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饿和做没做过的事,肚子的感受一致。
 
饿了,抓到什么都会将之口服下去。做没做过的事时腹中空,这个就比较麻烦,又在恶补各种,人类学、社会企业、企业管理、心理学、地理、摄影……之前以为自己只是不知道一点,一补才知道自己连那么一点都不知道。
 
有一种说法,人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四个阶段: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四重神功,花了快四十年,我才修炼到刚刚能摸到第二重的腿毛尖尖。
 
摸到四重神功第二重的腿毛尖尖的感觉,接近穿一双硬底皮鞋空腹走在自己的空腹中;空空的腹就像午夜空无一车的地下停车场,每走一步,鞋底与地面碰撞的硿——硿——硿声在四壁和自己的腹腔中回响,渐渐共振,不论是自己走在自己的空腹中还是自己空腹走在空腹的自己中,突然会从因陀罗网境界门后暗处射来一粒便秘的子弹。
 
最近两个晚上,看完了《活法》和《干法》。觉得这样的书,看一本就够了,年轻人如果看多了稻盛和夫的书,可能会在职场里变傻掉。
 
下面是豆瓣上Mr K对《干法》的书评,仅供参考,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整本书可以整理成以下几点问答:
 
1、为什么我们没有成功?
 
骚年们呐,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拼命工作。
 
2、我明明拼命工作啦,可是没有成功。
 
胡说!神都没有感动而帮助你,你肯定是没有努力。
 
3、好吧,那么,怎么感动神来帮助我呢?
 
骚年呐,拼命工作啊,把自己和工作融为一体,当你只会工作的时候,你就感动神了。(这话没错,到时候会有个身穿黑长袍肩扛长镰刀的神被你感动,穿过忘川河来握住你的手……)
 
成功这种事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意味,一旦成功,大家就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励志书为什么买的这么好的原因。但是世界这么大,大家的背景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周边环境不同,所处的大环境也不同,际遇也不同,要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人来指导自己成功不是笑话么?所以,看来看去这本书或者这类书只是在告诉你一个你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道理:热爱你的工作并且努力做好你的工作,仅此而已。

Tags: 稻盛和夫

分类:自愚自乐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299
1、人类学找寻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2、这本书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小型社区(村落)研究的入门手册,读者完全可以按图索骥,按部就班地学会田野调查的基本步骤和技巧,并意识到田野现场中可能遭遇的种种潜在挑战。
 
3、当地人的生存经验和乐观精神,终能帮助他们随机应变(而非格格不入),将自己与世界的潮流融为一体。
 
第一章 前世:60年代
 
1、无论人类学家希望自己多么客观和科学,人毕竟不是机器。我们必然是参与(Participant)观察者,参与——并修正(无论多么微小)——我们正在调查和理解的对象。
 
2、人类学家成长在某一文化氛围中,对其他文化心怀好奇,但他们仍会经历文化震撼。文化震撼(cuitural shock)是指进入一个异文化情境,在与之互动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全部感受。这是一种由于离开司空见惯、念兹在兹的本文化而令人害怕不安的疏离感。
 
第二章 今生:通往1980年的道路
 
1、在大多数人看来,人类学家是特立独行的调查者,他们热爱陌生地方和神秘人群,为了远方简单浪漫的生活,宁愿放弃自己文明中的舒适。民族志学者就像专业嬉皮士,嬉皮士则像业余人类学家。
 
2、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
 
虽然一开始连计划都没有,但我能亲身体验、观察到这场堪与考古记录中需要数千年才能感受到的变迁相媲美的社会文化转型。短短二十年间,阿伦贝皮从一个相对孤立、平等主义和同质的社区,变成一个职业分化、信仰多样、社会阶级与地位存在高下的社会。在古代中东,从狩猎采集经济变为农业种植和牲畜驯养经济,用了四千年时间,才发展出社会分层。而在阿伦贝皮,主要经济变化和同期的社会转型只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阿伦贝皮的经历,也为我们了解千千万万个渐渐融入社会体系小社区的进程,提供了一幅缩影。
 
