来给后人,留给历史。他不断地考我们,试探我们,这个事你知道吗?你给我讲讲,实际上是考验我们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对话。”
 
记者们什么都干,要观察老人的脸色,状态不太好了,身体不行了,明天再采访。病了,要带着花篮和水果去看望。沙发坏了、窗帘坏了,他们得修。记者们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采访手册,细到什么程度?在老人家里拍时间长了,他们要交电费。
 
张钧突破一个受访者的最高纪录是,三年。这个人叫“梅娘”。这几乎是一个被遮蔽的人物,那时候的说法是“南张北梅”,张是张爱玲,梅是梅娘。
 
少量的内容做成了片子,放到了网上,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比如《我的抗战》。做一个片子要动员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做片子用的素材微乎其微,连1%都用不出去。崔永元根本不想做这个事。当务之急是采访、记录,把人埋在心里的东西挖出来、留下来。但是一些老人的话打动了他。他们说,小崔,我临死之前,能看到我们的东西在电视台播出吗,小崔我都98岁了,我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播出啊?
 
“我一听到这个,就特别着急,那我们就做一些片子,让他们都看一看,只是让那些老人看看,高兴高兴。”
 
“我只能求你别灌辣椒水”
 
迄今为止,口述历史已经投入了2亿元。
 
“特别费劲,我在这个屋子为了200万跟人谈话一次谈10个小时以上,经常的。最后人家还不给。”
 
最后支撑2亿的是十几个大户。以崔永元之阅历看这个世界之复杂,他不愿意说具体人和具体数,担心有人会比较谁捐多捐少,这很无聊。他做过很多关于孩子的慈善活动,理念是,“一千万个人的一元,好過一个人的一千万元。”
 
他拿出苹果手机展示一个页面:“这个是我在微博上公布的第125次的捐款。多少钱都有。”很多人显示匿名,他指着一个名字,蔡骏,此人的风格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他这个是20、30,还有10块。但是天天捐。”他猜这是自己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找人联系过,联系不上。
 
崔永元乐于述说他所得到的帮助。他说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去年已经扭转过来了。“现在我身边好多人,一大堆人都在为我这个事想办法。”
 
周立波曾把崔永元叫到上海谈了一周。他夫人胡洁问:“你见谁就跟谁要钱。如果你老是跟人描述说,我们花了2亿,还经常发不出工资,谁敢沾你,吓死了,躲得远远的。你明年要花多少钱,知道吗?”崔永元不知道,他只能说账目清楚,操作规范,公开透明,专门审计。周立波说,“把你抓起来,给你灌辣椒水,你能不能把账说出来啊?”“我真说不出来,我只能求你别灌辣椒水,你把账摆在我面前我也说不出来,这确实不是我的长项。”
 
周立波夫妇帮崔永元理清思路:你得有个规划,比如2012年要花1500万,包括了数据化改造备份、采访花费和人员工资,你能做成什么,然后最好把两年或者三年的规划都做出来,你跟人说故事的时候就不是无底洞了。
 
“然后果然就顺当多了。”
 
2011年1月,李连杰等人创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崔永元当时正在深圳,冯仑牵线,拜会了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等一干壹基金理事。王石直接说:你就下命令吧。你需要我们每个人做什么,每人出多少钱。
 
“我顿时感觉自己像是工商联主席似的。”
 
商界高人的想法是,如果大家一块出钱,比如一个人捐500万,10个人就是5000万,就可以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的利润全部用来做口述历史,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崔永元不喜欢说筹钱的艰难,发不出工资的困窘。那是2010年春节前,年会上,崔永元给大家打了招呼:今年要准备过苦日子了。春节后,清澈泉公司真的发不出口述历史团队的工资了。历时3个月。
 
停发工资期间,采访没停。记者都知道崔永元把自己的钱也搭了进去,自己的藏品拍卖所得也投了进去,都相信他能过了这个坎。
 
他焦虑吗?张钧说,“为什么小崔的抑郁症总在春天发作,那是一年之计啊,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想到今年资金有多大缺口,得筹多少钱,这对他的情绪肯定有影响。”
 
你焦虑吗?崔永元说,“我真的没觉得啊。采访的这些人,有被判过3次死刑的,他都不焦虑,我焦虑什么。我以前就是没一个东西说服自己,你知道吗?当我做到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时候,我站在最高我没有参照,因为我的苦恼就是最大的苦恼。现在我有4000个参照,你随便从这里面找一个人是九死一生的,哪轮得上你焦虑呢?其实他们很少在这儿看到我的愁容,看到我都是特别高兴的,我只要一到这儿来就特别高兴。”
 
