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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故土

当我和年近耄耋的老爸回到村子时,正看到堂弟挥舞着电锯,在飞扬的尘土中将六十年前我爸和我爷爷一起修建的老屋拆解得七零八落土木横陈,而当年堂弟的老爸——我爸的弟弟就出生在这屋里。
 
我们现准备搬离的地方,二十几年前是郊野①——远离当时的贵阳城中心的一片菜园和烂泥地,从鹿冲关、蛮坡、豺狗湾这样的地名就可知当时的荒凉。后来这里渐渐成为郊外,再后来渐渐成为“城郊结合部”。
 
最近几年,街对面的山坡上建起几十层的高楼,楼下空地里三层外三层停满了私家车,街上突然多了五七家银行营业厅,来了沃尔玛,有了电影院和水疗酒店,餐馆的面积越来越大装修越来越豪华,道路也越来越窄,出行越来越拥堵……这所有的从乡村到城镇到城市的变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关于城市生活宣传中的“美好”,日子还是那样,甚至有时还更糟——买菜还是在存在了多年的菜场,但菜价更高;原来的邻居都搬走了,新租客不是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就是骑电动车戴安全帽提着工具包的新技术工人,小区里进进出出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入室盗窃时有发生导致24小时家里都会留人,家里的任何成年成员都有“看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所谓“家”的房子让被困在里面的人变得好像囚徒。
 
于是,我们想要重回到人更少、空气更好、更安全的地方——把家搬到更远离城区的地方去,重回郊野。
 
就在二十几个月前,我们现在即将搬到的地方还是一片荒山,山上除了不及踝的杂草就是只齐腰的灌木,更远一些的地方是连绵的松树林。
 
现在,我爸在房前屋后的土里,凡是能找到的本地蔬菜品种都种了点,还有几样水果和四季都红红绿绿开乱的花。但我妈觉得种的菜太多花太少,她担心那会让我们家“看上去像是一家才进城的农民”。而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她的儿子我确实就是一个“农二代”,她的儿媳妇也是一个“农二代”。我们“农二代”和“农一代”还有“农三代”都从那些泥土得到无穷乐趣,我们甚至认为有土地才会有将来。 

清明节回村上坟,三代七家的代表共十五人在老屋前合了一张影。村外所有的土地在一年前就已被推土机推成寸草不生的白地,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已面目全非,成为方圆数公里范围内一个真正的人烟孤岛,“岛上”一家家人用刚拿到手的土地征收款,从老人到少年都齐齐上阵忙着新建或加高房屋,等待房屋拆迁时再赚一笔,一幢幢湿漉漉新鲜拔起的灰白水泥小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个堡垒。而为了原本毫无争议的房前屋后一条水沟,甚或是只放得下一张马扎的一个屋角,有的人家兄弟反目,亲戚间大打出手。这将所有土地推平后要原地建起工业园的人是我表姐一家,她也出生在这里,现在她的大儿子和儿媳负责打理这笔生意。
 
一个月前,堂弟推倒了我爸和我爷爷在六十年前一起修建的老屋,他说要在原地新建一栋两层的房子,一层当车库,停放他用刚得到的土地征收款买的一辆白色轿车,一层用来出租给即将大批到来修建工业园的工人们。堂弟说,等这新房子也被征收了,就去其他地方买块地另建新房子。
 
我认为,判断一件事物是否真的与你有联系,就看你是否参与了它的改变或被它改变。但现在,土地没了,祖屋没了,不久以后村子也没了,山上那几粒老坟很快也会没有,没有“土”也就没了“人”,没了“人”,也就没了“故乡”,与我们有联系的,都正在失去联系。
 
①距城百里谓之郊,三百里谓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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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

从俄国到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秦晖 | 来源: 《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战争”,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因素吗?国共两党分野是土地改革者和反土地改革者的分野吗?内战期间国民党失人心,共产党得人心是因为分了土地吗?这场内战以共产党胜利告终,这与土改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共双方都不太重视“土地问题”

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显然有非常大的差异,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要比国民党激进得多。但如果依土地问题分析当时中国各支力量的话,国民党绝不是最保守的。国民党当然是反对暴力土改,但是它的意识形态中还是有所谓“平均地权”的内容。尽管很多人指出,因为国民党基层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贯彻这个意识形态有很多阻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的理论中有这个意识形态。当时认为连和平土改都不必要的保守势力是第三方,所谓的第三方,就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势力,比如民盟。民盟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一部分是传统文化本位派。资本主义经济学强调维护产权,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没收土地这种做法肯定反对;传统文化本位派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认为传统乡村非常美好、和谐,有德高望重乡绅,按照儒家的伦理把这个乡村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乡绅用共产党的话叫做土豪劣绅,而土豪劣绅这个词在国民党的语汇中也同样在使用。所以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最激进,国民党次之,第三方最保守。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两党为了解决他们的纠纷,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谈判,他们谈了许多问题,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是政权,一个是军队”,无非是共产党可以有多少军队,共产党可以占几把交椅。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当时国共两党都认同,区别在于共产党认为先搞政治民主化再搞军队国家化,就是国民党要先放弃一党专政我才能考虑我的军队怎么处理的问题;而国民党的理论是先搞军队国家化再搞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要先把军队交出来,然后我才开始搞民主选举。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争得不亦乐乎。除此之外还争了很多问题,甚至国共两党之间花了很长时间探讨怎么治理黄河。1943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的文件有几百万字之多,一个字都没有谈土地问题。

中共土改学的不是马克思经典

中国的“土改”是学习列宁经验,而非马克思主义。1861年,俄国搞了一次私有化。这次私有化是典型的权贵私有化。用国家权力将农村公社最好的一部分土地割出来交给了权贵。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搞了一次MBO(管理者收购)。当然,1861年的改革从方向上讲是进步的,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给农民自由、把土地解脱出来。但是过程很不公平,这当然就会遗留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假设资本主义会消灭小农,待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以后,小农变成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在这种基础上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家搞土地国有化就是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非常反动的行为。普列汉诺夫曾经讲:“如果按照民粹派的做法搞人民专制,然后由国家把土地控制起来,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犹如古代中华帝国和秘鲁帝国。”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强调“一定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阶段,”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呼吁资本主义热烈的程度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要高。

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更是所谓的“警察式私有化”,就是把1861年以后剩下来这一部分农村公社也解体掉,这就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这种不满被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就此马克思主义者就展开了一场讨论:如何看待农民的不满。农民反对斯托雷平私有化,从本质上看是“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马克思的理论是“农村公社应该解体”。但是农民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解体方式是剥夺农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列宁便看准了农民的情绪是可以利用的,因此他主张摆脱教条“跟民粹派抢潮头”。