--------------
 
远逝的天堂
作者: (美) 康拉德.科塔克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
原作名: Assualt on Paradise
译者: 张经纬 / 向瑛瑛 / 马丹丹 
出版年: 2012-3
页数: 261
定价: 36.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培文书系•社会科学译丛
ISBN: 9787301201893

Tags: 读书笔记 远逝的天堂 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 人类学

分类:读书/专栏 | 固定链接 | 评论: 1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606

【读书笔记】《我的乡土我的国》:独特性

人,各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个人的际遇形成了自己看问题的方式,不要去刻意寻找独特,只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就迈出了第一步。
——《独特性》
 
病友们来来去去,我自问,这个病人是不是和一个月前来的病人是同类的,是不是存在从这张脸到那张脸之间“人”的变化呢?这种事发生了上百次,我常觉得画的是同一个人,但他却是另一个人,我或许是在画人的种类。画家应该自然地画出画来,仿佛露珠自然坠落一样,十几、几十分钟的速写足可产生永不消褪的美丽画面。正是这样,才促使我不断地画。我可以完全不需要考虑技巧,只需感觉到人的精神。速写享受着光辉的名字,它是伦勃朗、鲁本斯,也是德拉克洛瓦、梵•高。能画速写的画家那么多,无数的画家在速写领域歌唱过,我想把病人的速写归入他们的行列。也许这个想法太落俗套,为了无愧于这些先辈,我尽可能做得更好。这个乡村诊所的底层民众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朴素和关于命运的传说及贫穷的话题。尤为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展现了广泛的人物类型。
——《他们(二)》
 
为什么在我眼中,这些病人有如此的生命力?我几乎想使自己在每一个细节中体味到这些人的纯正感,它是粮食和甘泉,是安慰和忠告。在此种境地中,绘画不能仅仅沦于感伤,而应该是令人激动的、有力的,从而使人体验到以此为起点,去追求自由和解放精神,并且可以认为,这些病人在神学上、哲学上、文学上尤其是在生存学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这为什么可能?尽管它不是出自智人圣者的认可而仅是呈现一个形象。世界由形象组成,不具体的阐明形象,世界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存在,形象引发了事物的全部真谛,它是实体,既非虚幻的妄说,亦非自由的遐想。在世界的形象准则中,病人在总体上是得不到重视的。面对生存的问题,我想,在捕捉形象的过程中只有持平静的态度,才能超越所有的赞美和谴责或是某种投机心理。对于缺损的人,他们是生活的不和谐音,黑暗虽不在此却含于此。但是希望是有的,黑暗并非无光,残缺并非全损,这里仍有渴望,悲剧可能变为喜剧。那些呈现病容的形象最终不会屈服和动摇,故而人的追求是没有极限的,痛苦是甜蜜的变种,所以生之搏斗才有意义。我们不应盲目地害怕死亡,而应更好地理解它,我们不会比病人更多地看到生命的灵光,但是应该让这种灵光照耀在画上。我们尽可设法谛听我们无法确知的天意,也可凝望来自人间的真实脸庞,在寻求现世的平衡中同时看到这两者,所以,病人在过去或现在仍是完美的,这才能成为对和谐与公正的赞美。对于病人自己来说,既非需要,也非希望来呈现他本人,他的生命力、他的悲伤、渴求或其他,他们只把自己视为微不足道的求治者,生之意志时而强烈,时而涣散,时而在进程之中。
——《随感(一)》
 
-------------- 
 
我的乡土我的国
作者: 谢宏军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2-7
页数: 254
定价: 32.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铁葫芦•文艺馆
ISBN: 9787550206915

Tags: 读书笔记 我的乡土我的国

分类:读书/专栏 | 固定链接 | 评论: 1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46

【聘】弱気娘可,软妹可,硬汉尼奏凯

现在,房间有了,院子有了,花有了,草也有了,活动要有了,缺个店长。这个店长,弱気娘可,软妹可,硬妹、总攻可,不可天然呆,硬汉尼奏凯。这其实是一则招聘启事(此处是重点)。
 