命运的诡异让人无法理解
 
做口述历史,崔永元觉得命运的诡异有时让人无法理解。
 
他说的3次死刑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亲自采访了一个人,5项罪名判死刑。但是他是军人,带他到军事法庭来核查,核查的时候一个罪名没了,因为林彪倒台了,他反林彪的罪名没了。还剩4个罪名,核实了一下还是死刑,那4个罪名挺要命的。要执行枪毙的时候江青倒了,又少了一个罪名,还剩下仨了,还死刑,因为攻击毛泽东。然后又过了一段,“两个凡是”一打破,这也没了,就剩俩了。最后弄得一个都没了。判了3次死刑,坐在你面前跟你讲,谈笑风生。然后再听他前面的经历更传奇,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他的同学都是孔祥熙、宋子文的后人。他的同学在课间的时候跟他说,下午咱们走吧,坐飞机走。就这个时候他没有走,后来崔永元问,你为什么不走?他说我看到了解放军在大街上睡觉,这样的军队是值得信赖的,他就没走。他后来判3次死刑。命运就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前文所说的抗美援朝期间监听到美国电台欺负我中华无人,直接用英语调动军队的那一位。
 
“有时候你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你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就是我说的你跟那儿过了一生。”
 
崔永元说:“可能有一些事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研究的。再过两代人才可以研究明白了。但是重要的是记录,是要把资料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数据化,把它备份,这样就是再过一千年,谁想研究什么都还有。这起码是当事人的说法,要不然就是以讹传讹了。就像比如说我们研究论语的时候,孔子身后300年他的弟子总结起来的,你相信那是孔子说的话吗,反正我是不相信。可能是他的精神,但是绝对不是原话。300年了,你想想都传什么样了。口音都变了。如果现在我们要有这个孔子的录像,有他的录音,这研究起来就更准确多了。所以我就立志做一个口述历史的收集和整理者,我们是拾荒者。”
 
崔永元,为什么独独是你去做了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你不投身的时候,你体会不到它的乐趣。就像我最烦这个电视人和电影人说自己多艰苦,我们熬夜,我们经常吃盒饭。我觉得很无聊。那你干嘛不挖煤去呢,没有人拦着你。所以说你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你要想他的乐趣在哪里,比如说我觉得我做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乐趣就是我差不多都访了10000个人了,你跟10000个人过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别人活一辈子,你活10000辈子,你说你占了多大的便宜。这就是你这个职业给你来的乐趣。现在走到这一步真挺幸运,我觉得我做起口述历史来就没什么烦恼了。”
 
崔永元说他随时可以离开《谢天谢地你来啦》的主持人位置,但是口述历史会一直做下去。赶也不走。做到死,做到老年痴呆,只能做到老年痴呆。以后就歪曲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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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一百个人的十年》

1、历史是活着的。历史不仅存在于文献或史书中,在博物馆内,在一天天远去而逐渐模糊的岁月里,也存在于我们的观念、话语、行为、习惯和下意识中,不被我们察觉。
 
2、大人物的经历不管有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有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
 
3、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4、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5、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6、包青天愈多,说明法制愈不健全。
 
7、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人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嗑,筷子穿进脑子。
 
8、我刚被打成右派时,关在戏校的一间储藏室里。一些小孩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头,啐唾沫,辱骂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是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个法子,因为房子脏,我就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苍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直到今天,我爱人也不知道我这样自杀过。
 
9、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子的吧!”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
 
10、一九六八年,我家十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宝贝,珍本善本自不必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文纸软,学生们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来的“文革”?“斯文”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下了“文革”这么一个既野蛮又荒唐的蛋来?
 
11、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面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张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边就响起那些惨叫。
 
12、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面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脚的砖头把钉子砸进了自己的脑袋里。
 
13、清队开始后,一天,老钱突然没回家。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面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呯呯”砸门,厂里来帮人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上离开家去厂子时,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14、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队员,他闯进六十三号才问出来,说老钱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了,一帮人全喝醉了,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在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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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作者::冯骥才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2014-6-1
页数:339
定价:39.8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0394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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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格萨尔王传》

看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才知道,蒙古族有《江格尔》①、柯尔克孜族有《玛纳斯》②。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
 
