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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夏天就是一片花红菜青瓜儿胖

昨天的雪,下到中午才停,微信微博满满都是各种刷屏雪,各位看官都有点分不清楚是不是自己手机在下雪。今天“雨水”,柳暖花春二月天,乍暖还是要还寒。 

下午参观贵州乡土文化社的新办公室。如果朴素的乡土文化社里有奢侈品,那就是整个办公区域了。有多奢侈?在贵州大学(北区)侧,上世纪70年代复式楼,复式啊。屋后的菜园大到无以复加,无以复加,简直就是红果果地炫耀——在贵阳有片差不多篮球场那么大的园子,种菜、种花,农家肥浇灌的,到夏天就是一片花红菜青瓜儿黄;据说还有一个用于室外交流、喝茶和活动的院子。有那么大的园子,竟然又还有院子,敲到这里,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蛙总说“那个笔记本北京的人喜欢得不行,要全收。”
 
文化社的社长大人说,这些手工瑶绣笔记本蛙总原本准备访欧时送给外国盆友,结果在办公室就被抢光了。
 
如果莫松和胜文看到这个消息,应该也会很嗨森。想起两年前,大家一起去批发市场和淘宝上选本子、封面材料、胶水,挑选白兴瑶寨的瑶绣,然后周末就一起在办公室做手工。
 
这两年在贵州乡土文化社的继续推动下,白兴瑶寨的大妈们据说已经可以自己制作这些本子了。哦野!只是网店还是好像无人打理,应该是到乡村的工作已经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下午聊到一些事情,想起胡适的两句话,意思大概知道,就是想不起原话,我看书从来是雨刮器一样,抹过后寸草不生毫无记忆。回来找到原话:
 
“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们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就是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才是独立的精神。”
 
“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离开时,社长大人从菜地里割了一大抱新鲜欲滴的榕江传统品种的青菜给我。到家,家人说下次去记得要点种子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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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未来•走向荒野的哲学”——自闭的NGO

“各种未来•走向荒野的哲学”
自闭的NGO
——黔山毛豆访谈
 
受访者:黔山毛豆,《黔首报》发起人
时间:2013年7月3日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西西弗书店
采访者:王炜、申舶良、高冬梅
 
王炜:我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内容是对贵州NGO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的批评,您写得很坦率和尖锐。您也不满NGO工作者有时沉浸在行善的自我感受里,拒绝被怀疑、被提问的心态。您认为,在贵州环境中, NGO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现实理解和现实条件?
 
黔山毛豆:最简单地说就是,需要心态开放。
 
NGO如果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是很荒诞的,因为它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开放的。有时候,NGO说的话公众并不理解,比如说“公众倡导”这种词汇,只是一些他们自己清楚的术语,并且,以能否听懂这些术语和在此基础上谈“发展”(也即是否与我的想法一样)视为行事标准。
 
我认为NGO并不是政府的对立面,不应通过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种对立思维是有问题的。在公开场所,NGO表现得很开放,在私下里却表现得封闭,很言行不一。
 
贵州NGO形成了“几大山头”,看不到新人出场,只看到人来人往,只是劳动力。NGO人士也常常提到“对青年人的培养”,但可能,这种培养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仿佛参加他们活动的年轻人,就是优秀的年轻人,不参加就是不可救药的。另一方面,青年人的加入也被用于提高机构的形象,他们对年轻人的培养,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想法做法很好,就让别人也学习,但凭什么?我们应该看到新人崛起,老人淡出视线。但是,这个领域已经板结,处于僵化状态,总是老人对年轻人的使用。这三年的情况越来越糟。
 
王炜:贵州NGO这几年术语的变化是怎样的,比如“文化反思”?
 