“禾美小院”养成记
文/图    李丽
 
小院租下来,纯属偶然。
 
因为儿子要我抱着在外面闲逛,逛到文化社,小伙伴们都出差了,儿子仍不肯回家,于是跟正在闲聊的邻居打招呼。居然听到,文化社另一侧的院子要出租,广告挂出去好久了,没有音讯。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想到文化社有小朋友想在花溪租房,不妨踱进去看看。于是去了。一见倾心。房屋格局跟文化社的两层小楼完全一样,有两个小院,虽然荒草遍地,但爱那斑驳的红砖院墙,以及墙外葱笼的各种树和植物。大一些的那个院子,还有一架葡萄,以及一棵桔子树。
 
那天晚上给想要租房的小伙伴打电话,她说不租了。可我舍不得呀。那就自己租吧。但是拿来干什么呢?在这个建于60年代初的大院里,我先租了一个小院自家住,后来机缘巧合,又租了一个给文化社办公,再租这个,就是第三个了。
 
真租下来,想法也有了——就让这个荒草丛生的小院,变成一个安顿身心、交朋会友的所在。要是喜欢的朋友多,让我挣点小钱补贴家用,那也真不赖。
 
开始打理了。老公大人说,要请个懂设计的朋友帮忙小院变身。我一来疏懒,二来发了英雄贴,有人喝彩,无人上门,最后还是自己捉摸着干。
 
五个房间,布置成简洁的客房。有给驴友们的六人间,四人间,也给周末过来休闲的朋友准备了单人间,双人间和大床房。院子里的一个杂货间,装成洗浴间,加室内原有一个,基本可以满足需要。
 
屋后狭长的小院子盖上顶,开了三个窗户,可以看到屋后的树林和一片菜地,以及远处贵大新校区的学生宿舍;这个新生出来的房间,摆上桌椅,挂上从遥远的山东寄来的芦苇席子,我想象可以在这里看看电影。
 
另一个大大的院子,铺上花溪的青石板,还给儿子做了一个沙坑,以及一个做手工和涂鸦的小平台。希望这个地方也能成为儿子交朋结友之处。
 
一边想,一边做,小院按照我的理想,慢慢显现。中间有一段,正值过年,找不到工人,便自己动手,将新辟的房间墙壁刷成白的,又将木头窗子刷成红的。屋里那些旧旧的空格和木门,上面的漆裂出了各种纹样,积满灰尘,我用刷子细细清理,再用布清洁,还是让它依然旧旧的。
 
厨房添置了不少东西,我想在这里给儿子做“宝宝烧面包”,榨新鲜果汁。还准备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桶,用于将果汁榨出来的果渣做成酵素。恩,将来我的客人们,可以每个人赠一小瓶酵素呢。当然,更好的情况,是客人们会动手,和我一起做酵素。
 
还有好多想在这里实现的愿望。想邀请跟我一样的新手妈们,带着孩子一起在这里认识树和草,挖土种菜,用捡来的树枝树叶花朵石子做各种创意手工;想带着孩子们去周边认识自己生长的街道,邻居和公园。这里做自然体验,真是得天独厚:距离花溪平桥、花溪公园,以及湿地公园,步行都不过15分钟。
 
这里地处贵州大学两个校区之间,我还想邀请老师们在这里开“文化沙龙”,隔三差五,十个八个,大家一起聊聊天,借得大学校园的深厚积淀,让小院有书香弥漫,有思想揣飞。
 
还想时不时办个展,给文化社在村村寨寨结识的朋友,还有他们的生活与物事,提供一个小小的场地,与贵阳的朋友相遇。
 
好吧。磨磨蹭蹭,半年过去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小院什么时候开放呀?每次我都说,快了快了。这一次真是快了。万事俱备,只欠一枚店长。
 