看书可能会增加知识,却不一定增添智慧③。看书越多看起来好像知道得更多,但其实知道得“越多”才会发现自己有多么“无知”——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到知道自己原来不知道,知道得越多的是越多知道自己不知道。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方法(忘了是谁说的)。
 
《格萨尔》大约产生在古代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六世纪之间;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公元七世纪初叶至九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十一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的编纂、收藏和传播,此时史诗《格萨尔》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宁玛派(俗称红教)的僧侣,一部分就是“掘藏师④”们所编纂、传抄的《格萨尔》,称为“伏藏”的抄本。
 
《格萨尔》已经存在有一千多年,长达60万诗行,相当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3部长,《罗摩衍那》15部,是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流行在中国西藏和中亚地区,讲述传说中的岭国国王格萨尔的故事,对藏传佛教影响很大,现在西藏、蒙古和土族中间尚有演唱艺人在说唱这部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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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王传》
作者:降边嘉措/吴伟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译者:降边嘉措/吴伟 
出版年:2011-4-1
页数:247
定价:48.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085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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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格尔》是蒙古族卫拉特部英雄史诗,以英雄江格尔命名,与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它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尤其经过历代演唱《江格尔》民间艺人“江格尔奇”(能演唱《江格尔》史诗的人)的不断加工、丰富,篇幅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最后成为一部大型史诗。迄今国内外已经蒐集到的共有60多部,长达10万行左右。关于“江格尔”一词的来源,历来解释不一。波斯语释为“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释为“战胜者”、“孤儿”;藏语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古语释为“能者”。同时,江格尔也是《江格尔》的主人公。
 
②《玛纳斯》为柯尔克孜族(国外称吉尔吉斯族,现有吉尔吉斯斯坦国)英雄史诗,与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玛纳斯》广义指整部史诗,狭义指其第一部。与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不同,史诗《玛纳斯》并非一个主人公,而是一家子孙八代人。整部史诗以第一部中的主人公之名得名。《玛纳斯》主要讲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不畏艰险,奋勇拼搏,创造美好生活,歌颂伟大爱情的故事。《玛纳斯》不仅流传于中国新疆,也流传于苏联,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的柯尔克孜人聚集的地区﹐那里也有许多“玛纳斯奇”(能演唱《玛纳斯》史诗的人)。据中国记录的材料共8部,20余万行。
 
③本句来自《痛症楼》。《痛症楼》更常见的翻译名字是《癌症楼》,也有翻作《癌病房》的。英文是“The Cancer Ward”,德文译成“Die Krebsstation”,讲的是乌兹别克一个癌症病院里的故事。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是前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辽娜的家》、《癌症楼》、《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等。
 
④他们既不说唱也不书写《格萨尔》故事,而是将发掘格萨尔时代的实物作为他们的主要职业,这类人物被称为“格萨尔掘藏师”。“掘藏师”一词源自藏传佛教的“掘藏传统”。公元8世纪,当时在吐蕃担当传扬佛教重任的莲花生大师以一个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和哲学家的聪明才智,预见到未来的吐蕃社会将遭遇不测,并对藏传佛教带来灭顶之灾。为了使佛教免受损失,他和弟子将许多佛教典籍和文物作为伏藏品藏匿于藏区各地,以供后世弟子在适时掘出,再次弘扬佛法。佛教徒把这场拯救文化的运动称为“伏藏”。公元11世纪,这些物品陆续被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徒发掘出来。佛教称之为“掘藏”。发掘这类物件者被称为“掘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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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手帐】第三季4:“老地方”烙锅店

奢香大道北段大方县城汽车站对面,一溜简易房都是烙锅店,“老地方”烙锅店是南边第二家。
 
今天,八年级的吴骏仪放学后因为听“团课”,回到自家的烙锅店晚了半小时。回来放下书包给母亲肖弦明和正在削土豆皮的父亲吴泶毅说:“我们老师说,入团才可以入党,入党才能当官,当官才能当贪官,当贪官才能发财。但是我不想当官,我是不是就不用入团了?”
 
吴泶毅问:“学校老师在团课上是这样说的?”
 
