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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知行讲坛第五十六期
新儒家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新儒家三圣是对上世纪新儒家的三位大师: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的合称。三位之所以能被后人尊称为“三圣”,除了他们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与道德操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坚决地固守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自觉地延续着儒学传统并发扬光大。抗战爆发以后,面对民族危亡、礼崩乐坏的局面,新儒家三圣心怀忧愤地走出书斋、走出心斋,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试图以教育作为复兴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的最后的搏击;他们立书院、传经典,在暗夜里点亮传统的明灯,将一腔真情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续绝上。他们在文化上是传统的坚决捍卫者,但他们在政治上又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斗士。
 
主讲人:郭齐勇
 
讲题: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时间:2015年5月17日 上午10:00
 
地点:贵州省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费用:面向社会的免费公共讲座
 
【关于郭齐勇】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现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是国家级教学名师。曾到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慕尼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首尔大学、台湾大学等名校与名机构演讲。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守先待后》等。
 
【关于贵州知行讲坛】 
知行讲坛是常设的思想、学术、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空间,是面向社会免费参与的公共讲座。讲坛每月邀请一位讲席作2小时演讲及交流讨论,意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力图推广创新的思想、前沿的学术、多元的文化和广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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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第七期:博物馆奇妙夜

当我们在谈论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说起博物馆,你又会想到什么
 
你印象中的博物馆是怎样的
 
……
 
我们试图让这个话题变得更轻松一些
 
我们试图让更多的人对它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试图让你“兴味盎然”的走进每一座博物馆
 
我们试图让你了解那些经常与它们接触的人在做什么、想什么
 
我们相信,你总有一天,会爱上一座博物馆
 
【言之】第七期:博物馆奇妙夜
 
时间:4月24日晚20:00
 
地点:贵阳喜来登贵航酒店6楼荔波厅
 
【本期分享人】
 
李海云(贵阳民族民俗博物馆负责人),分享话题:我与苗疆故事
 
黔山毛豆(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分享话题:每个人的博物馆
 

【报名方式】
 
关注并发送“姓名+电话”致“言之”公众微信平台(微信号:yanzhi20140926)
 
联系电话:18685006771(七七)、18585046064(王琨)
 
一期一会,期待你的关注和参与
 
【关于言之】
 
“言之”是一个基于UGC的社会化知识分享平台。我们每期选取不同的主题,邀约在各个领域有智见的讲者,在言之的舞台上分享他的思想、构想、妄想,做有意思的传播。

Tags: 言之 博物馆奇妙夜 博物馆 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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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知行讲坛第五十五期
鲁迅与现代汉语写作
 
主讲人:黄子平
 
讲题:鲁迅与现代汉语写作
 
时间:2015年4月10日 上午10:00
 
地点:贵州省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费用:面向社会的免费公共讲座
 
【关于黄子平】
黄子平,1949生,广东梅县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中文研究所硕士。曾任北大出版社编辑、北大中文系讲师。1985年与陈平原、钱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任教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教授多年,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沉思的老树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边缘阅读》、《漫说文化》、《害怕写作》等,参与编写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文学语言学导论卷)等。
 
【关于贵州知行讲坛】 
知行讲坛是常设的思想、学术、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空间,是面向社会免费参与的公共讲座。讲坛每月邀请一位讲席作2小时演讲及交流讨论,意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力图推广创新的思想、前沿的学术、多元的文化和广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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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认识乡土,观照人生

了解贵州风土人情/了解贵州历史/了解贵州地方人文
《地方》:认识乡土 观照人生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拥有多姿多彩、魅力万千的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地方文化资源浩如烟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讲述方式。这本《地方》,一是求杂:万象皆可进入;二是开放;不设任何框套;三是好读;言之有物,言之有文,坚持民间叙事,不取高头讲章,不近烦琐哲学,不效“规范论文”,力求“外行有热闹看,内行有门道看”。认识贵州、了解贵州、亲近贵州,请入《地方》之蹊径。
 
【试读】
 
酒的好处,在我看来只有助兴。君不见,喝到佳境,人们的想象力就会飞动起来。谈兴来了,妙语联珠。诗兴来了,浮想联翩。墨兴来了,翰逸神飞。许多好诗好文好字好画生于酒边,是确有其事的。酒给了他灵感,或曰找到了感觉,或曰进入了角色,总之是“到位”了。酒仿佛是从形而下通向形而上的一个灵媒。如果喝半天依然故我,又何必喝酒。但如果喝过了量,烂醉如泥,丑态百出,则既糟蹋了酒也糟蹋了自己。微醺是重要的界限。至于酒的其他作用,例如太白诗中的以酒浇愁愁更愁,商场官场的意在酒外等等,则为下愚所不知了。
——戴明贤《贵州三话》
 
拿抓是两个动词的组合“拿和抓”。这两个独立的动词一经组合,词性就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专用名词。这是老贵阳人发明的市井词汇,特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落在贵阳街头的乞丐。
拿:这些流落街头的乞丐,入城后就在大街小巷乱逛,只要人家户不留意,见什么拿什么;
抓:抓有抢的性质,却不具备抢劫的凶残恶劣。抓针对的只是食物,而且被抓东西的人往往对强抓者有所理解,知道他们是由于饥寒所迫;
这就是“拿抓”一词的由来。后来读报,曾见有人误写为“哪咤”,贵阳话读音,“拿抓”和“哪咤”确实是一样的,但这两个词差异就太远了。
——和国正《拿抓》
 
【目录】
缘起
特稿:万山纪事——回眸水银世界
章一:考古贵州
磨制石器的困惑
章二:城说
贵州
章三:风物乡土
贵州三话
阳明洞小志
忆贵阳耍水龙(外一篇)
章四:非遗档案
非遗纪事(一)麻山流传的英雄史诗《亚鲁王》
口述贵阳选录:漂浮在记忆中的老贵阳
屯堡人的上梁仪式
章五:旧墨痕
留住贵州文化的根——我的绘画收藏
章六:记忆藏
龙山劳动记事
章七:民间文本
林场二十年(摘录)
林下随笔(摘录)
章八:浮世影绘
梁家故事
章九:市井百相
拿抓
兰柳丝
 
【基本信息】
《地方》(壹)
作者:梁太鹤、戴明贤、何光渝、余未人、和国正、廖国松、王尧礼、陈光余、张赐安、朱正权、顾朴光、陈福桐、赵祖武、张润龙、梁应洲、樊一帆、樊静帆
策划出品: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
出品人:萧然
学术指导:王尧礼
视觉指导:萧艾
统筹:万婷
主编:戴冰
副主编:王剑平
编务:詹培
责任编辑:黄冰
装帧设计:狮扬文化 杨骏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开本: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56千字
页数:237
定价:49.00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21-11612-3
 
【购买信息】
电话:0851—83898728
微信公众号:cwbwg2013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
此书售卖所得将用于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的相关建设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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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知行讲坛第五十四期
儒学与中国的现代性
 
主讲人:方朝晖
 
讲题:儒学与中国的现代性
 
时间:2015年3月22日 上午10:00
 
地点:贵州省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费用:面向社会的免费公共讲座
 
【关于方朝晖】
方朝晖,1965年11月生。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分别在中央编译局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所工作。1996年调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教授,参加国家教委哈佛大学高访项目,作高级访问学者。2008年至2009在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为客座研究员。兼职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理事,国家信息中心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多年关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关于贵州知行讲坛】
知行讲坛是常设的思想、学术、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空间,是面向社会免费参与的公共讲座。讲坛每月邀请一位讲席作2小时演讲及交流讨论,意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力图推广创新的思想、前沿的学术、多元的文化和广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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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和个人生活的重要平台。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全新的生活形态。互联网带来的价值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问题,这种二元结构表现在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等多个方面。城乡之间二元结构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存在于互联网发展领域。
 