俄国土改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功劳

1917年,布尔什维克并不控制农村,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城市党,甚至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士兵党。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没有多少力量。革命在农村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现在的材料显示:“87%的土地分配是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前由农民自发完成,所谓农民自发就是基本上是由农村公社来搞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建立政权时,土地已经分完了。农民不懂什么地主、贫农的阶级划分,更没有搞你死我活,只是把土地拿回来就是了。通过这样一场土改,俄国形成了传统农村公社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讲得简单点,俄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状态,绝大部分土地是属于农村公社所有,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什么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直到1927年,俄国农村还有95%的土地属于农村公社,私有土地很少,农民集体主义非常发达,这种农民的集体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对农民的要求对立,布尔什维克要搞的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就是国家把农村控制起来,农村中的粮食可以随意调走,他要做到的是这一点,他为此就要搞集体农庄。1929年的集体化搞得非常血腥,俄国农民对集体化的抵抗是非常之惨烈的,有人称之为“斯大林的农民战争”,俄国把一百多万富农给流放了。有人说这是极左,从今天看起来也不能简单那么讲,当时之所以搞得那么惨烈,的确和农民的反抗很强烈有关系。为了摧毁这种传统集体主义,要建立官方集体主义,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农村展开阶级斗争。在俄国阶级斗争不是土改时搞的,而是集体化的时候搞的。

1929年的农村革命,实际就是一次在农村中展开阶级斗争,瓦解乡村传统认同,清除民间组织资源,建立高度科层化官方控制体系。这套农村改造模式在俄国不是和土改同时进行,而是和集体化同时进行。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中国地主绝大多数是2000年私有制下形成的老百姓,只不过是比较富。普通农村和平民地主之间本来怨恨并不大。这与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当时俄国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舆论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传到了中国,然后由中国去发动中国的农民对农民进行流血斗争,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革命史。

国民党为“抗战”把农民得罪光了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不喜欢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是抗战期间非常突出的现象。在抗战之前,农民在国共之间的倾向性并不是非常明显,这也是土地革命没有成功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农民的矛盾的确变得很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横征暴敛急剧增加。抗战期间国民党财政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抗战以前国民党的财政基本上是靠东南沿海通商城市,那个时候田赋属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是不拿的,但是抗战就不一样了,东南沿海国民党原来一些财政基础都没有了,国民党把它的全部负担移到农村。而且为了解决战时财政问题,抗战刚一开始就实行所谓“田赋收入归中央”,而且为了田赋增收,开始扩张乡村组织,搞了很多基层干部。那时候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共产党搞的农民运动一样,搞“痞子运动”,搞一些很横的人管农村,可以想像这些农村干部做了什么事,主要就是要钱、要粮、要命。当时乡村中有头有脸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事,因此国民党基层干部跟农民关系的确很坏。

曾经有人统计了民国时期三千多起农民骚乱,绝大部分跟地主地租没有多大关系,都是跟国家的行为有关系,都是跟基层干部的腐败、敲诈勒索、贪污公款有关,一直到土改的时候还是这样。我们党发动“土改”让农民诉苦,看农民诉苦的材料就会发现,绝大部分诉苦诉的并不是周扒皮收了我的地租,基本上诉的都是官府的苦,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所谓的政治压迫,所谓政治压迫就是国家的横征暴敛,而地主经济剥削这种诉苦案件是很少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打仗会增加农民负担,共产党也要打仗,而且共产党打仗负担也是来自于农民,为什么农民同情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农民对共产党最初的好印象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清廉,统治成本要低。

就全国而言,内战期间共产党统治区农民负担平均比国民党统治区更重,因为共产党统治区毕竟比较小,而且穷的地方比较多,国统区地面比较大,还包括江南那些富裕的地方。但是,中国国家财政统一调配能力是很差的,很难从一个地方征收资源用于另外一个地方,而当时国共内战主要涉及地区,比如华北、山东、苏北、陕西、山西,国共两党农村基础都差不多,大家都就地征粮,老百姓还是欢迎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比较腐败,统治成本比共产党要高。

 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通过打仗来夺取天下,仅仅讲民心向背很重要吗?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讲讲可以,真的要落实在什么条件下才真正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呢?只有民主选举。比如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选举时我就会投共产党一票。但如果是国共两党打仗,即使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我愿不愿意为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战胜者一方与其说要赢得民心,不如说要尽量动员资源。战争胜负归根到底是动员力,不取决于哪一方得到的好感更多,而是取决于哪一方能够为你玩命的人更多。我愿意投你一票,未见得愿为你“抛头颅洒热血”,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虽然老百姓同情共产党,厌恶国民党,这一点不需要土改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做到高强度的动员,这个同情是不够的。为了动员资源,就必须要“土改”,这时候的土改含义就不是平分土地了。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1946、1947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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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一》,用童真双眸映时代印痕

《我十一》,用童真双眸映时代印痕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6期 | 记者:李东然

个人轨迹

“这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生命的记忆中,随后的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年,我11岁。”《我十一》用这样一句话开场,导演王小帅由此便把观众拉入那逝去年代里的阴霾山城。

1975年,贵阳“三线”工厂子弟小学里,11岁的王憨满心欢喜,因为老师选上他到高高的领操台上给全校同学领操。老师说领操该穿白衬衫,但那是匮乏的年代,过母亲这关实属不易。小王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才把花一年布票得来的白衬衫穿上没几天,就眼睁睁地看着衬衫给人抢去,还被裹在伤口上浸满血污。起初王憨只是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回衬衫,懵懵懂懂却跌进了成人的世界,恩怨,仇杀,性,正法,一幕幕展开得猝不及防,仿佛一夜之间,小男孩长大成人。

扮演王憨的小演员刘文卿面貌神似贾樟柯,机敏和沉默更是如出一辙,很多人当这或许是王小帅导演不经意的一个玩笑,也有说是有意为之举重若轻,导演却说,《我十一》于个人角度之重,在于它是一部自传写实的作品。

“我1966年出生,就是三线建设开始那年,因此是从两个月大时就和父母来到贵阳的三线工厂。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当时约有400万个家庭从东北、上海等地的大军工厂被挑选到三线支援建设,他们到了当地后一边建厂房,一边生产,一边建生活区。在我家是跟着母亲的工厂来到三线的,当时我父亲在上海戏剧学院已经留校任教了8年,也跟了过去,所以我从小就在电影里的那个环境长大。”

银幕上的小王憨倒更像是少年时王小帅的影子。父亲在城里上班,同时又是个演员,“文革”时演不上什么戏,便在家里教孩子绘画,说些与那个年代格格不入的一套话语。“光落在错落的颜色上,就像是在跳舞;每朵花和每朵花之间都有差异,只有静下心来仔细观察,才能看得到其中的不同。”

若单纯从数字推算,作为《我十一》故事背景的1975年和王小帅本人的11岁并不完全吻合,小心挑这一年作为故事的背景时间,恰因为在导演的记忆里,这是相对沉寂的一年。“经历了风起云涌的串联批斗、‘九一三事件’,1975年成了留给记忆发酵的一年,政治标签层层弱化,留下的是纯净透亮的童真视角。”

渴望白衬衫,得到白衬衫,失去白衬衫,最后面对一件从监狱里寄来的白衬衫,王小帅为《我十一》设置了一条极类似伊朗儿童电影的单纯封闭的故事主线。孩子的执念成为整个叙事体系内的唯一动机,素来注重电影本体美学、视空间和造型为作者印记的他,只把整部电影的空间也紧紧限定在三线厂区里狭窄封闭的巷子内,甚至收敛了摄影机的存在感,采取了完全的隐藏方式,随着孩子的脚步,追踪着孩子的视线,画面的起点总是孩子的眼睛。