吴骏仪说:“老师不是在团课上说的。”
 
“要不要入团,你要先搞清楚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要不人家喊你入团你就入团?”父亲吴泶毅说。
 
“团是一个伟大的组织,没有团和党,哪点有我们现在勒幸福生活。”吴骏仪说:“在团课上老师是这么说勒,我也是这么觉得勒。”
 
“那要不要入团,你自己要想好哦。”父亲吴泶毅说。
 
“嗯。妈我克买个烤鸡腿哈。”说完吴骏仪就走出烙锅店。
 
在大方县的几天里,有两天的晚饭是在“老地方”烙锅店解决的。
 
吴泶毅,1972年生,与妻子肖弦明都是大方县人。夫妻两人从1992年—2003年的11年间,在贵阳市鹿冲关路财经学院(现财经大学)、省医等地开餐饮小吃店,后到云南昆明做了10年的干花生意。因为一双子女上中学需要照顾,于两年前回到大方县,在奢香路客车站对面路边租了一间25平米的临街简易房做烙锅生意。女儿今年上九年级,一般放学后都在家里做功课。儿子今年上八年级,放学后会先到店里做完功课再帮帮忙。
 
小店的房租是1000元/月,每月的水电费在200元上下,营业时间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凌晨四点。一个月下来,能有1万元上下的营业额,但除去各种成本和开支,也只仅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文中三人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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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肥专栏】初见公司的小黑秘书

【勇敢的肥专栏】
 
初见公司的小黑秘书
 
当我走在梦想的非洲路上,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走的勇敢之路。
 
在国内的时候,就在网上认识了同公司的小黑秘书kondani, 他是一位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过中文的小伙子。第一次发现他会中文,是在国内公司上班时收到了一张来自赞比亚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七拧八扭的中文字,一看便知道不是中国人写的了。之后,相互加了qq,他时常用礼貌的字句给我打招呼,当我正儿八经用中文和他聊起来时,他一急,又还是打成英文字了。
 
在赞比亚待了一个礼拜后,这个小伙子也刚从邻国纳米比亚出差回来。见面,相互打了招呼,他还是一副紧张模样,我看得出他想跟我聊天,可依然害羞得欲言又止。其实,我一直对他们黑人的卷卷头充满了好奇,可是一直没有找到近身的人可以问,于是,我轻轻走近他,问到:“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头发么?”卷翘的睫毛下黑色的眼珠,好似无辜而又真诚的望了我一眼,点点头,算是默许了,我小心翼翼的用手拉起一根卷卷毛,想试试能不能屡直了它,他终于又开始说话:“我们的头发是又软又很卷的,也长不了很长的。”“那非洲小辫呢?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小辫子?”他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那是不真的,不是自己的头发,是买的头发”。“啊!原来如此,是假发啊!”。接着,我两都笑了起来。而我们的友谊便是从这个逗趣的话题开始的。
 
之后,他主动提出要带我出去周边逛逛,我便随他出了门。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嘴里哼着歌,走路左晃右晃的,像是跟着自己的节奏在跳舞。路上不时有人看着我们,他又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心里不禁想着,果然是个害羞的孩子啊。一路走到了离家不远的赞比亚大学里面,他说要去看看他高中的同学。校园里的绿化很好,可是校舍十分破旧,我们走到一栋学生宿舍门口,看见男男女女都随意穿梭着,显然,这是男女混住的宿舍。随着楼梯上到三楼的一间宿舍里,三个男学生坐在这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面,狭窄的过道只容得我们侧身走进去,一个大衣柜,一个电炉,一个写字台和两把椅子便是里面的全部。他的同学ALEX看到我的到来,急忙站起来把椅子让我坐,大家又一阵客气的自我介绍和招呼。接着,不知道话题怎么换到了宗教上,他们问我信不信上帝,看不看圣经,这时我才顿然发现这个诺小的宿舍墙上挂着一幅偌大的耶稣像,书桌上那本厚厚的圣经书也特别显眼。因为我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一时间竟被问得有些尴尬,只好诺诺的说:“我还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我会有兴趣去读一下圣经。” 没想到,这倒让他们几位同学来了劲,立马打开圣经找出他们最喜欢的句段让我来读,当时我那僵硬的表情可想而知了,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夜幕降了下来,我和kondani便告别了他同学,准备返家。Kondani从宿舍出来,便急着问我感觉怎么样。为了不让这个害羞的男孩自尊心受损,我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微笑,说着:“挺好,挺有趣!”。 其实,我的心里却一直是被他们艰苦的教学和住宿环境所震着,作为赞比亚最好的一所大学,不足十平米的校舍里要住上两个甚至三个学生,一个睡床,剩下的睡在地上的床垫,所有校舍共享一个洗澡间,一个洗衣间,就是这样的环境,每年入学的新生都还要争破头的申请。教学楼也是十分破旧的模样,硬件设施老旧也长年无人维护,更不要谈有什么软件设备了。整个校园最高级的要属中资企业华为赞助提供的两间计算机室和一栋在修的新校舍了。离开大学多年,却依然清楚的记着宿舍的模样,如今眼前这个破旧不堪的大学,作为赞比亚的最高学府,不禁让我唏嘘一番。话题扯远了,再回到身边的这位小秘书kondani, 我问他在中国读书感觉怎么样?他自豪而兴奋的直说好。“那为什么没有留下来?”这个问题没想到竟让他幽幽的叹了口气,半响才低声说了一句:“当时想回来了。”我见他神色不对,便没有再问,彼此沉默着朝着夕阳的方向一路往家的方向走去。
 