本来,只是要写一个招聘启事,结果写了这么多,正是想让那位不知身在何处,但一定会与我,与小院相遇的店长先生或女士,看得到小院的来龙去脉,和它生长的方向。
 
我想象不出这位店长是什么模样。我希望他或她喜欢小院的生活,愿意投入感情和创意,一起让小院既沉静又开放,既优雅又亲和,既欢乐又整洁。
 
我猜店长大人应该是年轻的,有美好的笑容,爱读书,爱劳动,也爱交流,爱耕作,也爱手工。有时也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店长大人需要吃住在小院,无论有没有访客,都守候在这里。
 
最后,是店长大人的薪资待遇:小院提供食宿,保障性底薪800元/月和提成。
 
店长大人要做的事:保持小院整洁;提供访客需要的服务;接受咨询;管理物资;参与活动的策划和实施。
 
如果有缘,让我们在这里遇见:花溪区凤鸣路干休所大院10-1;电话:18685012435

Tags: 弱気娘 软妹 硬汉 尼奏凯 禾美 小院

分类:自愚自乐 | 固定链接 | 评论: 1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807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公交上的装逼犯
 
24路早高峰,坐满也就只有几人拉扶手一路到终点这事,本就无限接近公交奇迹了(这不真实);而左后车轮座位上竟然还有个一路翻看一半图画一半文字的书的装逼犯,乘友们觉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处处奇葩皆风景。
 
在24路上看完《我的乡土我的国》,一个小时多一点,然后换乘57路,又一个小时多一点,再到终点站才靠岸。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9路公交晚高峰,车载电视的招聘网站广告里,有个职业装妹纸跳来跳去。
 
新来的妹纸也穿职业装,话有点密,像贵州秋天的雨,或者李玟的《Di Da Di》,再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插曲《Ringa Ringa》,都车出去十几站了,耳朵里还在滴答滴答滴或者叽咕叽咕叽。可能是憋坏了,才一年多的新妈妈要重出江湖。我说:“大姐,你已经不是妹纸了。”“亲爱的大叔,我是辣妈”她说。我说好的孃孃。 

开会时,他们说:“听说你抢到了个妹纸?”我觉得这个不解释一下可能就会像电影《投名状》李刘金三兄弟800人对阵5000人舒城之战前夜,山谷整军,齐喊攻进舒城抢钱抢粮抢地盘剧情。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当时我第一个到的现场,然后就开始面,临末了,她们进来大家一起接力面。
 
散了,说怎么面试也不等一起吖?
 
我说以为只有我。
 
那怎么样呢?
 
不太清楚,我就收了先吧。
 
Boss在会上说没关系,创业阶段嘛,就是要抢,抢资源、抢机会,你不去抢难道会自己送上门?我说好吧,我一个人也要活成一支队伍。大家笑得好奔放,说这句话可以成为本周流行语。我的脸都被笑红了,从眼袋一直红到尾椎。看嘛,脸皮薄的人总是要吃点亏。

Tags: 装逼 职业装 创业 投名状 公交

分类:自愚自乐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70

【读书笔记】《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贰

第三章:制定策略
 
1、梵•德•冯认为,熊彼特提出的“个体的企业家是创造性劳动和远见产生的唯一源泉,扮演着对手、机遇寻找 者和说客等不同角色”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而不是现实的:“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偏见,那就是创新总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基于企业家的天才和运气碰撞而产生的尽管有很多例子支撑着这一偏见,但是历史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多数的创新都是集体成就,这些成就经常是创新者们在平行和相对独立的地点,经过了长期的工作而实现的。“(Van de Ven,1993:212)
 
2、不论是通过正式的联系还是非正式的联系,所有组织都是通过合作而不是竞争来实现发展的。它们分享资金资源,帮助其他非营利组织成功筹集资金;它们公开运作模式和专业信息;它们提高员工的领导力和才干来把网络做得更大,而不是隐藏最好的员工;它们联合起来影响立法或者做基层宣传活动,而不是过多担心哪个组织会得到名誉。非营利组织意识到它们联合在一起要比单独行动变得更有力量,而且大范围的社会变化也需要合作和集体行动。(Grant and Crutchfield,2007:38;)
 