“为的是使电影回到那个小孩子个人的生命区间内,我很想努力去还原一个孩子对成人世界的感知过程,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经历过成人世界对我们的回避,但实际上大人也永远无法知道孩子在什么时候知道了什么,所谓成长也就是孩子靠自己的触角一点一滴地去感知外界的过程,这过程中有甜美,也有苦痛和撕裂,因为我们的成长都是一样的。虽然离11岁的自己都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勾起每个人对自己11岁的回顾。”

所以,导演也努力把自己还原到孩子的身份去处理回忆,比如个人孩提记忆里最不可理解和触目惊心的场景是接连发生在身边的枪毙、正法、通报、逮捕,导演便因此丰富和延展出了一条追踪逃犯的故事线索,从孩子的无畏和好奇的童真出发,追踪杀人逃犯是充满刺激的冒险游戏,不乏童趣。而成人的现实中,分明又是另一个年轻生命面对时代命运无力反抗又不甘接受时上演的悲剧。

时代印痕

王小帅愿意把电影看做精神的流浪。“创作只能在现阶段和当下,符合的心智、心态、经验,和当时所关注的社会点。我拍电影比较慢,一部片通常一两年,而剧本过了一年半两年也就变味了,肯定不再是我想要的了。”

《我十一》例外。事实上《我十一》是与《青红》平行的创作,剧本准备早在1997年,共同的背景是三线,甚至至今看得到这两部电影之间大量交集的存在,广播操,强奸犯,年轻人之间被压抑的恋情,难以自抑的青春冲动,导演也毫不讳言。“拍《青红》时就拍掉了《我十一》的情节,当《我十一》拍完的时候,又发现重用了《青红》里的细节。”

开始确实是个人情感角度的无法割舍。“拍《青红》的时候,事实上还在保持着距离,我是1979年离开贵阳的,《青红》讲的是1982年或者1983年的故事,实际上我是用自己在三线背景下的生活、成长经验,说一个带点想象色彩的故事,和自己倒是保持距离的。但我自己是3岁开始有记忆,直到13岁离开贵阳,《我十一》恰是我对那个地方蓄积情感最集中的呈现,也是展示一个有自己影子的三线,这让我作为一个三线人心里头更踏实一点。”

终究是对这段历史的看重。“上世纪60年代,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无数个家庭随着自己的工厂离开故土来到西部贫瘠的山区,开始了三线建设,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上海、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开荒建厂开始了他们的新生命……”《青红》的开场便是长长一段有关“三线”建设历史的文字,当时曾经有海外发行商找到王小帅说,对于国外观众来说,这样一大段静默又难以理解的文字会使他们失去耐心,何况西方观众素来注重的是电影的个人表达,排斥代表官方或集体意志的作品,也会因这样一段文字,他们会误解电影只是意识形态化的存在,而削弱对电影故事、生活细节、人物命运的观看。后来电影的法国制片人更直截了当地要求王小帅不要在字幕上写“三线”之类的隐晦的政治历史字眼,在他看来,对于本来悲情动人的人物故事,这纯粹是画蛇添足之举。

但直至如今的《我十一》,三线建设的故事前提没有丝毫弱化,献给三线人的静默字幕更一路坚持。“因为我是实实在在从那里长大出来的,无论如何我逃避不了,这是这些电影的起点。”“虽然我十几岁便又随父母离开三线,但我至今看得到三线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我父亲在上海戏剧学院留校任教8年,因为突然的这么一个运动就离开了,所以从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人生轨迹开始很大一部分处于失控状态。离开后成年,我也回看三线建设这段历史,身为一个三线人,我常常惊叹这段历史被遮蔽的程度,人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串联,大字报,上山下乡,文斗,武斗,这些事大家都想得起来,而三线建设越来越少地有人了解,出于电影人的本能,我要有所记录。”

《青红》完成在2005年,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便收获了金棕榈提名和评审团大奖,后来电影在国内院线公映,借影片影响,很快便有摄影师拍了关于三线的照片,搞起了三线主题的影展,东方卫视做了关于三线建设的长篇专题纪录片,其中也有王小帅导演作为出镜采访对象的口述。而在王小帅自己,最乐于看到的是三线人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份,三线背景的朋友之间,聚会互助也越来越多。

在王小帅看来,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留下痕迹,是身为电影人的担当。“我觉得任何历史都需要有所记录,这是对人的尊重。当初这些人为了祖国的建设、祖国的强大,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把生命都献给了异乡,而如今他们的人生轨迹被排斥在祖国的宏大叙事之外,甚至他们的个人存在也正极其轻易地从历史中抹去,这是不合理的。可能一两部电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也是起码的尊重。我想这样的题材我还是会继续拍下去,三线的建设已经影响了几代人了,当年的三线人早有了第三代,很多人已经世世代代扎根融入了异乡,这个人群的存在痕迹也在慢慢浅淡,因此这很可能是关于这条血脉的最后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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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打鸡血”的狂热岁月

“打鸡血”的狂热岁月
文|杜兴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40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入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中共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学联和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中共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民运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鸡,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射液,或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5毫升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俞昌时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300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上海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城市的街道卫生院都有为居民打鸡血针的服务。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的有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万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而是“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报告称,俞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鲜丹神药”。在俞散发的材料中,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其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几乎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

禁止与质疑

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俞昌时“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觉,如果真的话,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由于雄鸡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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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打鸡血 俞昌时 狂热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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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途网特约之

【辛亥百年 — 黔城往事】
国民党十大杂牌军之黔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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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烈生于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后入桐梓同乡周西成部,连年征战,由排长逐级提升至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大权在握之后,他不禁飘飘然,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她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她又到南京访问蒋介石,争取补助;到香港访问胡汉民,分担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承担的任务。

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她又在《贵州日报》增设副刊,亲自撰稿提倡礼义廉耻。她还插手军队,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旅长蒋德铭、军械处长黄集成都是侗仁人。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时称这个集团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不久,“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

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策动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一场更大的战争——王犹之战在两个月后即爆发了。毛光翔被迫让出贵州军政大权给王家烈后,退避遵义,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万淑芬为首的铜仁派不断抢权夺势,使他及其桐梓系将领十分恼怒。这时,黔西的犹国材和黔北的蒋在珍正在策划倒王,于是,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拟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借机达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词未往。毛、犹、蒋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通电讨王。蒋在珍首先在遵义宣布独立,随即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为由,派简文波、犹禹九两个旅对蒋在珍进行戡乱,并急令驻湘西洪江的参谋长何知重率部回援。