黔山毛豆:我记得的,有“文化反思”,“文化自觉”,等等。有一次,PCD招项目官员,我发现我不懂得招聘要求中的任何一条术语。这样招人都是内部消化,外人不懂。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语言就不是平等、透明的。
 
我认为NGO的表达方式存在着问题(有时还不如“我党”的宣传部),比如过分强调“使命感”,同他们的价值观问题一样,都体现为不够开放。给人的印象就是,我说,你听,你不要问,我要你做的,必定是对的,你没资格提,只是做就好了,你不够专业。
 
我认为方法是多样的,错误是应该公开的。公开和承认错误,是为了让他人不再犯这个错误,而不是让他人来践踏你。但他们的心态是,自己一贯正确。
 
对于一些真正做过事的NGO项目,还有一种重要的借鉴,应该是我们不犯哪些错误,而不是我们怎样做成功了。
 
王炜:NGO的本意是从事与他者有关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种很自我的东西?
 
黔山毛豆:不是NGO本身的错,在乎NGO中掌握话语权的人如何导致这样。
 
王炜:是否导致一些新的方式无法出现?我们昨天遇到的年轻的大嘴,他对他的“电子阅读计划”的描述,给我印象非常清晰,也很灵活。他在当下NGO的环境中不是主流吧?
 
黔山毛豆:我认为不是。
 
年轻人只有三条路,一是愤青,不管不顾。二是成为NGO。三是发现两个都没用,那就像他人那样做吧。大嘴是特例,我想,原因是他没有将自己纳入某个系统的知识结构。
 
王炜:拒绝怀疑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黔山毛豆:因为利益。
 
高冬梅:从上世纪90年代左右,NGO的思想开始进入,前辈们接受这些思想,好像它是先天存在的,但其实是舶来品。前辈们就这样学习和接受了所谓NGO的观点,那时,大家都接受一些粗糙的认知方式,比如“这样就是NGO,不这样就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先行、自动地站在了一块高地,在这个相对弱小的领域,他们会认为,新来的人要跟我走。作为90后的大嘴,倒接近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
 
王炜:地方性或地方不发达,对贵州NGO的实践行为是否有消极影响?少数民族在这种政治现实的情况下,您怎样理解他们的存在?
 
黔山毛豆:我觉得现实的影响对于NGO恰好是积极的。贵州的少数民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问题。比如“文盲”,这种观念,一个汉语言的博士在侗族地区就是文盲。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还包括传统文化与丰富的现代文化之间的不对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对称。我们对一件事好与坏的判断,建立于我们能够触及的大量信息。现在,人们都认为城市是文化的代表,可城市的文化是来自乡村等其他文化的综合。
 
王炜:您是苗族人,我想知道您对柏格里的看法。
 
黔山毛豆:现在的宣传,过于强调苗族是一个被拯救的对象,这有些问题。柏格里做的事情中的各种纠结、颠覆,我认为只是个偶然。是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偶然形成了这件事。柏格里创制苗文,也是为了方便传教,用这个工具达成他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因为苗族没有文字,目的性很强。
 
王炜:比如,我们会听到一些NGO表达的传教色彩。您怎么理解NGO工作者的宗教信仰?NGO是一种个人宗教吗?
 
黔山毛豆:做公共工作的人,为什么不用人们都理解的方式沟通呢?
 
王炜:为什么,理解不如理想重要?
 
黔山毛豆:理想涉及“我们”和“你们”,这样就不具备广泛性。你加不加入我们?不加入,我们就不能合作,你就靠边站。
 
一个地方需要救助,NGO大旗一挥,所有人都去,可是这样只会增加麻烦。NGO这样的组织,应该让每个人做好每个环节的事情。NGO工作者不应该是一个方式的倡导者,而是参与各种活动,在当中提出不同看法,提供很多不同视角。这样,做过很多事大家才意识到,在大家都进行不下去之后,NGO能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一个社区,NGO离开后,一切又恢复原状。并不是本土的人要做什么“文化反思”,他们一直在文化当中,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外来者。商业归商业,公益归公益。NGO需要反思的是,他应该做哪一部分的事,找到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正确位置,而不是建立一个万能的社会结构,一个永动机。
 