从获取信息和信息应用的角度来看,城乡信息技术鸿沟是加深二元结构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和加强农村互联网发展,不仅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消除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更有可能化解二元结构的诸多矛盾。
 
为了解贵州农村网民上网状态与行为、贵州农村互联网发展现状及农产品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机遇和挑战,贵州生生乡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发布《生生乡土2014 | 贵州省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情况调查报告》。《报告》以贵州生生乡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贵州省农村青年电子商务发展需求调查、贵州省农村青年网商培训和贵州省农村农产品和电子商务发展现状调查统计数据为基础,对贵州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进行了细分研究,希望本报告的发布能对读者更全面的了解贵州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有一点帮助。
 
 

Tags: 生生乡土 贵州省 农村 农产品 电子商 务调查 报告 贵州省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情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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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矿子弟:国家的弃儿

厂矿子弟:国家的弃儿
文|杨潇
 
我是厂矿的子弟。我们厂(这是厂子弟的习惯叫法)成立于1958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
 
这是我从厂宣传画册上看到的说法,外公把这个硬壳铜版本子递给我,里面多是到访过我们厂的国家领导人与厂领导的合影。我其实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家乡,去年和一位做调查报道的同乡聊天,他问我知不知道某某某厂(通常就是一串数字的代码),“太知道了!”我脱口而出,那不是我们的一个兄弟厂吗?从小听父母挂在嘴边的。可是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不知道那个厂因为加工铀矿,很多人得了癌症,就好像我从小就听说厂区有种叫“伽玛”的东西,但并不知道它有多危险一样。
 
我家阳台下几百米外有一条铁路,周围灌木丛生,偶尔突突突驶过蒸汽机车,小时候那是我们捉蝗虫和利用车轮压扁弹壳的地方,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来自全国的铀矿原材料就通过这条铁路被运到我们厂,经过加工成为半成品,又运到遥远的兰州另一个兄弟厂……1962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为了陈述的便利,我并没有对“我们厂”做进一步区分,其实我们厂包括两个厂,一个是核工业主厂,一个是为主厂提供螺钉、螺帽的附属厂。小时候我总把附属厂听作“妇属厂”,因为所有的阿姨啊姑姑啊好像都在附属厂工作。
 
厂子弟和外面世界接触不多,从幼儿园到电大,这个人口上万的厂里应有尽有。“子弟”听起来有种排他的优越感,但也意味着你不属于这片土地,你不是地里生长出来的。我后来知道,子弟本来就有“兵丁”的意思啊。
 
甚至这里就有驻军。我们从小就听过欧阳海舍命救火车的故事——他原本是要来我们厂报到的。搜百度百科:“欧阳海(1940年—1963年),湖南桂阳人,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11月18日,部队进行野营训练,在进入一个峡谷后,一辆火车突然急速驶来,走在炮连最后的一匹军马骤然受惊,窜上了轨道。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冲到军马前,用尽全力把惊马推离了轨道。列车和千余名旅客转危为安,他却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我出生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厂对外还叫“新华材料厂”,外人不能随便进来。外公这一辈人上查三代确保“出身没有问题”后,被国家调到湘南这座城市的南郊,在一片坟山坡子附近建厂。外公外婆家住的这个单元一共9户,分别来自湖南、湖北、上海、东北、河南。对门是上海的阳奶奶一家,她在单元里见识最广,外公外婆有看不明白的文字,不论是报纸文章,还是药品说明,都要找她,在无数个酷热的夏夜,我也喜欢往她家跑,听她讲那些教人寒意顿起的鬼故事。
 
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一般——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我们几乎不说(也不太会说)当地方言,而是讲一种很少卷舌的普通话,北京来的子弟给它添加了少许副词和形容词,比如意为非常的“巨”和形容很棒的“盖”,东北来的子弟则让“贼”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至于上海的子弟,他们和他们的留在上海的亲戚,在那个短缺的年代,几乎塑造了厂里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雪花膏、麦乳精、缝纫机、永久牌单车……若干年后我听周立波笑侃三十年,竟没有丝毫的疏离感。一家上海人在厂里开了二十多年的早摊铺,全厂的人都喜欢他们家的生煎包,以至于有传言说,他们一定是在肉馅儿里放了罂粟。
 
那时厂里有个“一二商店”,还有个新华书店,书店柜台后面拉着好几条绳子,漫画书就像晾衣服一样挂在绳上,很是吸引人。母亲和两位店员相熟,我得以享有在柜台后随便看书的特权,甚至可以把新书包上书皮带回家看。
 
除了郑渊洁的童话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看得最多的就是圣斗士,对处女座沙加求死那一集印象尤深:“花开,然后花谢;星星是璀璨的,可那光芒也会消失;这个地球、太阳、整个银河系,甚至连浩瀚的宇宙都会有消亡的一天……”在1990年代早期,还有哪本漫画会教人以“无常”呢?
 
大陆的厂矿和台湾的眷村有几分相似,但厂矿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记忆,更不用说发展出眷村文化这样的东西了。出身清白的建厂者培养出他们又红又专的子女,再由国家把他们变成岗位上的螺丝钉。母亲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1980年代以后,军工厂开始发展民品,母亲在一家附属厂里做钢瓶质检工作,1980到1988年是利润最好的时期,“现在看,厂领导傻,利润都上交了,没有改善职工福利。”母亲说。她和厂里几个技术骨干,曾有机会跟车间主任去海南,参与创办一家合资工厂,但是主任终于因为害怕砸掉铁饭碗而退缩了,我们也失去了成为特区人民的机会。
 
小学时,每到过节独生子女就要发各种东西,两个厂的子弟小孩攀比:我多发了双白球鞋,你多发了支钢笔。后来比的是谁家有电子琴,谁家最先装电话。不过“拼爹”的年头没有持续多久,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利用改制赚了大钱的爹地们都去北京上海长沙买房子然后搬走了,留下来的无望的父母过早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开始“拼崽”。
 
从小到大,眼看着父母这一代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在不如意与更不如意间挣扎,觉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很难把自己的人生完全托付给谁,无论它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位神灵。而年岁渐长,虽不认可,也开始有限度地配合这种控制与挣扎,平心静气地不定期当一个展览品。
 
和母亲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完后聊天,听到又一个子弟小孩的故事。女孩和我同龄,赴法留学前堪称“考出去”的典范,没想到在法国信了教,回国后跑到香格里拉支教,认识一个“疯子老公”,被他“迷得要死”,家里不同意,她不惜和父母断绝关系,跑到西藏当野人。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我在网上搜到另一个版本:留法美术硕士云南支教找到Mr. Right,两人志趣相投赴西藏传教,现在他们居住在京北农村,清贫而满足。
 
两个故事,你选择相信哪个?
 
1990年代中期,下岗和待岗现象已非常严重,厂里人心浮动,大家都在说贪污腐败问题。我读初中,被教科书收拾得一身正气加一脸天真,还冲动地要给央视《晚间新闻》写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来反映问题。厂新华书店一本名叫《中国还是能说不》的书及时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忘记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钓鱼岛忧心忡忡起来。
 
厂区里到处都是堆积不用的废铜烂铁,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趁着大人们最松懈的午后,翻墙入厂,再一人背着一书包废铁到厂区边缘的收购站去论斤卖,我记得自己最多时分了12块钱,算巨款了。
 
后来读俄罗斯富豪古辛斯基发家史,感到跨时空的有趣:他的第一桶金始自偷卖变压器上的铜圈,在1980年代的苏联,那些东西都堆在路边没有人管。
 
不过我们从不敢偷铜。“偷铜被抓起来是要坐牢的。”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孩子严肃地说。
 
国企效益不好,父母这一辈纷纷南下寻找机会,父亲去深圳时已经46岁,是不折不扣的“打工佬”。此后几年,他还去了东莞、岳阳和昆明,在昆明官渡区打工一年,路过世博园门口,没舍得买门票进去,更不知有翠湖和滇池。今年(编注:2011年)春节我同父母游大理丽江,返回时在昆明转机,专门带他们去翠湖看红嘴鸥,说起这段往事不禁唏嘘。打工进而转身成功者极少,有人每年春节开着粤B的小车回厂里省亲,讲一口学来的广东普通话,把“很”字拖得很长,用同情的语气对以前的同事说,“你们真是很——辛苦!”
 