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毛光翔电促犹国材出兵支援。犹国材原先与王家烈的关系还不错,但此时见蒋在珍已成了瓮中之鳖,深恐一旦蒋在珍被歼之后,自身也难保,故在“奉毛总指挥转中央电令,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贵州内乱,以安地方”的招牌下,于1932年11月5日,由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正式爆发。犹国材部以强行军及汽车短途接运,快速进至距贵阳三十多里的狗场附近。王家烈没有想到犹国材会反对自己,直到前两天,还接济犹国材部三万元,因此,对犹国材毫无戒备。双方经过激战,王家烈无力对抗,即率残部取道平越、八寨、三合退至榕江。11月24日,犹军进占贵阳。12月5日,毛光翔亦从遵义返回贵阳。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为此,毛光翔、犹国材、车鸣翼等在贵阳大肆庆贺,并议决组织联军全力进攻榕江,彻底歼灭王家烈势力或迫其就编。接着,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亦在榕江整顿部队,与何知重的部队合兵反攻。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1月17日,王家烈攻破贵阳东门,毛光翔、犹国材等向北败走,王家烈进占贵阳,重新恢复其统治,并派兵分头追击联军残部,双方又混战了一年。1934年1月,王家烈收复铜仁。王家烈由于连年作战,部队亟需休整,同时,又恐怕犹国材等狗急跳墙,勾结邻省军阀入黔;而犹国材等也多次战败,已无力与王家烈对抗,遂提出划地罢战。王家烈接受犹国材等要求,至此,历时两年多的王犹之战结束。王犹之战后,毛光翔便隐退赤水,1947年11月在赤水病逝。

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1934年10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

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八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四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

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八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

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当王安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25军尚有二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25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25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

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同时,黔系军阀的历史亦最后终结。黔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阀势力,到此虽已终结,但黔军的余脉仍存在一段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黔籍子弟兵在各个战场上,在随时会被其他军事集团并吞的情况下,仍英勇抗战,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25军第2师,1935年5月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第102师。改编后的建制为两旅四团,共9000余人,首任师长柏辉章。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可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个。后曾任该师师长的还有贵州六枝人的陈伟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师调往淞沪,参加了淞沪会战,将士英勇抗击日寇,部队伤亡惨重。

1938年5月,102师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况同样惨烈,师长柏辉章之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阵亡。后国民政府予以表彰,柏宪章追赠上校;陈蕴瑜追赠少将。陈团长阵亡后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李宗仁题词“不以履险而却,不以临危而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壮烈牺牲,足以泣鬼神动天地”。冯玉祥题词“成功成仁”。何应钦题词“毅魄英姿”。此后,102师又参加了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抗战结束前,该师归入粤军薛岳部,真正结束了其身为黔军的历史。柏辉章被任为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当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1950年1月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1952年因镇反丧命。

第25军第1师,1935年5月奉令改编为第103师,首任师长何知重。何知重,字良权,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军校毕业后服务于黔军,毛光祥主政贵州时任25军军部副官长。王家烈主政后升任25军第1师师长。是逼王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王家烈下台后何知重改投何应钦,所部被改编为103师后出任该师的首任师长。1937年8月,103师参加了淞沪抗战。部队亦伤亡惨重,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罗熠斌是贵州台江人,在何知重部下征战多年,为何之亲信。在突围至江阴县城以西约十华里的一个公路桥时,遭到日军一个中队的袭击,罗熠斌在率部反击时不幸阵亡。罗是103师在抗战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12月,103师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黄梅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后又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1938年7月,何知重调任86军军长,103师师长改由何绍周接任。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炮兵科毕业。是何应钦的侄子,参加过淞沪会战。对于这次调职,不难看出,何应钦正逐渐将103师改编为他的嫡系部队,103师从此脱离老黔军的系统。

第86军军长何知重在军部被裁撤后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何知重在脱离王家烈投靠何应钦后,希望在巩固地位后进一步发展,而何应钦也确实将两个黔军改编的师合编为一个军,委任何知重为军长,这着实让何知重高兴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军长的位子未及一年就丢了。而且中央也乘此时将何的实权削去,虚委一个军委会高参的职务给何。因此何知重愤而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建国后何知重被捕入狱,释放后被聘为贵州政协资料室的顾问,攥写过“围剿”红军的回忆。1976年病逝于贵阳。

黔军中原犹国材部被改编为121师,师长先后是吴剑平、牟廷芳、戴之奇和朱敬民。吴剑平,贵州绥阳人,号吴谟。毕业于贵州讲武堂。牟廷芳,贵州绥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又留学日本步兵学校。戴之奇,贵州兴义人,又名子奇。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朱敬民,贵州平坝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121师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役,也涌现了不少抗战英雄,如361团团长霍世才等。霍世才,贵州贞丰人,号敏文,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21师任连长,因功累升至363团副团长,1941年升任为361团团长。不幸在湖南武岗地区遭日机扫射身负重伤,于5月16日伤重而亡。霍世才是121师在抗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死后被追赠为陆军少将。同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刊登了霍世才的英勇事迹。

原25军第3师,改编为新编第8师,师长先后为蒋在珍、陈牧农、马叔明、胡栋成。蒋在珍,贵州桐梓人,号丕绪。贵州讲武堂毕业。军校毕业后从事于军事教育。1926年后担任团长、旅长。1932年王家烈任命蒋为25军第3师师长。1939年1939年12月师长蒋在珍调升93军副军长,军长刘戡以其亲近的补训处长陈牧农接任新8师师长。蒋在珍是第一个被夺取实际军权的老黔军将领,这支黔军也落入刘勘手中。新8师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陕晋战役、晋南战役、长治战役等。1939年, 22团团长彭镇璞在晋南战役中牺牲,被追赠陆军少将。

原25军教导师,改编为第140师。原师长为25军副军长侯之担兼任,但很快被刘湘以“勦共不力”为由撤职,但蒋介石将该师拨归薛岳,因而薛岳亲信沈久成任师长。后何应钦趁沈久成调任、安插其姻亲、王文华之弟王文彦继任。此后的师长为宋思一、李棠、毛定松。140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也为抗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此外,黔军还改编为82师和85师。82师师长先后为罗启疆、欧百川、吴剑平、王伯勋;85师师长先后为谢彬、陈铁、陈弦秋、谷嘉、张际鹏、王连庆、王景渊、谭本良等,两师都参与了抗日战争,在其后的军事活动中或分化或被并吞。

1935年11月,蒋介石让王家烈免试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期间,王家烈曾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未及两月)、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王家烈退役回遵义闲居,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1949年7月,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委任他以绥靖公署副主任,但王家烈尚未上任,贵阳即告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

附:国民党十大杂牌军列表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
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
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马家军;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军;
以戴戡为首的黔军;
以龙云为首的滇军;
以何健为首的湘军;
以刘湘为首的川军;
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
以孙文为首的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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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 — 黔城往事】
国民党十大杂牌军之黔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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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1889年生。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1911年初任兴义县团防局附设将弁学堂教练。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刘显世进省城,任右队队官。1913年后,历任黔军营长、团长,入川黔军纵队长、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黔军前敌总指挥等。因与王文华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民九事变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旨在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因王文华是新兴义系的首领,袁祖铭与原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于1921年3月16日派人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曾于1917年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民九事变后,又被孙中山委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王文华被刺杀后,黔军内部发生混乱,代总司令卢焘无力控制贵州,王文华所部五旅互相争斗,都想夺取贵州的统治权。袁祖铭见时机已到,于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拨款二十万购买枪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袁祖铭任总指挥,张彭年任总参议。袁祖铭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调拨给的北洋军组成一个纵队,准备开赴贵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对甚烈,川湘两省不准假道,贵州又无内应,该军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铭只得再等待时机。这时,在贵州,贵州督军兼黔军总司令卢焘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参与讨伐陆荣廷。卢焘,广西思恩人,壮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起义。1912年随滇军入黔。1914年起,历任黔军营长、团长、旅长、代总司令、总司令。