NGO没办法解决商业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政府的问题,做不到,又自我逃避,又不能产生可持续的模式。这样的话,NGO的公众理想,就类似一种自我催眠,其实,公众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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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未来•走向荒野的哲学”(图文均为原文转载,点击了解更多>>
 
“我没有足够理由反对愚蠢。
我承认,发展中的笨拙培训了我们。
在这里也有,一个办公室
每年勘察现有的能力吗?
(……)
所有因潜能而产生的行为
都是令人悲痛的奇迹。”
——以上是王炜诗剧《毛泽东》里的诗行。
 
NGO实践者,是观察非官方的“能力”在中国现状之中的处境的合适对象。
 
位于中国西南边缘地区的贵州省,一向是民间公益项目的主要实践地区。NGO组织、政府机构及当地族群的关系错综复杂,各个NGO之间的关系亦然。基础工作者的精力消耗和经验形成,大部分关于同地方自然状态(包括体制)的博弈。
 
本已困难重重的NGO工作,在2011年底进入全面萧条。勉力而为的现状构成了沼泽,一如那些崎岖的、每到雨季就泥泞难行的边缘地区。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在《哲学走向荒野(Philosophy Gone Wild)》中,描述了人应当如何面对变化中的自然状态。在边缘的山地与贫困地区,每个持不同观念、方法的实践者都为他们的事业带去复杂的,有时是喜剧性的色彩。
 
中国NGO是完全成为单纯的社会慈善服务机构,还是如另一种理想,参与对人权的推动?一种观点认为,“如果NGO的政治化成为一种共识,这个领域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初,传教士柏格里在乌蒙山中建立的“理想国”,使若干NGO工作者得到力量来源。
 
一些NGO工作者在试验:重新探索传统知识的运用,有无可能帮助社区减轻对现金的依赖。他们还认为,乡村活力的消失,是因为青壮年作为乡村最有活力的部分离开了。如要要恢复正常的代际构成和年龄构成,让一个乡村社区的活力重现,需要一批回归和扎根年轻人。
 
在部分苗族社区,依然保存着长老治理的结构。NGO工作者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仍然遵循经典的“赋权”模式,尝试去打破原有架构,这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们逐渐对早期遵循的,来自西方的“赋权”和启蒙观念产生怀疑,试图重新思考和适应现实。
 
不过,如一位艰辛的NGO工作者所说,“什么样的现实感都不解决问题”。
 
有观点认为,中国NGO是失败的,NGO的一切理念和行动都被完全掌控。但其他力量和技术手段的介入,仍有可能带来不可测的转机。
 
1990年代福特基金开始进入中国,即强调“面向云、贵、川地带”。为什么在这个地区,有众多的NGO组织兴起,外来者和本土人员同时选择这块土地?也许,如同一位NGO工作者所说,这里是“所有问题的凝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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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未来”(图文均为原文转载,点击了解更多>>
 
“各种未来”是具有积极思想意图的创作项目。由王炜、申舶良创立于2011年,是由影像、文本和行动构成的多媒介创作综合体。
 
我们关心的“未来”,并非物质和技术层面的未来,而是人在现实处境中的认知方式、思想意识现状及可能产生的变化。
 
 “各种未来”的一部分主题,采用地理学的工作方式,探索地区环境中事物的状况。秉承一种“从眼前事物发展起来的哲学”(Allan Bloom语)并且具有批判意涵。这些主题,以某个区域环境或某一具体事物(自然事物、人类行为等)为入手点,触碰一种细微的自然史与观念史。
 
 “各种未来”像一根探针。我们希望在工作过程中,去廓清和重估一些不同于惯性的价值,去认识在平庸、虚空中发生的未被权力和秩序驯化的存在。所以,“各种未来”的每个主题都会含有对“平庸”和“驯服”的理解,对现实变化中的治理术的理解。我们会在许多主题中顺带认识一个问题——人如何应对平庸化,或者:“平庸”的未来。 
 