3、时间视角的不同,可能会加剧一些极端的经历。创业者倾向于通过压缩时间来看待过去和未来。根据艾伦•布鲁多恩(Allen Bluedorn)和格温•马丁(Gwen Martin)的研究,一般而言,企业家把30天最为短期未来,3年作为长期未来;把14天认为是刚刚的过去,6个月时中期的过去,长期的过去式5年。它们看到的过去越久远,它们能看到的未来就越长。但是总体而言,它们都趋向于短期计时而且,企业家越年轻,他们看到的过去和未来越短。
 
4、企业家看到的过去和未来并不相似。根据艾伦•布鲁多恩(Allen Bluedorn)和格温•马丁(Gwen Martin)对181位风险投资企业家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看到的过去越久,他们越不喜欢快速工作。然而,企业家参与的“多元综合”(心理学感念)越多,或者多重任务越多,他们把精力放在时间表上的比例就越小,但是他们往往会更快速地工作。尽管喜欢快速工作不是这些企业家压力的来源,但压缩时间却是一个主要的来源。这些企业家能看到的未来越远,他们显示出的压力越小,这似乎意味着长远的未来能够带来更好的计划。
 
-------------- 
 
《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 
作者: 保罗•C.莱特(Paul C.Light)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 苟天来 / 何君 / 縢飞 / 柴浩放 
出版年: 2011-5
页数: 273 
定价: 39.00元

Tags: 读书笔记 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

分类:读书/专栏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15
贵州知行讲坛第四十五期
禅学智慧与人生境界
 
主讲人:王雷泉
 
时间:2014年5月18日星期日上午10:00
 
地点:贵州省图书馆二层学术报告厅
 
费用:面向社会的免费公共讲座
 
【关于王雷泉】
 
王雷泉,1952年生,上海市人。1984年获复旦大学哲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理事暨副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汉语系教材编审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客座教授等。
 
主要著作:编著有《摩诃止观释译》、《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悲愤而后而有学——欧阳渐文选》等书;合作翻译有《禅与西方思想》、《禅宗与精神分析》等。
 
【关于贵州知行讲坛】
 
知行讲坛是常设的思想、学术、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空间,是面向社会免费参与的公共讲座。讲坛每月邀请一位讲席作2小时演讲及交流讨论,意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力图推广创新的思想、前沿的学术、多元的文化和广博的知识。

Tags: 贵州知行讲坛 王雷泉 禅学 智慧 人生境界

分类:一点声音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729

【读书笔记】《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壹

 
第一章:提出假设

1、社会企业家精神,比尔•德雷顿在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使用了这一名词。2005年,德雷顿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意味深长地总结道:社会企业家不亚于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社会企业家的工作便是,当发现社会的某一部分运转不灵时,通过变革这一系统,普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说服整个社会迈出新步伐来解决这一问题。社会企业家不满足于只是给一条“鱼”,或教其如何“钓鱼”;他们不彻底变革整个“钓鱼业”便不会罢休。识别和解决大规模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企业家,因为只有企业家才能有虔诚的愿景和不懈的决心,直到他们成功变革整个系统。(Drayton,2002:123)
 
2、虽然社会企业家精神可能从社会企业中受益,但它却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社会企业家精神追求颠覆性的创新和变革,而社会企业追求再投资和增长的收益。格雷戈里•迪斯在2003年澄清了两者之间容易混淆之处。
 
目前很多人仍然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地获取收入。这是有害的狭义的观点。它将注意力从任何有自尊心的社会企业家的最终目标(即社会影响),转移到对能产生利益的某种特定方法途径的关注。获取收入仅仅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但它并不是最佳手段。(Dees,2003:1)
 
3、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四大要素:企业家、理念、机遇、组织。
 
企业家
 
企业家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要素,一些定义认为这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素。
 
到底是哪些品质界定了谁才称得上是社会企业家呢?首先,这个人必须同时对设定目标和解决问题具有创造性。其次(也是最核心的),是企业家的特质。它不是领导能力、管理能力或执行事务的能力;而是情感上深深地致力于创造遍及整个社会的变革,这事实上也是社会企业家的驱动力。(Drayton,2005:3)
 