192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伐桂号召,减轻贵州粮饷开支,缓和黔军内部五旅的磨擦,卢焘应谷正伦、胡瑛之请,派其率军入桂。6月,黔军分两路入桂。7月,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为第五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四路彭汉章、王天培两梯团,会同滇、赣、粤各军攻下柳州。第五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计,谷正伦、王天培到会。1922年1月,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一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谷正伦、王天培、彭汉章、胡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

1922年初,新兴义系内部火拼更趋激烈,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也因内讧被逐出省。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电请袁祖铭到洪江指挥队伍入黔。袁祖铭已在汉口重组定黔军,自任总指挥,3月5日,袁祖铭赶到洪江。同一天,谷正伦所部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等公开发出通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定黔战争爆发。定黔战争在贵州东南部、西南和西北部、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东南部是定黔战争的主战场。3月下旬,袁祖铭进驻镇远,发布了《定黔军誓师词》、《定黔军讨逆檄文》等文告,随后会同西北两路攻贵阳。谷正伦因实力所限,退往遵义,卢焘通电退职,避往安顺,职务由张春圃代理。张春圃与孙勤梁、窦居仁等联合抵御定黔军,但因战略上失误,使王天培、彭汉章于4月10日乘虚占领贵阳。张春圃、卢焘、谷正伦在遵义组织行署抵抗,但无从可救,败逃四川。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定黔战争的基本胜利。其后,在西南、西北、东北各战场,定黔军也取得胜利,定黔战争于6月全部结束。

定黔战争的结果,是袁祖铭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新兴义系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袁祖铭发动定黔战争,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1922年8月,袁祖铭就任贵州省长。但是,贵州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平静,因为滇系军阀这时又在凯觎贵州省。云南督军唐继尧,于1920年6月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出兵四川。8月,滇军在靖川之战中被遂,滇军将领顾品珍班师回滇驱唐,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出走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扩编所部滇军为“建国军”,自任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此外,唐继尧还组织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流亡云南的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弟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不敌滇军,退入四川,宣布参加“武力统一”四川之战。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省长名衔。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控制。

滇系军阀虽然控制了贵州,但其兵力也受到牵制,难以向外扩张。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为解除后顾之忧,唐继尧与时任川黔边防督办的袁祖铭实行妥协。滇军方面派出与袁、唐双方均有故旧或亲戚关系的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于1924年10月开始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同年12月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桂,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2月25日,袁祖铭公开通电表示尊戴唐继尧和派彭汉章回黔自治。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1月23日,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接收军民两政。刘显世恢复贵州省长名义一年多,这时也随之下台,归家隐居,并于1927年10月病逝。其兄刘显潜,在民九事变后赴云南投靠唐继尧。1922年任滇黔边防督办。1923年任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重返贵州后曾代理贵州省省长。滇军离黔时,任唐继尧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入桂进攻柳州,失败后回黔,后所部被彭汉章缴械,归家隐居,1938年病逝。

1925年1月,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主持黔政。2月,彭汉章出任贵州全省清乡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彭汉章并非贵州人,而是四川潼川人。1890年出生。1902年在云南入伍当兵,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1912年初随唐继尧入黔。唐继尧返滇后,彭汉章留黔隶属袁祖铭所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6月,支持袁祖铭定黔有功,升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923年3月,随袁祖铭离黔,参加川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黔军第一师师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1924年1月,被授予将军府志威将军。由于彭汉章出身于滇系,又在黔军中长期任职,所以他接收黔政,对唐继尧和袁祖铭来说,均认为合适。袁祖铭指派彭汉章率部分黔军回黔主政,而他自己仍率黔军主力参与川战,与川军刘湘部组成川黔联军,合驻重庆。1925年12月,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为争夺四川兵工厂、防区等,刘湘与袁祖铭交恶。当时,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袁祖铭有二师及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一时全市人心惶惶。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后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刘湘部驻重庆将领潘文华、王陵基、兰文彬等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部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

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防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何金鳌部哗变附己,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据刘湘的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川军各驻重庆的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势力全部遂出重庆。刘湘各部且战且退,分别退至壁山、垫江一带。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了其后驱袁之战的导火线。刘湘势力被遂出重庆之后,刘湘与袁祖铭公开决裂。刘湘自度势单力薄,决定联合在“统一”之战中兵败奔赴汉口投靠吴佩孚的川军将领杨森,共同驱袁。杨森也想趁此机会东山再起,于1926年3月1日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渐达八万余众。4月20日,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驱袁之战爆发。5月5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川军另一将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面对川军联合进攻,袁祖铭自度无法抵抗,于5月19日、20日将黔军全部退出重庆,移驻南岸。5月21日,川军占领重庆。

5月24日,袁祖铭向川军请求,准许黔军于5月25日全部从南岸退出,取道回黔,希望川军五日内不加攻击。川军允许。5月28日,黔军全部退出南岸。6月上旬,黔军全部离川返黔。当袁祖铭被逐离川返黔时,贵州的军政大权已被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所控制。袁祖铭已无立足之地。

周西成,贵州桐梓人,1893年出生。早年加入清军。辛亥革命后,随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之北伐黔军援鄂。1913年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分入黔军,历任哨官、连长、营长等。1922年1月,周西成趁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窦居仁离职赴沪之机,逼走参谋长徐朝光,自称旅长。同年6月,率部入川,任四川讨贼第三混成旅旅长,并加入国民党。1923年11月,周西成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1925年2月,周西成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贵州军务会办兼第二十五军军长。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原省长彭汉章下台。周西成是黔系军阀桐梓系首领,周西成主黔,标志着兴义系的最后结束。袁祖铭回黔后,已无力与周西成争斗。当时,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袁祖铭亦乘机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被任为左翼军总指挥。

但袁祖铭当时仍拥有两个军四个师,号称十万之众,一方面表示愿意靠拢革命政府,支持北伐,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企图占据湘西,进袭长沙。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其部进攻宜昌、沙市,但袁祖铭借故不行。后查获吴佩孚委任袁祖铭为靖国军总司令并允许他组编十个师的秘密文件。国民政府令唐生智先剿灭袁祖铭,再图北伐。1927年1月,唐生智命令教导师师长周斓,趁农历年关请吃年饭之机,设宴诱杀了袁祖铭。其部属经过两昼夜激战,亦被唐生智消灭。袁祖铭部将彭汉章,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参加北伐。1927年8月12日,亦在汉口被唐生智枪决。另一部将王天培(贵州天柱人),原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东征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8月在徐州战役后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囚禁,9月2日,被蒋介石秘密处死于杭州。

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第二营营长时,就将同乡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 、王家烈等人升为连长,为桐梓系集团形成打下了基础。随后,他们利用西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活跃在贵州、四川等地,抓住同乡和亲戚关系,逐渐发展。

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 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几年时间,周西成由营长升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省长,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桐梓系集团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时人有“无官不桐梓”之说。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他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任校长,彭鸿业任教育长,严余春、钟山瑛等任教官,陈仲英、黄集成等任大队长,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对外,周西成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周西成这股割据势力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未能达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蒋介石终于找到机会,指使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所部被改编为第十六军,后又改为第四十三军,李燊仍任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蒋介石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一个军。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周西成对李燊部不仅不容,而且为了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三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