因此,“各种未来”另一部分主题直接与思想观念有关,譬如“平庸”的未来,“恶”的未来,“知识”的未来,“实践”的未来,“集体”的未来……以及,作为一种自我描述尝试的“诚实”的未来。以及,“作者”的未来。
 
“各种未来”借助思想史、文学、地缘政治和某些社会科学门类的视角,不仅在中国现实环境中,还将尝试有关中亚、南亚的主题。
 
每个主题由摄影师、写作者、学者构成一个小组进行实地工作。由后期影像和视频剪辑、文本写作等形式,制作为一系列内容。“各种未来”的成果以照片、视频、文本、访谈、演讲等构成元素,进行不定期公共展览。
当“各种未来”的主题进行到一定数量和程度,我们希望,它将绘制出一种迥异于国家视角、也不同于既有文化惯性思维的中国意识状态地图。
 
安东尼•葛兰西在他具有远见卓识的《狱中笔记》中写到:“批判性阐释的起点是意识到自己真正是什么,把‘知道自己’当成截至目前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这(历史过程)在你身上储存了无限的痕迹,却未留下目录。”
 
我们希望“各种未来”成为葛兰西所设想的“目录”的一类,从它,可以查阅人与“可能性”的关系的一种历史。
 
Contact: boliang.sh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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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王炜,诗人,1975年生于贵州贵阳。写有诗集《中亚的格列弗》,四幕诗剧《韩非与李斯》,两幕诗剧《罗曼•冯•恩琴》,四幕诗剧《毛泽东》。曾在边疆地区从事地理杂志工作七年。为《上海文化》写作关于西方近代文学作者的诗学文论系列“近代作者”。同时,也为《旅行家》写作专栏“大地报告”。
 
申舶良,1984年生,200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0至2012年间任BLOUIN ARTINFO CHINA(艺讯中国)资深编辑/记者;2011年参加光州双年展国际青年策展人工作坊,联合策划“全球屋”影像展映;2012年参与“跨欧洲盛会”罗马、博洛尼亚站中欧艺术交流活动;2012上海双年展“艺术写作/媒体工作坊”项目负责人;图像与媒介研究项目“CHINA DAILY IN WESTERN ART”(2013-2014)联合发起人;并有多种当代艺术理论译作出版。现生活于北京。
 
2014年1月:OCT当代艺术中心(OCAT)深圳馆年度常设项目“新作展”启动,“各种未来”作为首届“新作展”的平行展,与“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策展人:卢迎华)和“让现代继续:沉浸,等待,理想主义”(策展人:苏伟)同时在深圳开幕,王炜与申舶良任策展人,展览包括“各种未来”文献展示、讲座”各种未来:工地大陆的观察员“和王炜的诗剧朗读活动。申舶良在布展期间完成长诗《柏格理的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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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还是像花儿那么漂亮

小时候,从家到山顶上的学校,要从一座果园山脚下过。上果园山的道路宽阔平坦而蜿蜒。山上有无数果树,但最多的是桃和梨,一到春天就是漫山绒绒的粉红桃花和雪白梨花。后来写作文,一提到桃李芬芳或桃李满天下什么的,就会想起一个人背把锄头,走到哪里就种到哪里的桃树和李树,就会想果园山上的树可能也是这个人栽的。山顶有一个保证家属区供水的蓄水池和一个电视差转台。当时看到被花儿簇拥的差转台的铁塔天线,像极了宣传画里到了公元2000年,祖国强大了,太空到处飞的都是我们的卫星,天上东一个西一个都是我们打上去的火箭,汽车不用轮子,直接喷气式。
 
每年,学校都有班级都到果园山春游。每次春游都会有一个“搜山”的固定节目。老师会先在树洞里、树根石块下、树杈上放上小纸条,找到的小盆友就可以到老师那里领到纸条上面所写的奖品,一般是橡皮、铅笔、作业本之类的文具。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初初级阶段,物资缺乏,每发现一张小纸片的心情都不啻于现在买彩票中500万。当时最牛逼的铅笔是“中华”牌的,“车笔刀”一卷就是一条漂亮的花边。
 