理念
 
理念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在2007年,罗杰•马丁和萨利•奥斯伯格在对比有关商业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以后认为,两者之间重要的区别在于“价值主张”。与商业企业家关注提供新产品或服务的服务性市场不同,社会企业家并不为他们的投资者或他们本身追求利益。
 
社会企业家对那些能对社会的重要部分或整个社会产生大规模的、变革性惠益的价值理念感兴趣。与企业家假设市场可以支付改革创新,甚至可能为投资者提供实质性回报的价值主张不同,社会企业家的价值主张瞄准了一群服务水平低下的、被忽视的货非常弱势的群体,他们缺乏金融手段或政治力量来实现能使他们受益的改革。(Martin and Osberg,2007:34—35)
 
机遇
 
机遇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第三个构成因素。作为一种可能的状态,机遇有时候被视为一种“彼得•潘现象”,即如果你相信你能飞,你就能飞起来。
 
社会企业家们不会让他们本身有限的资源阻挡了实现愿景的脚步。他们善于利用很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并不断地从他处汲取资源。他们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他们通过与他人合作或寻找合伙人来更好地发挥他们有限资源的作用。他们发掘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利用从纯慈善到商业的手段从商业部门获取资源。他们不受部门规章或传统习惯的约束。他们开发所有可能支持和推动他们实现使命的资源策略。他们计划风险并做好危机管理,以减少失败导致的损失。他们理解他们的利益相关者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并将风险分给那些能更好承受风险的人。(Dees,1998:5)
 
在格雷戈里•迪斯看来,社会价值一直都是最终目标。这是为什么社会企业家们首先把握机遇,并在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适,且不顾资源情况如何大胆行动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一开始便勇于付诸行动的原因。
 
组织
 
组织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第四个构成因素。詹姆斯奥斯丁、霍华德斯蒂文森和简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创立社会价值可能涉及的机遇、人力、资本和情境要素时,三位作者注意到成立组织对于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虽然组织化运作不可避免地会给操作带来明显的制约,但同时它也提供了重要的能力。作为成功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构成之一和失败的潜在因素,组织都不能被简单的忽视。
 
--------------
 
《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
 
作者: 保罗•C.莱特(Paul C.Light)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 苟天来 / 何君 / 縢飞 / 柴浩放
 
出版年: 2011-5
 
页数: 273
 
定价: 39.00元

 

Tags: 读书笔记 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

分类:读书/专栏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61

【龙应台】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什么
文/龙应台
 
冬夜凌晨3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政策决定生活品质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力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艺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处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的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不会有盗版?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对的,我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吧。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文化需要“政策”?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转,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推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认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产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家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的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标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国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YX,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桥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来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如何与这个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不知道。没人谈。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完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21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地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未被“奴役过”的文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中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

Tags: 龙应台 文化

分类:一点声音 | 固定链接 | 评论: 1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91

【贵州城文•百年工业博物馆】招聘实习生

贵州城文•百年工业博物馆,位于贵阳市小河区中曹司路97号矿山机器厂,约4000平方米。
 
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和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博物馆将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恢复性修建,使其更具备当时的建筑风格。博物馆的建立旨在通过工业遗产保护重塑城市物质空间特征,突出城市文化特征和城市精神,创新贵州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聘】实习生2名
 
职位基本要求
学历:大专及以上
性别:不限
职位性质:实习生
专业:中文、新闻、文秘、行政管理、历史、 旅游
 
岗位职责
1、日常办公事务;
2、参与博物馆展品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
3、负责部分外联事务及部分文书的起草;
4、负责博物馆《知行讲坛》资料整理、归档工作;
 
实习补贴
1、实习补贴500元、提供丰富营养私房菜中餐;
2、双休、执行国家法定假日休假规定;
 
联系方式
1、简历及个人近照,发邮件至zhangling@chengwenmuseum.org
2、联系电话:0851-389872 \ 15885095214(博物馆行政:张小姐)

Tags: 贵州 城文 百年工业博物馆 招聘 实习生 博物馆

分类:自愚自乐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427

 绻绻手工、手工冷制皂、手工皂、天然蜂蜡润唇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