父亲去世时我在威尼斯,不知怎么换了三班飞机回到老家的,从威尼斯到汉堡的飞机上,我见人就微笑,好像拼命想要换回更多的微笑,又好像在潜意识里告诫自己不能自怜,也没资格自怜。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买了本MONOCLE,想靠里面的花花绿绿找回某种熟悉的东西,结果却是被一种更大的不真实感笼罩,所有的日常经验都失效了。1999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去了深圳,住在岗厦附近的工棚里,被深南大道的花花绿绿震得目瞪口呆,从那时起,父母一直念叨的“一定要考出去”有了真实的尺度,于是把自己变成了学习机器,成绩扶摇直上,顺利考了出去。
 
半夜和朋友讨论“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聊到后来对自己如何成为自己感到怀疑。在追悼会答谢亲友时,我用“国家的弃儿”来形容父亲这一代人,加剧了人群的悲恸——他们多是父亲的同龄人,事后又觉得自己轻率:如果父母们被这时代创造和抛弃的,那么有何理由认为自己就能跳脱这藩篱呢?
 
就比如,有什么是真的“回不去了”的呢?小镇青年的矫情和自私吧。
 
年前我回到厂里,外公的耳朵比两年前又坏了几分,讲话得对着他的耳朵吼,外婆也80岁了,还成天往江边的菜地跑,她种了快五十年的菜,停不下来。这些真正无公害的大白菜、菜心、红菜薹,吃起来格外香甜,不像北京的大白菜,嚼起来跟纸片一样。但和外婆一起种菜,和外公一起打门球的老人们多数已经不在了。我刚回来时见到的一位老太太,弓着腰在楼下散步,没过几天她也走了,听说是在家里摔了一跤。一群人在老人家楼下站了半宿,放了挂鞭炮,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了。记得以前都要搭灵棚,唱个三天三夜的。
 
外公也去了,也是在家里摔了一跤。他86岁,长出了弯弯的白眉,看着就像一个寿星,但身体一直不好。从几年前起,每次春节后离开,车子开前我都要盯着他看半天,觉得会是最后一次看到他。去年7月,办完父亲丧事后再次离开老家时,外公尚在住院,我握握他的手,他也照例说“你不要(记)挂着”,那一次我没多想什么,却成了永别。
 
外公走后,外婆三天吃了一顿饭,她不愿意一个人睡,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习惯”。他们结婚六十多年,外公在自己的枕边放着一个手电,外婆起夜时他也会醒来,给她照着。
 
父亲和外公的丧事都没有大办,一位朋友听说我们只收花圈花篮不收礼钱感到惊讶,在他们那里,丧礼就是一个“拼崽”的面子活,不摆上几十桌请人吃上三天三夜再邀到几个地方官员出场不足以堵住旁人的嘴。
 
厂矿的子弟大约早就在一波波不景气里耗尽了精力,无心也无力这样攀比,他们学会了节制自己的感情和闲言碎语,一边抱怨人情味越来越淡,一边合力完成这个默契,给对方、特别是给自己留好退路。
 
外公出殡第二天,我们在社区医院附近遇到一位相识的村民,他带孩子来看病,穿着沾满泥巴的黑色胶鞋,他住厂矿外的村子里,和外公外婆关系很好,外公家包粽子、炸红薯坨坨都会送一些给他们去,他们家的西瓜熟了、土鸡大了,也会送过来,2008年冰灾时厂里停水停电7天,他每天从自家水井担水送到外公家来。
 
家里人怕麻烦别人,很多人都没有通知。他终于知道时,整个人像是被电了一下,然后僵在那里,眼泪马上就要涌出来。
 
“(丧事)办了几天?”“三天。”“噢……”我们走远了,他还愣着。
 
当天下午他带着孩子来看外婆,带了好多土鸡蛋。
 
在厂里效益还不坏的时候,春节还是挺热闹的,有游园会、花灯会,厂俱乐部还有猜字谜比赛,奖品颇丰,正月十五,厂里还会组织舞龙队,到处拜年。舞龙队成员个个全副武装,因为人们会从天上地下用彩珠筒和鞭炮向他们发起攻击。但是这种“官办”文化活动终究缺乏民俗底蕴和心理积淀,一旦组织者失去了兴趣,厂里也就“没文化”了。
 
去年(编注:2010年),厂里完成“改制”,除了军品仍归中核集团,其余皆卖给地方,厂里人皆曰国家“甩包袱”。如今这里除了街道整洁安静些外,和一个荒芜的县城并无太大区别,电影院没了,溜冰场拆了,人们热衷于打麻将斗地主,或者在电脑上“偷菜”,尽管走不了几步就是江边真正的菜地;书店早就关门了,前几年报摊上还能买到《南方周末》《参考消息》甚至《国际先驱导报》,现在也都没了踪影。
 
我在微博上写道,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尤其是我们这些涌向北上广深的第三代厂子弟,早已没有“故乡”可言——没有乡音,没有乡俗,只有一些渐渐消逝的关于五湖四海的故事和它留下的印迹(我突然想到了阑尾),它可以成为你安身立命的背景吗?当然,这里尚没有强拆,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保卫了。
 
2011年底,表妹的孩子出生,小名娇娇,外公家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四世同堂,而我姨从“妇属厂”退休后,承包过冰室,张罗过早餐铺子,还在厂里开过一家卡拉OK厅(那时满大街都是“心太软”),现在终于有了另一个全职工作:外婆。
 
厂矿没有消失,它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不过很少有人再说“子弟”了。娇娇们如果以后要在厂里上学,她要读的将是“XX实验小学”而非“子弟中学”,“XX附属中学”而非“子弟中学”。
 
我再次离开老家前,外婆拉着我絮叨——我从小就习惯了她的絮叨,无非是反复告诉你要多吃点,多穿点,永远觉得你在外面是在挨饿受冻,是在“遭孽”,但这一次她却颤颤巍巍拿出了那个硬壳的宣传画册,让我看看。外婆没文化,不认识里面的字,她觉得这里面装的是外公一辈子的荣耀。
 
听家里人说,最近几年,更年轻一些的厂子弟有了回流的势头,这大约和外面世界的就业形势有关,“回厂里托关系找个临时工干,一个月拿一千多块钱也过得下去。”但是他们会记得这厂矿吗?讲故事的人已经离开了,生煎包也换了主人,不好吃了——原来的主人赚够了钱,迁回上海;阳奶奶也想办法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回去,早在上海楼市起飞前,她就凭着本能的精明买了一套两居室,那是为她的孙子准备的。那里才是他们的老家。
(配图摄影: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 詹培)

Tags: 三线建设 厂矿 子弟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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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知行讲坛】马勇: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贵州知行讲坛第五十三期
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主讲人:马勇教授
 
讲题: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时间:2015年1月11日 上午10:00
 
地点:贵州省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费用:面向社会的免费公共讲座
 
【关于马勇】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四年后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河南大学等校教授。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及儒家经学、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等。二十年已出版学术著作三十种,发表论文百余篇。
 
【关于贵州知行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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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我有一事 生死与之
来源/《人物》杂志 | 文/张捷 张悦 | 图/苏里 清澈泉
 
PART 2 这个真正是忧国忧民
 
谈谈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
 
“这个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代价太大了”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这个事情,是不是做得越深入,越有一些真相让你无法接受,或者特别惊讶。可以让一个阅历丰富的人都感叹历史是这样,真相是这样。
 
崔永元:有啊,比如说我看到了“文革”时候的揭发材料,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现在我知道了。
 
《人物》:而且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
 
崔永元:对,我还经常见到他。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眼神特别复杂。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就是跟这事有关系,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做一个忏悔,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没有质量的,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我怕他们嘴快说出去了。
 
像我们采访的抗日锄奸团,那是一个学生组织,他杀日本人,被日本人抓住,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放出来。然后变得比日本人还坏,又刺杀大员,又被国民党抓起来。然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然后三反五反的他又进去了,他最后出监狱的时间是1978年。他对我说,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壮年,没有成年,只有一个童年一个老年。所有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我们听过见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对我们自己的变化来说,就是能把现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是我们自己的收获,然后想给公众共同分享的收获,就是千万不能再来一遍。这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个代价太大了。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给人造成的那种心灵创伤,远比肉体的创伤难以恢复。就是一辈子跟着你。
 
《人物》: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去开那个口?
 