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这回黔倒周。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燊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

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联合向李燊发起反攻,逼使李燊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李燊将残部交与龙云,只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李燊 退出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蒋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虽然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始终若即若离;对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担心他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

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对蒋介石的“关怀”,王家烈也投桃报李,几度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围剿”红军。因他“剿共很有成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当时,毛部不少师、旅长主张对王开战,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权衡利害,也只得遵从母命,交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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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途网特约之

【辛亥百年 — 黔城往事】
国民党十大杂牌军之黔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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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简称黔,位于桂、湘、川、滇四省包围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于贵州是一个贫瘠、弱小的省份,经济基础薄弱,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所谓掠夺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常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

黔系军阀的鼻祖叫刘显世。刘显世,贵州兴义县人,字如周(如舟),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堂兄刘显潜,字如渊,1865年生,也是黔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后又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由他一言而决,刘家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正营管带。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亲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刘氏父子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这副对联足见兴义人民对刘氏父子的义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巡抚沈瑜庆万分恐慌,急电刘显世速集团防军入省城,协同镇压革命。刘显世即招募队伍,向省城进发。但刘显世尚在途中时,贵州同盟会领袖张百麟(祖籍湖南长沙,生于贵阳)、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贵州安顺人)以及杨昌铭、周培艺、黄泽霖、谭西庚等人,于11月4日逼使沈瑜庆承认贵州独立。各派经会议,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但是,革命党人张百麟等人掌握政权以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对立宪派及旧官僚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如将奉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要职,同时,又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任可澄、刘显世及旧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坏革命秩序、打击革命力量。他们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迫使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1912年2月初,他们还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权的贵州同盟会首领之一的黄泽霖杀害。当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遭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

革命力量虽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经郭重光献策,他们决定派戴戡(贵州贵定人)到云南找云南都督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和革命党人,请蔡锷派兵入黔“代定黔乱”。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政。唐继尧是滇军的一名中级军官,野心颇大,想趁入黔之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贵州同盟会领袖之一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得知消息后,即亲见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锷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即改令唐继尧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继尧已得到贵州反动势力推其为都督的许诺,向蔡锷报称前队已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张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1912年3月初,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屠杀和迫害革命党人,贵州政权落入唐继尧及立宪党人、旧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唐继尧创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任堂长。讲武堂的队长、大队长均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学员则从滇黔军中各部队抽调连长以下军官进行轮训。唐继尧统治贵州后,为把贵州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严禁外地进步思想传入,积极扶持地方势力,建立御用组织贵州统一党。贵州统一党的骨干分子是刘显世、任可澄、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人。唐继尧以贵州统一党来阻止国民党在贵州省的发展,并为他的统治服务。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由于贵州省小,袁世凯撤消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由刘显世出任,这样,刘显世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陆军中将。1915年,刘显世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刘显世首鼠两端,后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戴戡调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由于刘显世兄弟是贵州兴义县人,以刘显世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又由于兴义系中有“旧派”和“新派”之分,所以,以刘显世为首、以刘显治、刘显潜等刘氏兄弟为骨干,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为“四大台柱”的黔系军阀集团称为旧兴义系。熊范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襄办学务,是刘显治的长子刘公亮的岳父,又是刘显世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何麟书是清末贵州立宪派骨干,又是刘显治的次子刘君卓的岳父,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张协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主办学务,曾任刘显世的财政厅长;郭重光是清末旧官僚、贵州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顾问。这帮人资历较深,思想守旧,行动保守,被称为“旧派”、“元老派”,亦叫“文派”或“刘派”。清末贵州立宪派是“旧派”的主心骨,它的三巨头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无论在省在外都是刘显世政治经济的积极支持者。在中央,刘显世则通过其驻京代表刘显和及贵州籍国会议员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等人与北洋军阀及各政党交往;在地方,以刘显潜及其入居要津的子侄辈掌握全省地方游击军,控制老巢黔西南,左右地方各级政权。旧兴义系的主要成员,不是刘氏宗族姻亲,就是门生故旧,它是贵州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和旧官僚“三合一”的组合体,代表了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旧兴义系对内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对外则依附滇系向外扩张,首先,就是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和湖南。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3月间4月初,袁世凯急调大军反攻黔军;收复沅州、麻阳。这时,程潜发动和领导湘西护国军加入护国讨袁行列,二十余县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的桂军亦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袁军被迫收缩战线,未敢深入黔境。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

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军将领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督军则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暂署。罗、戴二人在护国战争期间率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罗、戴入主四川,双方的矛盾也立即暴露。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川军刘存厚曾参加护国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护国战争后,四川大权却落入罗佩金、戴戡这些滇、黔外籍军人手中,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军阀的阴谋手法。果然刘存厚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罗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17年4月召开了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引起了川军将领刘存厚等的强烈不满。戴戡则煽风点火,挑动刘存厚与罗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还与刘存厚暗中约定,若刘存厚驱逐罗佩金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

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的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双方以大炮、地雷等攻击,巷战达七昼夜。4月24日,罗佩金战败,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三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乘机发难。刘存厚也欺入川黔军不过七千余人,决定武力驱戴。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

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罗佩金恨戴戡在刘罗之战中坐收渔利,以怨报怨,迟迟不予支援。戴戡被围不支,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黔。刘存厚假意允许。7月17日,戴戡率部从成都南门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厅长黄大暹被击毙,旅长熊其勋被捕杀。载戡目睹情势险恶,难以逃生,亦自杀身亡(一说被击毙)。自此,入川黔军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二十八万元回省费。

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十八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兵力近二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

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

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1919年,新兴义系与上海华侨振兴实业公司签订了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但未获得贵州省议会的通过,于是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因“渝柳铁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新派从揭露贵州财政厅贪污舞弊着手,向旧派发起进攻。

同时,又发动数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索要欠饷和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财政厅长张协陆住宅吵闹。王文华等人还借《勤报》刊出广告,扬言要刊登《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何应钦、谷正伦等还组织暗杀团,专门对付反对借款诸人。11月,政务厅长陈廷策遇刺负伤。张协陆要求辞职未获批准,于12月3日服毒自杀。当时留下遗书六封,劝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双方息争,以地方为重,并劝刘显世引退辞职。接着,省议会议长张彭年逃往上海,其他人物也纷纷避走。这次事件实际是新派向旧派夺权的一次预演。因这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年,故称“民八事变”。 民八事变以后,兴义系中的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
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一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

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民九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新兴义系军阀集团的首领王文华,如果在民九事变后,王文华能够及时回到贵州,收拾局面,则贵州局势也不至陷入混乱。但是,王文华在尚未返省时,已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王文华的,是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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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 — 黔城往事】
贵州辛亥之前之形势
作者:退冰楼楼主

自甲午战败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派分别传播革命斗争和改良计划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两大历史洪流,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各省也出现了革命派和立宪派两大派别,均积极活动,以做两大主流响应。随着其根本立场之对立,使得两派矛盾不断加深,具体到贵州则表现为以张百麟领导接近同盟会的自治学社与贵州宪政会之间矛盾。