有时放学,几位小盆友会相约到果园山上爬树玩。那时的男娃女娃都野,爬上树枝春天摇落满树花,夏天偷摘还没成熟的果子和吃野果,秋天在落叶里面打滚,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有时候几个小盆友像停在电线上的麻雀骑一排在树上,吸溜一下已经快淌进嘴里的鼻涕,觉得遥远的公元2000年一旦到来,定是一个新天地,不,连宇宙都会换一个新的,大家一定会过上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只要回家晚了不挨打,交作业时不挨骂,迟到了不会被罚站在教室外面还抱着一块煤炭看云雾从对面山上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都这么幸福了,等到了公元2000年,大家会幸福成什么样呢?挖哦……
 
这个春节回去,站在果园山下,怎么这山这么小呢?就是一个小山包嘛,果树也就三五十棵,那条曾经宽阔平坦而蜿蜒的上山道路其实也就是一条一车道的土路。回忆在这小山包上的童年,母上大人说:“不见高山,不显平川,只有见过更高的山,才会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觉得这话也对,也不对。
 
在距离果园山不远的地方,偶遇了当年我喜欢的女班长,我们还交换了电话号码,我们都好嗨森。当年她是班上的学霸NO.1,我是NO.2,她还是那么漂亮,都快30年了,我还是没敢告诉她当年我好喜欢她,觉得就算是果园山上全部的花儿加起来,也没有她一朵好看。
 
过去的,都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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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贵阳】叁拾陆:上帝的出租车

2月14日,元宵节,打车去火车站。
 
走了一小段,的士司机说顺路带俩人呗,我不太情愿,说我这还打起表嘞。
 
一般从兹点打到火车站是20,啊你就看到起给嘛,大家都不容易哈。
 
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贵阳话,司机就开始和我闲扯。
 
你是哪点人哦?师傅。
 
贵阳勒嘛。他先贵阳话说,然后马上转为普通话,说:“我还是喜欢说普通话,我家住小河,011系统的。女儿今年高一,读寄宿学校,成绩好,不操心。我们家每年都要去旅行。”
 
你兹个才叫生活哦。我说。
 
“我37岁有冠心病,遇到一个人,他带我去一个山洞里看一些说是古时候的奇形怪状的字,我都不认识。”他时不时问问路边打车的人到哪里,其间上上下下两拨人,他就一直在说,那表情好像说的不是自己的事,是隔壁二大妈家三女儿的大表舅的事。“后来我和那人一起去了福建,又遇到几个人,他们在衣服上绣花,绣的是‘上帝关爱癌症和心脏病人’,我在他们那里住了几个月。回来就开的士。人活着就是要快乐。还要运动。遇到好几次,有人连过马路都要打车,不愿意走几步。现在人太缺乏锻炼,也太不愿意运动了。我的祖奶奶现在102岁了,就是我老婆的奶奶,她每天都要活动活动,还自己做饭,现在白发开始慢慢黑起来。今年我47岁,做什么都顺利,我比较随和。”
 
到火车站,我付了20元,说师傅谢谢你,新年快乐哈。要不是后座上还有人,我还想说:“神爱世人”。
 
下车后,我见了一个人,很平和的聊一聊,然后互相祝新年快乐。在回来的车上微信说:“去到那里,在那里认识一个人,于是见面聊一聊。”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
 
配图为贵州石门坎苗族教徒手握着苗汉对照的《颂主圣歌》。苗族自其祖先蚩尤败于黄帝之后,经历了千百年来被驱逐与受迫害的苦难。1904年四个苗族猎人凭着偶尔听到的传言:“一个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而找到传教士的门前……拨开石门坎的浓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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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这是我记忆里贵阳最暖和的一个春节,大年初三差点就甩开膀子穿T恤。图片是2008年这个时候,我在黔灵山上弘福寺大门拍的雪,上下山的山道,除了几步就横着被凝冻压断的碗口粗细的树枝,就只遇到一位摸索下山的黄袍僧。6年,又这么直板板横呈在博客里,那时拿着一卡片机狂热地拍,得有多无知才能那么无畏。
 