后记:后来得知kondani在中国并没有完成学业,是主动退学回来的,而退学的原因听起来十分的滑稽:他当时因为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得了留学生常见的思乡病,可他竟然觉得这是上帝让他回家的一个指向,他便想也不想的追随着上帝的旨意退了学。尽管回到赞比亚后,感到十分懊悔,又想回中国去继续读书,可是他的上帝没有再给他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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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手帐】第三季3:风尘修行路

6点起床,收拾好东西,逃出昨天的旅馆,在路边口服了碗肉沫豆汤面,狠有重庆豌杂面的感觉,但是7元1碗,“贵是一种态度”的贵阳市物价和一个县城一样,有意思么?
 
去到昨天踩好点的一家酒店,想开好房放下行李就去乡里找唐先生。但是太早了,还没有清理出来的房间,于是请眼惺忪的前台妹纸帮我预留一间特价单间,背包扔给妹纸帮我保管,就去奢香大道南头的南郊车站。
 
到了车站,乡村班车都是这样的,什么时间发车大致取决于什么时候人差不多坐满。目的地车程才一个小时左右点,不用住在乡村。
 
到了乡里,乡镇也好,县城也罢,也就新旧两条街。所谓的新街,就是“哪个乡镇的街都是这个样子”的意思。根据唐先生在电话里的指引,找到他时,身材敦实的他穿着一套黑西装,鹤立鸡群站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大院门口废墟上指挥一群工人拆房子。
 
“我要把门开大点,把辣子的交易市场建起来”他说。
 
我问:“辣子平时是在哪点交易嘞?”
 
他回头,用手向着满地黑色煤粉,还有一半的地方堆码着水泥板的漆黑院子划了一圈,说:“就是在这里面嘛。”
 
我戴着帽子,用骑行头巾遮挡住口鼻只露出眼睛,站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上,看着空荡荡的院子,问:“啊闷,人嘞?卖辣子和买辣子勒人嘞?”
 
“要赶场天才有人嘛。明天就赶场。走!”然后我们去到还没有拆掉的房子另一端二楼,他推门进去,一位女士睡在火炉旁的沙发上。女士迅速从沙发上起身,我进去在火炉另一边捞了张凳子坐下来,然后我们balabala(此处省略2000字)就都是关于辣子和豆子。
 
聊得差不多,从唐先生的辣子工地出来,走在寥寥人的老街上,一家“您好漂亮”的理发店里,理发师长发飘逸,黑色打底裤显得人高挑腿细长,黑色抹胸外只罩了件灰色镂空流苏大网眼棒针针织衫,正在给人理发。在这样的一个全国七大名椒产地,在这样一个三分之一的耕地都用来种辣椒的乡镇街上,这样一间简陋的发屋,她这样一个出落得如此突然而猛辣的妹纸,让我狠是欣赏。欣赏她对待生活的态度,认真细致和美腻地过每一天。她是不是这么过的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离开老街,边走边想找几户人家了解一下辣椒这事,因为辣椒在当地是几乎家家有种。但是用“咕咚运动”统计下来一路乡村小路走了快8公里,只有三头牛一只狗,就没见到一个人。好吧,今天就先酱紫,明天来赶场。
 
回到县城,找了家烙锅店完成晚餐,然后发现酒店预留的特价单间没有窗子,打开门黑哩咕咚就是一间楼上房间的地下室。
 
换了有窗子的非特价房间,房价就无力吐槽了。推开房门,抬脚踩到地毯上从门缝塞进来的五七张粉红色“90后妹纸满足你一切渴求”的服务联系卡,大脑的自动播放模式就启动并快进到电影《后会无期》的相关情节。显然,我的修行之路还有不止八万逾缮那。
 