第一节,清末贵州政治势力分析

1,贵州宪派之缘起
自清廷决定引用西法之后贵州讲学之风日盛,1902年宪派人物乐嘉藻、李瑞芬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04年黄禄贞、凌秋鹗、张彭年创办达德小学堂,革命派张忞、平刚、彭述文、乐嘉藻、蒲劭光创办乐群小学堂。徐天叙、张协陆、张彭年、蔡岳等人办时敏小学堂,1905年宪派人物唐尔镛成立省级师范传习所、通省公立中学堂,以华之鸿为监督,任可澄主持教务,何麟书、陈廷芬、陈廷策、熊范舆、姚华、李国玉、王仲肃等为教员。1910年马灿奎、杨文山、任可澄、曹兴蕲、李琳创办宪群法政学堂、法官养成所。贵州宪派是唐家政治势力、华家经济势力、任可澄文教势力所构成了强势的封建力量。

2,贵州自治党之缘起
其时宪派人物把持教育界,以官僚自居,对怀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加以思想禁锢,贵州广大革命分子急须组织一个政治集团为基地进行活动。是时贵州官立法政学堂官班学生张百麟,联合社会士绅周培艺、彭述文、乐嘉藻、蒲劭光、谭西庚、孙镜、陈百鹏,教员张显谟、同学钟昌柞、张泽均、李泽民、谢文琴、罗时杰、谭璟、韦可经、杨昌铭、黄人瑞、周培桥、张德馨、杨寿篯、宁士谦、伍德泽、张鸿藻、罗光懿、刘镇、王元藩、刘荣勋等30余人遂于1907年10月创立自治学社,张显谟任会长,朱焯、龚雪樵为副会长。成员250余人。其后张泽均等骨干分赴全省各地建立分社,不到1年分社遍布贵州50余州县,会众1万4千余人。

客观的说,开始自治学社只是宪派下层人士和具有改良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反对豪门巨室垄断,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利所组成的宪派爱国团体,曾主张拥唐尔镛为首领,主张局限于改良自治,通过立宪参与政治。这也是自治党能长期在贵州以合法身份存在的原因(这一点有别于他省革命党,是贵州辛亥革命特殊性)。该派在组织和活动方面有自身的独立性,思想比他省宪党激进。应视为宪党中的激烈派。成立之初也是与上层的唐尔镛、任可澄等人作斗争而组建的,与宪派高层康、梁没有直接联系。到后来由于其领导人张百麟、张显谟等看到清廷镇压手段日益残酷,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存,才逐渐向革命派靠拢。

3、自治会之骨干人物社会与政治地位

张百麟,号石麟,湖南长沙人,捐班知县。幼随父候补知县张翰游宦于黔,性喜交游接纳,于贞丰结交“仁学会”钟振玉、钟振采、钟振声、彭考臣、胡刚、詹德煊、陈南生、姜瑞熊、孟广炯、孟广仁、邓金灿、刘希文、饶焕彩、孔陶安、梁名卿诸人。其父调任开州时,复结识钟昌柞、李立鉴、蒋忠信、许嘉绩诸人,其父卒于任上,返贵阳复结交周培艺、谭西庚、黄理中、彭述文、平刚、张铭、张忞、乐嘉藻、蒲劭光、孙镜、陈百鹏等知识分子、同盟会员。后张百麟入官立法政学堂结交教员张显谟、同学张泽均、周培桥、张德馨、韦可经等。成立自治学社,张百麟任社务部总干事,实际领导自治学社。并身兼贵州提法司、财政司、警察督练公所、禁烟局、调查处文案、法官与监狱两学堂教习,计七要职。

张显谟,贵州安龙人,清举人,清废除科举后东渡日本入帝国大学,并入同盟会,回国后任教于贵州法政学堂,结识张百麟,成立自治学社任会长,于1909年辞职。

钟昌祚,号元黄,贵州开州人,清贡生。1894年入贵州经世学堂,后入贵州武备学堂,曾任靖边营刘官礼部哨官。1905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任北京警察厅警官,1907入同盟会,后回黔结识张百麟任开州劝学所校董,高等小学堂堂长,于1909年继任社长。

周培艺,名素园 清贡生 贵州毕节人,为贵州学界重要知识分子。自治学社成立后任干部会主席。

平刚,号少璜,贵州贵筑人,清秀才 性放荡不羁,于1905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贵州领袖。系自治社与同盟会联络人。

黄泽霖,号茀卿,浙江会稽人,出身官宦。少时入黔,早年为刑名师爷。后任法政学堂教员、提法司科员,与张百麟相识入自治学社。为张氏左右手。

陈南生,号守廉,贵州贵阳人,哥老会头目。早年结识张百麟入自治学社。为自党在帮会重要人物,同谭德骥同为张百麟臂助。

该派人物多为贵州宪派下层寒士,与司法界接近。自治社实际领袖系湘人张百麟、浙人黄泽霖,但当时贵州地方观念很重,张、黄均为外籍。因此张百麟并未获得正式的领袖名衔,而名义上的社长是张显谟、钟昌祚,由于湘省人士在黔上层社会地位不高,所以张氏无法同贵州世家大族和政治名流合作,这也是为何张氏辛亥革命成功后力主同宪派合作的原因。

4、宪政会之成立

与此同时贵州宪派唐尔镛、华之鸿联合何麟书、陈廷策、陈廷芬、钱登熙、牟思敏、谷寅宾、黄禄贞、陈钟岳及省外蹇念益、陈国祥、熊范舆、姚华、刘显治等于1909年2月成立宪派团体贵阳宪政预备会。并通过留学日本的蹇念益、陈国祥同梁启超等建立联系。贵州宪派由此进入政界。形成了以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三人为首的宪派政治集团。

5、贵州宪派骨干人物社会与政治地位

唐尔镛,号慰慈,贵州贵阳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内阁中书,是当时贵阳最有力绅土。1905年为贵州官立师范传习所监督,后创办贵州公立中学堂,宪政预备会会长。为贵州宪派初期领袖。

任可澄,号志清,贵州安顺人,出身官僚家庭,内阁中书,于北京做过闲官,后回黔任官立师范传习所教员。为贵州宪派核心人物。后继任会长。

华之鸿,号廷哩,贵州贵阳人,训导。垄断贵州盐业、酒业,为贵阳巨富,贵州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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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 — 黔城往事】贵州的军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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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 — 黔城往事】
贵州的军阀统治
资料来源于《西南军阀史》、《贵州军阀史》,李翰洋编辑整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却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深渊。贵州军阀作为与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峙的西南军阀政府的一个派系,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局势中,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一九一二年唐继尧入黔,打着军政府的招牌,投靠北洋军阀,组成由滇系军人与贵州各派势力的联合政权,对辛亥革命志士和人民进行镇压。唐继尧督黔的时间不长,但开创了贵州的军阀统治。