崔永元:我是觉得我没必要在这个个体案例上较劲,我想做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启蒙,比如说叫运动启蒙,或者残酷运动启蒙,就是让所有人知道它不行,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摸电门就完蛋,就别去摸,别去触碰到这条线。如果能在公众中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现在经常是觉得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你矫正不了这个局面。然后能做到的就是享受孤独。你离这个尘世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认为干净的精神状态里面,只能这个样子。
 
《人物》:这个孤独感,跟当年抑郁症时的孤独感有什么区别吗?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可能境界更好吧。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真的是忧国忧民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还要有什么好办法,还能动员谁。
 
后来我做了很多慈善,也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想说我让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能吃上午饭,我做不到,国家要想做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是吧。但是我可以做几个学校,现在有两个被国家接管了,我们管着4个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和老师,每顿都可以吃上鸡蛋和肉。我天天在微博里面晒,我就非常满足了,非常幸福了。然后当他们来跟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持久呢,我就说咱先把这个做好,你先别想持久,别你一想持久的事,现在给孩子吃拉肚子了,我们先把这个监督、募捐、监管,把这些透明,把这些事都做好了。持久有的是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摸索出来了,一个学校有300个孩子,吃一年不超过20万。非常少这个钱,我就把它转给企业,比如叫可口可乐给孩子加个菜,那这个企业一年出20万就行了,我们来给你监管,从账目到食品卫生什么的,用志愿者团队,不花一分钱来监管他。这样可能就能持续下去。所以我现在在微博上看留言的时候,最烦那样的话,你能管所有的孩子吗?我心说你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管这4个学校。
 
我们就尝试着做一点样板间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唤起大家热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人物》:启蒙的一部分。
 
崔永元: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好坏,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人物》: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今天问了。不管你是重走长征路,还是做这么多老电影的节目,看得出来你对红旗飘飘、军歌嘹亮的时代是有眷恋的。但是同样那个年代,也是“大跃进”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无数冤假错案的年代,甚至更早,可以从打AB团或者王实味开始追溯。有人可能觉得你分裂,把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分开。你想把好的东西摘出来,这个东西太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好的东西咱们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你有那个倾向。而有些人可能觉得善跟恶是并存的,同样在那张皮上,分不开的。
 
崔永元: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只是直接用这个事实来侮辱我。我觉得可能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既然已经开始投身历史洪流,我哪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其实我觉得时代没有好坏,我不认为唐太宗比慈禧太后高明多少,其实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它的好的程度和烂的程度都差不多。我们是想告诉后人,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说最近厕所的苍蝇,北京说不能超过俩,南京是仨,还有哪个地方是一个。我脑子里马上反应过来除四害。我想这次你用什么手段呢?你会不会又把它搞成一个运动?我现在烦运动烦到什么程度?我连运动会都不爱听。就是在我的接受概念里,最多就是活动,不能运动。运动就是失去理智了,全民无意识。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好坏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我老用那个时代说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那个时代多少有点发言权,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亲眼目睹了。你以为我不想说明朝呢?我不想说清朝呢?我没赶上。
 
我问过邵燕祥,好多人说50年代好,说你坐班车那个时候都让座,你更喜欢那个年代还是更喜欢这个年代?他说我更喜欢这个年代。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年代是真不让座,谁抢到算谁的。那个年代是,他给你让了座,反过头来就揭发你,你还不知道是他揭发的。现在无非是坐不着个座位,那个时候是妻离子散。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随便去歌颂一个时代,或者随便去诅咒一个时代,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个可能是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干的事。历史学者永远应该冷静,永远对社会和所掌握的史料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永远和它保持距离。
 
《人物》:邵燕祥的回答很能说明他的价值观,就是说这个时代哪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比那个时代好。
 
崔永元:我同意他的观点,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是说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好,他没说那个时代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了。得把逻辑分清楚了。这是两回事。
 
邵燕祥说这个时代再烂,他也不喜欢那个时代。注意这话的第一层意思,他说到了这个时代的烂,那么,你觉得当你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不出这个时代的好吗?当然能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微博多好,过去就两报一刊,分分钟就把你管死了。现在微博你花多大成本也管不了,就得有这种异样的声音能发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地方。很多官员微博就让他纷纷下马,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事情。真的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好,我坚信这一点。
 
我觉得那些这么看我的人陷入了误区。第一,当我说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的菜没有农药那时候(其实因为买不起农药),你就会说我肯定那个时代。这样一个推理莫名其妙。当一个人表述说那个时代有可欣赏之处,你就认为这个人想回到那个时代。这个太莫名奇妙了。第二,我说那个时代有任何一个好的地方,你就说我否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什么逻辑。我说我特爱听京剧,你就说我贬低书法艺术。
 
我觉得那个时代骨子里不好的东西,你肯定不如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做了4000个人的口述,我知道得最清楚。像我们这儿的小孩,入门课就是先看《100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的,让他们先看看。我说你们谁要是有勇气,从头到尾都看下来就是好样的。基本看4篇就崩溃了。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
 
《人物》:现在,你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这就是人类的常态。
 
崔永元:对,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比如说经济发展的代价就是环境污染,我才不认呢,你都知道了你还这么做,你有毛病吗?我们宁可让经济速度放慢,也不能去污染。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
 
《人物》:那么当你聚焦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又会看到这个时代特别让你失望的地方。
 
崔永元:现在也不满意。我现在没有过去表现得那么愤怒。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了。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关照谁跟谁又掐起来了,哪个事表个态,有时间上微博看见了,就说两句风凉话,没时间就算了。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弄那个去了。而且我也躲了,你比如说走红毯,能不去就不去了。
 
我内心特别抗拒抛头露面,有时间我因为什么面子跟人走红地毯,我都快走顺拐了,我觉得我怎么会跟他们一块走这个呢?不是一回事,我就特别不高兴。报道出来以后我一看,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确实也是自己说的,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我现在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仓促之中回答媒体的提问不一定特别准确,也不一定能表达的是自己准确的想法。我更喜欢微博,我不会打字,微博都是一个指头摁出来的,我每天微博一指禅都深思熟虑,我对那个负责,那就是我说的,有据可查,跑不了,你们宁可相信微博,也不要相信媒体对我的采访。因为像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天,发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会特别气愤,或者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你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么现在就尽量地拒绝。
 
《人物》:那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
 
崔永元:这是我做《谢天谢地》以后第一次接受采访,三十多家媒体想访问我,我都不接受。像口述历史都懒得说,这根别人也没关系。这东西又没钱,又没有利,什么都没有,你跟人说什么呀?说是你的理想,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我干什么,等到现在来看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干成这个样了。以后谁再想采访我,我就跟他们说,你去看看《人物》就行了,我这些年干的这些事。
 
谈生活与慈悲
 
找到了我心安处,有时还是会愤怒
 
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跟你比这个
 
《人物》:你现在怎么看功名利禄?
 