旅行的乐趣,就是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而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陌生人。因为所遇到的每个人的种种表现,其实都是自己的镜子和投影。在杜琪峰的《神探》里,神探陈佳彬(刘青云)能够看到人的各种欲望和性格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如果我的面前有一位神探陈佳彬,他会看到我身后还或站或坐或卧或蹲着一尊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坨阴险狡诈又胆小的史麦戈、一条精壮但暴躁的汉纸、一座肥胖的包租婆、一个贪婪猥琐的色老头以及一只赤脚微笑的柔弱小童,这些都是一个人内心的各种性情和人格,而各位眼见的其实是我的综合体,或者是你们在选择自己能接受的我的形象。见众生则见如来。
 
(隐藏剧情:后来,太座大人看到这篇手帐后,找了《后会无期》来,她说要看看那“相关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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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手帐】第三季2: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天气阴晴不定。
 
一番周折坐上班车,就在旁友圈里发“头里簪着花,臂上青龙舞,背后挂雕弓,腰间插板斧,马上抖银枪,阵脚擂皮鼓,我要去看一眼:皇帝官人用的薄涂明光赤宝漆盒,水西彝族大土司奢香的云鹤虎头柱,还要尝尝那脆爽皱椒和喷香的臭豆腐,老爷我就要上大定府①。”其实,我是去看辣椒的,其他与辣椒无关的,都只是顺路而已。
 
房间的门锁是坏的,洗手间马桶水漏得满地都是,洗手池龙头嗞我一身水,24小时热水的水温只比体温略高,被子潮湿,床单上有一些可疑的斑点,墙壁因受潮而墙皮斑驳脱落,一阵风来窗玻璃晃荡晃荡响,房间里三盏灯只有床头一盏小灯亮。当我按照《Lonely Planet:贵州》的指引入住这家旅馆后,就开始对负责黔西北调研的作者表示森森不满(这里就不点作者的名了)。想让服务员给换个房间,从一楼看到五楼,每层楼只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在楼梯这边,一个房间也在楼梯这边,门锁都是松松垮垮锁不锁都是一个样。
 
住下后,与乡里明天要去拜访的辣椒“乡村经纪人”唐先生再次确认,他坚持说,除了我,再没有任何人与他联系过,也不记得数月前曾有那么几个人拜访过他,对于我的到访,他表示如果明天他有空可以见我。这个……按照我得到的消息,在此之前,应该是有人已经联系确认过的。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既然来了,我会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距离晚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出门找住宿“备胎”。一条奢香大道走下来,南段是各种商铺,中段集中了各种旅馆,但情形和我入住的这家大抵一致;北头集中了各种外地人开的酒店,但房间价都在150元以上,比“7天”、“如家”快捷酒店还贵。
 
慢点,好久开始,我也变得像一枚娇滴滴的男文青一样装一样爱抱怨了?如果你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男文青,请立刻报警。就如“我”多年前在“我”唱的一首深秋的“我”的歌②,在贵州高原10月底的深秋,在这样一个半山腰上云雾笼罩的县城,能有一个房间,还有什么不知足?明天如果不住在村里,回来换一家就是了。来句鸡汤麻痹下:生命不是用来抱怨的。
 
晚上,用泡茶的电水壶烧了热水洗脸洗脚,然后从背包里抠出一把已经快被我喝出包浆的石瓢壶来一泡铁观音,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都是降雨又降温,手机音乐随机播放到梁雁翎和黄凯芹的《哪里的天空不下雨》,靠在床上在据说和我一样越老越沧桑有味的Traveler's Notebook③日记本上叨逼叨逼下这些,真是bigger tiger(逼格太高)!记录,让生活更美好。
 
①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筑大方城置大方州,十年废州置水西宣慰司,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置大定府,二十六年降大定府为州,雍正七年废州置大定府,下属黔西、平远、威宁三州,毕节一县和水城一厅。即今贵州毕节市的大方、七星关、黔西、织金、金沙、纳雍、赫章等七县一区和六盘水市的水城县及钟山区等地。1913年废府为大定县,1958年2月改大定县为大方县,属贵州省毕节市。
 
②香港歌手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后,于1993年推出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
 
③Traveler's Notebook作为日本顶级文具品牌MIDORI的旗舰产品,是名副其实的旅行者的笔记本,极具复古之感并且耐用经久的牛皮封面,配合自由组合的内芯设计,在全球有无数的拥趸,无论旅行笔记、写作灵感、绘画手稿还是规划日程,它都是你的好帮手。哦野!
 
(手绘配图来源于网络,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教师杨田恒手绘的“水浒108将”系列中的“地英星天目将彭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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