一九一三年十月,唐继尧离黔赴滇,向袁世凯政府推荐刘显世作为贵州的统治者,从而拉开了兴义系军阀统治的帷幕。兴义刘氏起家于封建团练,刘显世当上了兴义系军阀头子,执掌一省之权后有一句名言,“孰云方面不易为,吾视之犹兴义之团务放大耳。”刘显世将他做兴义团练的那套搬到了贵阳,在他周围,刘氏血族姻亲、门生故旧纷纷执掌大权。他依照湘军办法建军,以封建宗族、乡土、师生等关系作为纽带,由刘统一率领、层层相依、指臂相连。但这只武装是由团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既没有生产枪支弹药的军工体系,也没有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从而限制了军事力量的扩张。由于这样的军事、经济地位,必然导致了对外的依赖性。刘显世主要依附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袁世凯倒台后,刘氏完全投身于滇系。滇系也将贵州作为他的势力范围,频频插手贵州政局,以至十余年中滇军曾三次入黔。

为改变这种局面,王文华(刘显世的外甥)及其追随者努力扩张实力。王文华周围有一个以日本士官毕业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为辅的年轻军人集团。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人集团,大都出身兴义军阀的中下层,权欲特别强烈。王文华集团“自命维新,凡以德谟克拉西主义为口头禅”,主张要顺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的统治,因而被人称为“新派”。“新派”也利用姻亲、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以加强自己的向心力,但他们的组合,更多的是思想倾向和行动目标的一致。由于他们掌握军阀的命根——军队,又特别富于冒险性;所以新派黔军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进占以重庆为中心的富庶地区,把持川南盐井,搜刮川省财政,将“新派”的军队迅速扩张。随着“新派”军事实力扩充及王文华政治上拥戴孙中山,“新派”与滇系唐继尧及兴义系“旧派”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迫于形势,王文华集团乃策划“民八”“民九”事变,终在一九二零年十月,将在贵州统治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予以推翻,“新派”则登上权利的顶峰。

王文华在政治上拥戴孙中山,是西南军阀中主张以武力解决南北争端的强硬派。正当北洋军阀虎视贵州,但又找不到合适代理人的时候,因与王文华争夺黔军领导权而被黜、对王文华怀恨在心的袁祖铭买凶刺杀王文华。在王文华死后,贵州暂时出现了权利真空,袁祖铭则利用机会分化瓦解“新派”,二度定黔,夺取贵州的统治权。嗣后袁祖铭勾结北洋军阀,占据川东、川南大片地盘,黔军势力在四川一度达到顶峰。但随着北洋军阀的内部争斗及四川军阀的联合行动,袁祖铭被逐出四川省。离川后,袁祖铭集团以“十万之众”投机北伐,结果被蒋介石分而除之,袁祖铭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被蒋介石的唐生智部以“年宴”为名,捕杀于常德。袁祖铭集团的败亡,标志着“兴义系军阀”的彻底瓦解。

周西成为首的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在兴义系军阀瓦解的同时猛然崛起,一揽贵州军政大权;从1926年到1935年,统治贵州长达十年之久。由于周西成既不象兴义系军阀那样是富甲乡里的豪门,世代举办团练,能够在辛亥革命后依靠滇军的支持,轻易地建立起统治;又不象唐继尧、刘存厚曾参加过同盟会,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也不象陆荣廷从清朝开始便一直手握兵权。周西城内无可调遣的军队,外无可仰仗的势力,要达成政治目标,只有网罗亲信、联结死党。他将桐梓一带热衷于政治投机的人,纷纷拉入小集团,用亲戚、同乡、同事的纽带麇集一起;经过一番经营,以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人为骨干的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周西成挤走参谋长徐朝光,将第一混成旅控制在手。周西成便以这一旅为基础,依附强者、兼并弱小,在西南各军阀势力间投机取巧,不折手段的扩充实力,终于登上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省长的“宝座”。桐梓系掌权后,大肆任用桐梓人,以致社会上流传着“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的谚语。在集团的高级亲信中,周西成还排定了“群(毛光翔)、绍(王家烈)、佩(江国璠)、用(犹国材)”的继位顺序。在政治上,周西成倾心结交新桂系,拉拢四川军阀刘湘,竭尽全力打掉国民党中央势力染指贵州的一切企图,独揽贵州军政大权。蒋介石对此极度不满,但周西成已牢牢控制了贵州政局,蒋对他也无可奈何。在经济上,周西成修建公路、兴办实业、彻查财政积弊,使其当政的年代成为贵州军阀史上经济上的“小康时期”。

周西成稳固贵州财政后,曾一度对外扩张。后来在趁云南军阀内讧之机,又想攫取滇政,结果反被云南军阀龙云与袁祖铭余部李燊打败,周西成亦战死于鸡公背。周西成死后,桐梓系的矛盾表面化,毛光翔虽接管统治权,但其才识平庸、威望不足,整个桐梓系貌合神离。一九二九年以后,蒋介石加快了从桐梓系集团手里夺取贵州军政大权的步伐,运用政治上分化瓦解和军事上逐步渗入的方法,动摇桐梓系在贵州的统治基础,扩大和加剧桐梓系集团内部的矛盾。

一九三二年,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接管统治权,就任省主席。王家烈当政的三年,始终未能将桐梓系的军权统一起来。毛光翔虽然交出军长和省主席职务,仍继续保留着总指挥头衔,一定程度上依然可以暗中指挥除王家烈之外的队伍。而王家烈妻万氏肆无忌惮的干预政治,兄弟子侄纷纷出任要职,形成“二同”(桐梓、铜仁)人掌权的局面,两派争权,酿成“金克木”之类的闹剧。在桐梓系元老眼中,投靠了蒋介石的王家烈,已经背叛了周西成组织的桐梓系,只有将王赶下台,桐梓系才能在贵州继续生存,遂爆发了贵州军阀史上最后一场大战“王犹之战”,战争从一九三二年打到一九三五年,历时两年多。而蒋介石中央亦借一九三四年红军入黔的机会,派遣嫡系部队进驻贵州,俟王家烈部队经王犹之战的消耗和主力被红军所歼后,即策动王家烈部下逼使王家烈交出兵权。后王家烈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参议,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偕同张学良飞往汉口,从此结束了他军阀的统治生涯。

从王家烈下台,“黔军”被整编起,贵州军阀的统治正式结束。从此,占有全省地盘、拥有独立军队,并与中央及外省军阀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实体在贵州就不复存在。贵州军阀统治,从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继尧入黔始,到一九三五年四月王家烈下台,首尾共经历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没有一届军政府不倾全省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军事扩张,称霸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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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 — 黔城往事】
末代“贵州王”——王家烈
本文来源于网络,作者不详

王家烈,字绍武,贵州省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人,生于1893年农历5月27日。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曾于松坎至遵义间以背盐为生,1912年去遵义,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

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并于1915、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1920年返黔后,升任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于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1922年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后退驻桐仁。1928年春,王又为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保荐为前敌总指挥,驻綦江、东溪一带。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10月,周西成、李燊“黔东之战”爆发,王家烈以第二十五军前线主要指挥官率部与李部混战,致李失利,王亦负重伤。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裂隙与日俱增。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清剿”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攻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叛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

1932年11月5日,犹国材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1933年1月1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惶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已下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已,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代行拆,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于1935年元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条件。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中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王家烈被迫于1935年4月6日,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蒋当即任命王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5月3日,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

1936年1月23日,王家烈授中将衔。1938年8月30日,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辞去军职。1946年9月6日,复任王为中将。1948年王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7月,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病殁于196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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