崔永元:我前天还跟我们一个孩子在说这个事。我觉得要尊重他们这种物质的需求。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度。比如说别的小孩私下跟我谈心,他就说老师,这钱的问题我还是想不明白,能不能跟我讲讲。我说好,我跟你讲,你想挣多少钱?他不说,我说你说实话,不要躲躲闪闪的,我们两个私下交流。他说我想挣两个亿。好,我说我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当你挣到两个亿的时候,你可以放手吗?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收手。我就怕你们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想挣500万,想挣2000万,想挣两个亿,没事,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我们一起想办法去实现它,现在我怕的就是当你有两个亿的时候,你又改成了20个亿了,你这辈子就会死在这上面。我说你看这样的人太多了。因钱犯事的有多少是穷人呢,全是富人。所以我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个设计,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的层面上,你生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就可以满足,当你到了这个条件的时候,你就不要为它冲锋不息、奋斗不止了。你就干点正事。
 
我们这边就物色这样的人,一定要找那些又喜欢钱又有理想的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9个字,经常重复:做好人,做好事,挣大钱。多好。什么都没耽误。
 
《人物》:你现在是在花大钱。
 
崔永元: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我的生活条件不差,我能从家里二楼摔到一楼,我开着这么好的奔驰车。我很体面,没有问题,就行了吗?但是呢,你跟我的一些朋友比,就是说他们在几乎全国所有的名山名水的地方都有别墅,就完蛋了,就不行了。关键就是你要不要在这个上面跟他较劲。我记得有个段子说,哪一个网站最厉害,新浪说我影响力最大,搜狐说我最有公信力,腾讯就是说我有6亿用户,不管谁说什么,它都说我有6亿用户,这是不变的。我说我跟腾讯心态是一样的,就是不管说什么,我都说我有4000个口述历史见证人的资料。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跟你比这个,这就是我永远战无不胜的一个法宝。我希望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珍惜这个,都把它当成一个财富。这样才能活得好一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
 
《人物》:你说你做《实话实说》主持人的时候自我膨胀得都找不着北了?你还说过,“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这6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这个怎么理解?
 
崔永元:我父母就不让我做这样的人。我父母才是典型的实话实说呢。我父亲现在85岁了,部队一辈子下来的。他是他们部队的一号首长,虽然不是很大的部队,他是一号首长,我们家没有因为这个富裕起来,我们家跟别人家过得一模一样,别人吃白菜我们也吃白菜。所以直到现在我吃饭还是这样,吃不了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奠定的基础。部队是五湖四海的人来,所以探亲的家属非常多,没有地方住,就到我们家去住,就吃我们家的饭。他们身上有时候还会有难闻的味道,那时候人不像现在洗澡洗得这么勤,你就得接受。时间长了以后,你不会觉得那个味道难闻,你觉得暖洋洋的那种。
 
直到现在我的女儿还是这样的,我的女儿还会买了冰棍要给开电梯的阿姨,要给家里的保姆,包括吃饭的时候要跟保姆做一个桌,她要给保姆夹菜。
 
她上电梯总是说阿姨好,叔叔好,她要先向人问好。有时候她不说,我就会问她,你今天怎么没说呢?她说我给忘了。我说这个事是这样,我就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如果你说阿姨好,是因为她坐在电梯里不容易,老在那儿给你开电梯,你表示对她的慰问,那你每天都要有这个慰问。如果你想表示你有教养,你比别人更懂得礼貌,我觉得没必要,就不用说了。所以你自己想明白你是为了什么。后来我女儿说,她想想。
 
她人缘特别好,同学都管她叫崔大善人,没什么都跟她借。我对她的教育也是散养式的。我经常跟她说,我希望你能找到学习的乐趣,爸爸最遗憾的是数学、物理特别不好,我就特别希望你数学、物理特别好。我们拾遗补缺。如果有一天你要告诉我,你不想上学了,我无条件支持你。我不会让你受这个罪。你要说你想卖糖葫芦,爸爸给你进货。我知道北京哪儿产的山楂最好。我说咱在家里搞科研,咱搞发明,咱们做无核的,加豆馅的,咱们创作很多品牌,也能让生活幸福。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快乐和幸福。别得抑郁症。
 
《人物》:现在,你觉得哪个好人又回来了吗?
 
崔永元:回来了。我主持了那么多慈善项目,真是特别值得。你看我摔伤了,2号还要出发,连续参加两个慈善活动。然后我跟张朝阳提出把这个搜狐的微博做成一个慈善微博,让所有做慈善的人都跑到这儿做来,因为这儿的平台好。所以现在这儿有很多做公益的,给孩子加个菜,给孩子挑本书,给孩子买双鞋,给孩子换课桌椅,请农民工吃顿饭,随手公益,都在这儿做呢。都做得有声有色的。帮助农民工、矽肺病人、流浪儿童,全都在这儿做,每个活动都做得有声有色特别好。
 
《人物》:那你好人回来之后平常怎么过日子?
 
崔永元:就成了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活方式,后来习以为常了。当你过这种正常生活方式的时候,自己也会很舒服,我觉得被人架起来那种挺难受的。
 
我坐出租车,那个司机说,不要你钱了,拉你一次不容易,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要给人钱,因为你就是靠这个为生的,我说你别穷大方,你大方啥呀,你有好多钱啊?你有好多钱还开出租干什么?
 
比如我开车跟人撞车,只有一次,因为对方态度太蛮横了,由他来负责任,因为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其他的所有的撞车都是我负责任。
 
《人物》:你车技太差了?
 
崔永元: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占用了很多社会资源,所以你得回报。这个事最好就是息事宁人,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开车的人是个什么状态,也许他很窘迫,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你何必势大力粗地跟他说个究竟呢。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人家剐了我的车,我都摇下来玻璃问有事吗?没事,好,走。你不用管,都是这样。
 
然后我晚上回家的时候,看两个人打架,拿着铁棍子要动手,我就马上拦在中间不让打。怎么回事儿?就是一个追了一个,拿手电照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人要走保险,那个人要赔现钱,这个人说我非要走保险,那我跟你去你们家吧,你凭什么去我们家,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啊?然后就拿铁棍子要打。然后我就拦住了,说先别打,听我说两句话,这一棍子下去,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这可是天大的事了,这两个家可都得担着,不就500块钱吗?我出。咱们别打了。然后我把这500块钱出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很高兴就走了,他走了,我也走,然后那个人追上我说对不起,崔先生,还能让你出,我把钱给你,我说不要,你留着吧,给你吧,你留着记住这个教训。你看你能出这500块钱,但是你干吗要拧着,酿成一次事故呢?刚才我要不出手,可能脑袋就裂了,何必呢?然后就走了。
 
我会半夜两点钟、三点钟开着车回家,一看路边有个人,过去,摇下玻璃来,上哪儿,顺路我拉你。他们有的不认识我,说你是不是开黑车的,我说黑车哪有这么好的车啊。然后很舒服心里。其实你也能体会到幸福感。
但是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就要挺身而出,就得敢说,别人害怕你不要怕,就要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
 
《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乡村教师的。你怎么会选这么一个群体做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崔永元:我是2006年走长征,去了一些学校,去了236个学校,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乡村教师的工作,然后有一些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甘肃会宁,我去一个乡村教师家,他家里有一个彩电,还挺大的,但是他们的教室是一排平房,两间房子,非常穷。然后我说你怎么会有彩电,他说这个彩电是别人捐过来的。我说为什么不放在学校,放在你家。他说放在我们家是我们家出电费。
 
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你看我们城里人验收标准多肮脏,当我们看到乡村教师家里有一个彩电,首先想到他给贪污了,没想到他心存善良。我问他们年工资,他一年两百块钱,其他是这一家给点粮食,那一家给点粮食。他们家春种秋收的时候,学生家长帮帮忙。就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老师非常让人尊敬,但是听他们讲课的时候不敢恭维,他们知道得太少,有的讲的都是错的,所以我就想办这个乡村教师培训。一开始我总想怎么帮助这些孩子,后来我想帮助不过来,太多了,但是你要帮乡村教师。明白一个人,就能管好几百个人。今年做到第六届,今年做第六届就融入了新的管理理念,叫全民慈善。我希望你们跟踪一下非常有意思。组委主任是我们长征一个队员,两个副主任,是中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完全是参观者,由他们三个人来组织实施。
 
《人物》:你就负责给钱。
 
崔永元:我负责给钱,还说尽量不花钱,我说第一届培训花了100万,第五届培训我们只花了27万,第六届培训我们只希望花15万。
 
《人物》:怎么这样省?
 