整个春节就是看书和带娃两事。两岁多的娃每天要叫我差不多200声爸爸,拉㞎㞎叫、肚子饿了叫、出门玩戴帽帽叫、玩积木叫、哒嘣嘣(摔跤)叫、想吃薯宝(薯片)了叫……不应她就一直叫一直叫还用大眼睛扑闪你,就等一声:“哎”就喳喳笑着跌进怀里。看过没看过的,新的旧的,书也狠狠看了些。就像古人说的“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我住的四号楼,插在前后左右一溜的楼中间。在很近的距离,住着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每一个夜深人静或天光绽现的早上,都能听到念佛机唱诵“南无阿弥陀佛”的女声。春节期间,除了鞭炮声,整天小区里都差不多是万籁俱寂,唱诵“南无阿弥陀佛”的女声几乎12小时都能听到,听不到的时间不是睡着了就是嘈杂。
 
我住的四号楼,插在前后左右一溜的楼中间,所以不知道这位虔诚的净土宗人住几楼几号,但是我知道他(她)就在那里。有信仰,总是好。
 
周围一溜楼的间隙200米外,小区外马路对面,几乎从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都会听到“袁记串串香”门口大电视播放的“大袁记”之歌。我不知道这首“大袁记”之歌真正的歌名是什么,但这首歌的曲子是高枫的《大中国》,只是词把《大中国》里的“中国”统统换成了“袁记”,于是整天靠街边的房间都能听见“袁记,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的女声。本来以为90后开始就不会知道这首歌,后来看到度娘说这首歌作为主旋律歌曲被收进了中小学教材。
 
这个春节,觉得这博客就这样些鸡毛蒜皮,不敲也不会怎样,停了算求。但是想起《送你一颗子弹》里有这么一句,说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就想自己这么日夜积累,点滴沉淀,相信也自会有其系统和规律,甚至于力量。
 
年近不惑,世事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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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春天又来了

2013年的倒数第二天,也是201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直播间,主持人一边在做准备一边和我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也是开播前做最后的沟通。

我说你们这个节目也冒险,直播,万一嘉宾乱说话,大家就都挂了。
 
这是我们这档节目改版第一期,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主持人说,好些嘉宾在节目开始前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位子上,各种纠结各种紧张,有的还准备好稿子,看你好像还好。
 
聊天呗,我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不想给自己和大家惹麻烦。再说排除掉不能说和不好说的,能说的也不多。
 
直播结束,吃碗蛋炒饭,到筑城广场上看了会儿别人放风筝。广场上一年四季都有人放风筝。
 
春节假期开始前几天,原来巡逻的警察(或者是协警)就换成了穿协警背心的大妈,挂在大妈胸前的扩音器一直播放抓获犯罪嫌疑人XXX派出所奖励500元……在除了偶尔几响炮仗声外静寂的小区里回荡,扩音器的威慑和大妈的闲庭信步倒是相得益彰,就像微信的“朋友圈”。
 
凡是节假日,“朋友圈”里不是晒吃的、各种肉身各种景点的到此一游自拍照、炫耀性消费,就是晒宠物、娃娃、心灵鸡汤、路况实时播报和伪公知性转发。以前蹲坑随手拿一本书,现在是拿手机看微信;只要有WiFi,马上讨到密码刷微信、发照片、点赞。对一样东西太依赖就是上瘾,就是病,有病就得治。于是远离微信先,不是因噎废食,而是就像当年戒烟一样,抽了七八年,觉得不好,就不抽了。等到什么时候不这么不知所谓依赖微信了,就可以继续了。手机里的微信也不卸载,就让它在那诱惑我,其实多简单一事。
 
今日立春。明代王象晋《群芳谱》“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立”。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为公历每年2月3至5日之间,表示着春天的开始。此外,立春还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代表新的一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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