崔永元:因为所有地方都不要钱了。
 
《人物》:社会各界支持。
 
崔永元:对,你去参观哪儿,到哪儿吃饭,大轿子走,住宿什么都不要钱,到医院体检都不要钱,这就叫全民慈善。我觉得它的意义特别大,以前我们是花100万培训100个乡村教师,现在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师至少出现10个城市志愿者,这样就可以培训1000个人,双向培训,特别好,我们现在就想推广这个模式,去年第五届做得已经比较像样,第六届我相信会做得更漂亮。
 
《人物》:那么我能理解你的愤怒了,当时出现了官员和校长顶替乡村教师的情况。(2011年8月崔永元在微博上曝光9人冒充乡村教师,参加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这9个人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任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和小学校长等职务。)9个,都是出现在一个省份吗?
 
崔永元:对,因为培训的都是在黑龙江的乡村教师。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我本来要发微博,后来他们拦着我,没法,因为还没有落实,据说一个省的相关部门的官员回回答是,不支持,不鼓励,不阻拦。本来就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现在我帮你干,你还不支持,不鼓励,什么意思。我觉得现在都这个时候,官员这样表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才不信,你看我犟劲又得上来,非得掰清楚。因为现在到我这儿是过了两道手的消息,我不敢确认,我等当事人回来要问他,姓谁名谁都给我搞清楚,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分分钟就叫板,不是你下岗,就是我下岗。
 
《人物》:黑龙江那个事叫板有几个。
 
崔永元:全都撤了,9个人全都撤了。
 
《人物》:他们已经花了相关的钱。
 
崔永元:全部追回来,一分也没少。
 
《人物》:再一个问题我想请你解释你的微博签名,“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老崔与腾讯博友共勉)”。我觉得你好像确定了某一件事情,跨过了某个边界,然后就决定往前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边界?
 
崔永元:反正中年就是不惑,四十不惑。有的事明白,有的事不明白,拣明白的事干。小事糊涂一点,大事绝不松手,原则问题绝不松手。所以你看某些方面发现我变得特别平和,但是像那种原则问题,比如说像类似这个官员这样的问题,这是绝不含糊,都不会打听你后台是谁,你姐夫是谁,你表哥是谁,才不管,我一定要跟你掰清楚,因为这种事祸国殃民,如果这样的人坐在位置上,太吓人,一个省的教育都没救了,所以要很直接地把他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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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有一事 生死与之
来源/《人物》杂志 | 文/张捷 张悦 | 图/苏里 清澈泉
 
【导语】
 
大银幕上放映着《口述历史》短片,崔永元先生应该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坐在角落星,斑驳的光影划過他上扬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张张面孔闪過,一段段沧桑流逝。最后出现的是一张女士的脸,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这些,我觉得就是短短的这几分钟你就会有感慨,一个人陷到这个里面以后,很难对世俗生活再有兴趣了。这就是我老想远离,老想远离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干这件事,别再因为冯小刚、朱军,因为这些事去烦恼我,我觉得这些事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49岁的崔永元对着往事微笑,或者嘲笑,把人生的种种高端和低谷拼接成蒙太奇。
 
1996年《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沉浸在一夜成名的兴奋中。“走在街上,卖菜的也认识我,卖冰棍的也认识我,警察见着也给敬个礼。至少有两年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可厉害了那时候,呼风唤雨那种。当我下去做节目,或者出差,对方出个开道车非常正常。我都来了,警车不开道,你警车留着干嘛用的。”
 
2001年,理想主义者崔永元身陷抑郁症的折磨中。
 
“很难受,痛不欲生,心里念叨的就是死,只想死这件事,无非就是怎么死。标准就是别太血腥,快速,别太痛苦和难受,哪怕跳楼也摔得漂亮一点。我在网上专门搜索了很多种的死法,关键词就是‘自杀’。怎么死都有危险,有人说上吊是最快速最无痛的,但是也有人不那么说,这个也有失误的可能,必须吊到足够的时间,如果没死的时候绳子断了,这可倒霉了。我不愿意死得太难看,因为抑郁症患者都是完美主义者,最后一下子还不能不漂亮。其实这个完美主义就是既害人,也救人。要没有这个完美,基本上也就没今天这个采访了。就是结束了。”
 
2012年,准历史学者崔永元对《人物》记者说,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口述历史。
 
“我觉得自己蒙着了,可能不做记者就当不了主持人,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可能都是一串安排好了。”
 
PART 1 我有一事 生死与之
 
“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
 
5月29日午夜,崔永元先生觉得有点晚了——采访结束,他得去工作一会儿了。
 
北京的北郊怀柔,“万泉新新小镇”路灯已歇,崔永元显然走惯了这里黑灯瞎火的夜路,他一边走一边接一个工作电话,《人物》记者跟着他,仍然被一簇路中间陡然出现的植物绊了个趔趄。
 
从他接受采访的电影传奇馆,行无一箭之地,就是他的清澈泉公司80多人团队所在的3层小楼,他的家则在50多公里外的北京市区。
 
未来10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紧密。
 
《小崔说事》要采访三个作家。
 
《谢天谢地你来啦》准备录五期节目,要和创作团队商量编剧、排练。
 
台里机制会有改变,他要和几个部门开会,商量成立“崔永元工作室”。
 
6月2日要做两个慈善活动,先去云南,“给孩子加双运动鞋”,然后去甘肃,建一所新的乡村小学。
 
在此期间要做两个“口述历史”受访者的安抚工作。有个受访者对记者存疑,崔永元要证明“这确实是我派去的人”。还有一个年轻记者工作中惹得受访者不舒服,他要解释,告诉人家怎么回事。
 
国外的、国内的朋友来了想要跟他见面,插空,尽量。
 
要治疗受伤的肩膀和腰。他迷迷糊糊从家里二楼摔下来了,因为安眠药还没过劲。
 
崔永元的抑郁症依然挥之不去。每年都会来一次。今年特别严重,春节的时候十几天都起不来床,不吃饭,不喝水,老是有怪念头,怪念头就是自杀的念头。
 
他认识的重度抑郁症患者,面对面交流过的,这5年之内,有一多半都没有了。
 
他经常凌晨两点甚至三点钟才从这儿离开。4000个口述历史需要他整理,每个月有300个小时的素材,他根本干不完这些事。
 
“这个事,往崇高了说,就是民族的口述史,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往通俗了说,它是我活命的依据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每年发病怎么办呢?现在想着这个事的时候,就是舍不得。都干了10年了,都收集这么多了,好多采访对象都磕了两年了,最后再努力一下,他们就接受采访了。不能放弃了。”
 
他几乎每天都要和助手林卉商量资料的整理和分类,每天怎么进展。最难的是技术要跟他对接,说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讲得昏天黑地的,他听不懂。他是著名的数学和物理不灵。他只能说他的想法,想做成什么样。技术说你这个一个公司做不到,现在三个公司能做到,这三个公司里有一个公司还有幺蛾子,有一个公司还想吃回扣。崔永元说这些东西你别跟我讲,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讲技术层面的。然后技术跟他讲这个接哪个。“听得我脑袋都大了。”
 
所以崔永元今天作了一个决定,热备份听不懂,咱先做冷备份吧。热备份就是搭建信息检索系统,它在运转,可以随时查。冷备份就是一箱一箱的硬盘,把它锁在保险柜里,恒温恒湿睡大觉。
 
花钱最多的就是热备份,因为连软件开发都是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生产这个系统。这事崔永元努力了7年了,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离他的想象还有十万八千里呢。精密检索还做不到,片段检索还做不到,文字和影像同步检索也做不到——就是在电脑上查到一段文字之后,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像。他去国外学习,结果人家告诉他,全世界的口述历史系统中,他那个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没有比他更先进的了。
 
去年崔永元做新锐导演计划,请了八个电影大师到中国,顺便请他们来看了看口述历史的东西。大师们惊着了。“他们说你一定是跟美国中情局合作的,是他们掏的钱,能不能架一条光缆在我们家,在电脑上可以看。”
 
好多上市公司盯上了崔永元,说你有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包装一下上市非常好。中国惯例,你去找那些历史影像资料,一分钟就要你一万、两万块钱。
 
崔永元说你们最好去美国看看,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然后人去了。一看,全是公益的,赔钱。
 
崔永元想在中国开这个先例,公益,免费。“现在中国人全掉钱眼里了”。今年2月,他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打算建好后,分两步对公众开放,第一步对学者和从业者开放,记者、学生都行,你要什么资料,无偿提供。第二步,对全民开放,谁都可以。
 
崔永元请《人物》记者去看看。“因为很多人你采访不到,但是我们有最原始的采访。”
 
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明确地表达支持他的口述历史,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事业,“以前有领导说我不务正业。现在已经有两拨台领导到这里看我的系统,从来没有过的。”
 
“你看这个多鲜活呀”
 
2001年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对崔永元说,“你能不能尝试着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爱,你会为了它,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舞台吗,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电影,我就喜欢电影,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电影吧。”这就是《电影传奇》的发端。
 
从电影传奇转到口述历史,如果有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那就是采访王为一,珠影的导演,2003年1月,当时他80多岁了,采访了7个多小时,那是当时采访时间最长的。现在口述历史采访一个人物的纪录已经是85小时了。
 
王为一说了很多,他讲聂耳写的国歌。1959年曾有一部电影,说聂耳拿起笔就想起了东北义勇军,然后热血澎湃,写了这么一个。但是在当事人的回忆里不是这样,他们都管他叫聂子,他年龄很小,蹦蹦跳跳特别可爱,他到各个剧组说,你们拍什么呢我帮你们写个曲子,你们拍什么呢我给你写个歌吧,这么个人。可能也是天性活泼,第二也想挣点钱,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状态写出来了。
 
另一个录音师回忆说,他是第一个听国歌的人。为什么?那天上班,他跟聂耳坐一个电车,看见了,挥了一下手然后聂耳就跑過来了,拽着他说我的歌写好了,你想听吗?他说行。当时那个车上那么乱,聂耳就对着他耳朵唱了一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是他第一次听。
 
“这些东西让我特别激动。我说你看这个多鲜活呀,只有他们能听到。”
 
还有王为一说他跟赵丹特别好,赵丹只要一梳头什么的他就知道,今天要约会去了。然后等到他回来,一看表情,就知道今天结果怎么样。有的时候垂头丧气,有的时候特高兴,不停地唱歌。
 
这激起了崔永元极大的兴趣。这跟以前想象的,书里描写的,或者一句话说的那个赵丹完全是两回事。
 
2006年崔永元走长征路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去采访了100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缅会战的老兵。当时他意识到这个很重要了,但是不好意思跟媒体说。“媒体知道会说你什么意思,你走着长征去采访国民党什么意思?”
 
还采访了110多位音乐人。好几拨留学生,第一拨叫4821,1948年去留苏的21个人。还有从法国、德国、美国回来的,奔赴新中国的。西南联大的,燕京大学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系列。
 
走到现在,5个采访团队分别负责战争、知青、企业家等系列。
 
崔永元随口说出印象中鲜活的细节。比如,采访的一些当兵的,无论八路军,或者是国民党的兵,都问你为什么要当兵。这是一个常规的问题,都问,听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最好玩一个,他去参军的时候人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不对,你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什么?给你讲讲革命是什么。全都讲完了,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你说半天,我就是为了吃饱饭,要不然我当什么兵啊”
 
“现在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宝库,你们怎么不提前来看看呢?编剧水平大大提高啊。他直接说的那个话都比你编的台词好,太漂亮了一个个的故事。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我。”
 
崔永元说有的事情他几乎难以相信。
 
一个受访者,英语非常好,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情报机关工作,监听美国的通讯电台,发现他们居然用英文直接发令,就是哪哪的部队通過哪儿调到哪儿,不用密码,起码应该是A军团用B方式到C地区,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就直接用英语说,太欺负我中华无人了。他就报告李克农,说他听到了这个计划,李克农都不相信,然后他们就到了前线,让前线的部队来观察。就是这么调动的。
 
走到今天,口述历史已经有了自己规范的操作方式。比如做抗美援朝,要采访谁怎么抽样,记者会先做PPT演示。
 
“会把志愿军所有的编制告诉你,各个兵种告诉你,人数告诉你,重大战役告诉你,甚至细到我们战俘的准确数字告诉你,然后这个战俘最高的级别告诉你,现存的人数告诉你,根据这个抽样。志愿军里面有探照灯,有这么一个兵种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们要采访到它。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在这个部队编制里,这个兵种是干什么的,他们参加了什么战斗,有什么用。志愿军里面有很多拿工资的你知道吗?不是部队的工资,是除了部队的工资还拿一份工资。为什么?就是原岗位工资。因为战争打起来以后,修汽车的,修这个的,修那个的奇缺,人才没有。怎么办?从各个工厂、大学抽调专业人员去,所以他们拿双份工资。你看不做口述历史你就不知道还有这段事。”
 
崔永元想用生动的口述来拼凑一个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所谓的历史的真相。
 
“因为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找人,与时间赛跑”
 
口述历史目前一共做了4000多人,受访者平均年龄85岁,最大的106岁,留下了10多万小时的影像资料。现在大概有800人已经过世了。“有的老人甚至在我们去采访他的路上去世了。”
 
崔永元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在国外出差时约定了采访《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一个多月后回来,打电话,空号,再過一个多月,他到一个新华社老人家里复印图片,听到老人和朋友通电话,说“张广友可惜了,那么年轻就没有了”,他惊了。
 
崔永元提起谢晋,他在采访后15天过世。
 
崔永元曾和上影的总裁任仲伦有一次聊天。“他说你喜欢谢晋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他好在哪儿?我说他踏踏实实地在讲故事。他说还不是这么简单,他是那代导演里,为中国电影和中国导演拓展空间的一个英雄,他说其实每一代导演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领军人物。他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都有可能上映不了,《牧马人》在拍摄過程中就让他停拍,他还是拍了,结果《牧马人》公映了,也获奖了。我们在谢晋晚年采访他的时候,说到这儿他都很激动,他在流眼泪。我是觉得每个时代都需要那么一拨人,做艺术的,他们负责为艺术家拓展空间,而不是说上面规定好了你能干什么,你就只能干什么。艺术家的想象力是无比旺盛和丰富的,你要敢冒这个险。”
 
5个采访组里有一个组在做知青,抽完了样本是600个,要到2016年才能做完。两个组在做战争,打算从东北抗联开始做,一直做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可现在连解放战争还没有做完呢。因为采访特别费时,一个人就要一个月,你想想什么时候可以采访完。而老人们也等不起。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最长采访纪录85小时的那位老人访了两个多月,因为年纪大了,一天说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说车轱辘话,那就休息,第二天再说。
 
口述历史团队流动性非常大,走马灯一样,但是采访组很稳定。“我觉得他们稳定就是因为他们天天跟这些人打交道。”崔永元说,“我们从街上捡来的张钧。吃了顿饭,聊得特别棒,一问他干嘛的,他说没事干,那跟我们走吧。然后就来到我们这儿做首席记者,干得非常好,自己也觉得特幸福。说怎么吃顿饭也找着这么一件活。”
 
重要的受访者都得崔永元搞定。“这可费了大劲了。你得全世界跑。”做节目的时候,请个人,他不来,不来拉倒,再换一个,很从容,无所谓。但是口述历史,少了这个人不行。
 
有的人对记者的身份和目的存疑。有的人就是不愿意说,想把秘密带到坟墓里。
 
有的采访对象,接触两年,和记者随时吃饭,随时聊天,就是不肯坐到摄像机前。首席记者张钧说,“我们和他们见面,要沟通感情,希望你信任我们,我们拍你这个不是为了卖钱,是为了拍下来给后人,留给历史。他不断地考我们,试探我们,这个事你知道吗?你给我讲讲,实际上是考验我们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对话。”
 
记者们什么都干,要观察老人的脸色,状态不太好了,身体不行了,明天再采访。病了,要带着花篮和水果去看望。沙发坏了、窗帘坏了,他们得修。记者们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采访手册,细到什么程度?在老人家里拍时间长了,他们要交电费。
 
张钧突破一个受访者的最高纪录是,三年。这个人叫“梅娘”。这几乎是一个被遮蔽的人物,那时候的说法是“南张北梅”,张是张爱玲,梅是梅娘。
 
少量的内容做成了片子,放到了网上,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比如《我的抗战》。做一个片子要动员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做片子用的素材微乎其微,连1%都用不出去。崔永元根本不想做这个事。当务之急是采访、记录,把人埋在心里的东西挖出来、留下来。但是一些老人的话打动了他。他们说,小崔,我临死之前,能看到我们的东西在电视台播出吗,小崔我都98岁了,我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播出啊?
 
“我一听到这个,就特别着急,那我们就做一些片子,让他们都看一看,只是让那些老人看看,高兴高兴。”
 
“我只能求你别灌辣椒水”
 
迄今为止,口述历史已经投入了2亿元。
 
“特别费劲,我在这个屋子为了200万跟人谈话一次谈10个小时以上,经常的。最后人家还不给。”
 
最后支撑2亿的是十几个大户。以崔永元之阅历看这个世界之复杂,他不愿意说具体人和具体数,担心有人会比较谁捐多捐少,这很无聊。他做过很多关于孩子的慈善活动,理念是,“一千万个人的一元,好過一个人的一千万元。”
 
他拿出苹果手机展示一个页面:“这个是我在微博上公布的第125次的捐款。多少钱都有。”很多人显示匿名,他指着一个名字,蔡骏,此人的风格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他这个是20、30,还有10块。但是天天捐。”他猜这是自己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找人联系过,联系不上。
 
崔永元乐于述说他所得到的帮助。他说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去年已经扭转过来了。“现在我身边好多人,一大堆人都在为我这个事想办法。”
 
周立波曾把崔永元叫到上海谈了一周。他夫人胡洁问:“你见谁就跟谁要钱。如果你老是跟人描述说,我们花了2亿,还经常发不出工资,谁敢沾你,吓死了,躲得远远的。你明年要花多少钱,知道吗?”崔永元不知道,他只能说账目清楚,操作规范,公开透明,专门审计。周立波说,“把你抓起来,给你灌辣椒水,你能不能把账说出来啊?”“我真说不出来,我只能求你别灌辣椒水,你把账摆在我面前我也说不出来,这确实不是我的长项。”
 
周立波夫妇帮崔永元理清思路:你得有个规划,比如2012年要花1500万,包括了数据化改造备份、采访花费和人员工资,你能做成什么,然后最好把两年或者三年的规划都做出来,你跟人说故事的时候就不是无底洞了。
 
“然后果然就顺当多了。”
 
2011年1月,李连杰等人创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崔永元当时正在深圳,冯仑牵线,拜会了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等一干壹基金理事。王石直接说:你就下命令吧。你需要我们每个人做什么,每人出多少钱。
 
“我顿时感觉自己像是工商联主席似的。”
 
商界高人的想法是,如果大家一块出钱,比如一个人捐500万,10个人就是5000万,就可以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的利润全部用来做口述历史,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崔永元不喜欢说筹钱的艰难,发不出工资的困窘。那是2010年春节前,年会上,崔永元给大家打了招呼:今年要准备过苦日子了。春节后,清澈泉公司真的发不出口述历史团队的工资了。历时3个月。
 
停发工资期间,采访没停。记者都知道崔永元把自己的钱也搭了进去,自己的藏品拍卖所得也投了进去,都相信他能过了这个坎。
 
他焦虑吗?张钧说,“为什么小崔的抑郁症总在春天发作,那是一年之计啊,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想到今年资金有多大缺口,得筹多少钱,这对他的情绪肯定有影响。”
 
你焦虑吗?崔永元说,“我真的没觉得啊。采访的这些人,有被判过3次死刑的,他都不焦虑,我焦虑什么。我以前就是没一个东西说服自己,你知道吗?当我做到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时候,我站在最高我没有参照,因为我的苦恼就是最大的苦恼。现在我有4000个参照,你随便从这里面找一个人是九死一生的,哪轮得上你焦虑呢?其实他们很少在这儿看到我的愁容,看到我都是特别高兴的,我只要一到这儿来就特别高兴。”
 
命运的诡异让人无法理解
 
做口述历史,崔永元觉得命运的诡异有时让人无法理解。
 
他说的3次死刑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亲自采访了一个人,5项罪名判死刑。但是他是军人,带他到军事法庭来核查,核查的时候一个罪名没了,因为林彪倒台了,他反林彪的罪名没了。还剩4个罪名,核实了一下还是死刑,那4个罪名挺要命的。要执行枪毙的时候江青倒了,又少了一个罪名,还剩下仨了,还死刑,因为攻击毛泽东。然后又过了一段,“两个凡是”一打破,这也没了,就剩俩了。最后弄得一个都没了。判了3次死刑,坐在你面前跟你讲,谈笑风生。然后再听他前面的经历更传奇,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他的同学都是孔祥熙、宋子文的后人。他的同学在课间的时候跟他说,下午咱们走吧,坐飞机走。就这个时候他没有走,后来崔永元问,你为什么不走?他说我看到了解放军在大街上睡觉,这样的军队是值得信赖的,他就没走。他后来判3次死刑。命运就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前文所说的抗美援朝期间监听到美国电台欺负我中华无人,直接用英语调动军队的那一位。
 
“有时候你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你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就是我说的你跟那儿过了一生。”
 
崔永元说:“可能有一些事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研究的。再过两代人才可以研究明白了。但是重要的是记录,是要把资料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数据化,把它备份,这样就是再过一千年,谁想研究什么都还有。这起码是当事人的说法,要不然就是以讹传讹了。就像比如说我们研究论语的时候,孔子身后300年他的弟子总结起来的,你相信那是孔子说的话吗,反正我是不相信。可能是他的精神,但是绝对不是原话。300年了,你想想都传什么样了。口音都变了。如果现在我们要有这个孔子的录像,有他的录音,这研究起来就更准确多了。所以我就立志做一个口述历史的收集和整理者,我们是拾荒者。”
 
崔永元,为什么独独是你去做了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你不投身的时候,你体会不到它的乐趣。就像我最烦这个电视人和电影人说自己多艰苦,我们熬夜,我们经常吃盒饭。我觉得很无聊。那你干嘛不挖煤去呢,没有人拦着你。所以说你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你要想他的乐趣在哪里,比如说我觉得我做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乐趣就是我差不多都访了10000个人了,你跟10000个人过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别人活一辈子,你活10000辈子,你说你占了多大的便宜。这就是你这个职业给你来的乐趣。现在走到这一步真挺幸运,我觉得我做起口述历史来就没什么烦恼了。”
 
崔永元说他随时可以离开《谢天谢地你来啦》的主持人位置,但是口述历史会一直做下去。赶也不走。做到死,做到老年痴呆,只能做到老年痴呆。以后就歪曲历史了。

Tags: 崔永元 口述史 口述历史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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