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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甥的信—关于教育

我唯一的外甥:
 
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与我离开校园进入这个社会的时间一样长,所以,我们俩是同时在学习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并同时都在努力学习与这个世界好好相处——到现在我也没怎么学会。
 
人的一生,总会面临这样、那样的种种抉择,总会遇到很多事,哪怕是最细微的小事,往往也会影响一生的道路,它们环环相扣,但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显现出必定的结果。
 
个人经验使得我们对于未来预期过于死板。我们通过自身的经验来产生世界观,并受限于自己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通过过去的经验来组成对未来的预测——但是我们知道的东西是不足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的。于是当我们听到一个和经验相违背的对于未来的预测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预测偏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你可以活到150岁,280岁,甚至会永生,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扯淡——“自古以来,所有人都是会死的。”是的,过去从来没有人永生过,但是飞机发明之前也没有人坐过飞机呀。
 
在我看来,当下的应试教育只是在用”会不会飞”这唯一的”标准”来粗暴衡量鹰、蝇、虎、象、熊、牛和鱼等各种各样不同的存在和价值。在这唯一的标准面前,除了鹰和蝇,其他物种终其一生都会觉得自己很蠢(这就是来自庸众的迫害)。而这种为了一场场考试而拼命的教育,就好比是为了看一场2小时的电影,你需要先要在电影院门口站着等6个小时不能离开——这6个小时其实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它本可以被用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应是培养人的健全人格,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和扩展人的视野,而非相反。
 
世界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才如此多元,世界也因为有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且这些观点都能得到包容和接纳才如此丰富多彩。
 
承认世界的多元并包容不必是郑重凛然的,它也可以很平凡。比如,看见一只甲虫在路中间,有人一脚就踩过去。有人想想:它也不容易,于是抬脚跨过去。这也是包容,容得下一只甲虫走它的路。
 
关于你应该选择文科还是理科,相信我的妈妈和你的妈妈已经告诉了你应该怎样去选择的原因和理由——甚至她们心里已经帮你作了决定。但那又能怎样呢?最终的决定还是得你自己来作出,并对这个决定负责——未来的两年半,没有人能代替你去完成你必须完成的学业。所以,就像伍迪•艾伦所说,对于我们无法预测的未来,如果你的顾虑太多,就会变得优柔寡断,甚至呈现出一种病态,所以还是勇往直前的好。该来的还是会来,你无法预料的。
 
是否成为别人平庸记忆里那个金光闪闪的”蠢货”,这或者是极致的穷途末路,也或者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SO,不论你最后选了文科还是理科,“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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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与消失的文化

在昨天的《50年扫盲运动难解中国文盲难题》发出后,收到新浪微博 @锦秀黔域 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基于关心民族文化,我真有些事没有想明白。乡村学校,是否正在辅佐当地文化的消失。学生进学校,统一学习知识。想有一天走出乡村,可是,他们不必如此,当地的文化正面临失传,他们为什么不学?为什么要背弃传统的生活?想来城市来受压力?难道是乡村文化不够丰富吗?田园生活难道不好吗?我没有在乡村长时间生活,也许我不了解他们生活的苦处。但是凭我的直觉,我觉得田原生活是理想的生活,前提是生活在文化丰富的地区。为什么少数民族就不能独立于汉族社会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将非常地美好,我也想加入他们。实际上是他们不知不觉被“汉”或西方文化同化。他们能自我认同就好了。补充一下。我个人是不支持乡村小孩上学。寨老,长者可以承担教育的任务,教孩子们,认识草药,怎么在野外生存。教古歌。教传统文化,道德,怎么做人。刺绣更是不在话下。也许这只是我的理想吧。”

关于这样的疑问和理想,也是我所困惑的。同时让我想起同样是在贵州,同样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两所少数民族乡村小学——紫云的中洞苗族小学和麻江的六堡畲族女校——少数民族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学校?少数民族学校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怎样建立起紧密的传承联系?什么样的教育才是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

据来自orange.co.uk的消息:位于中国西南贵州省紫云县格凸河的中洞苗寨小学,在一个机库大小的山洞里。前任校长说:“我们在山洞里,就算在操场上也不用担心天气,因为那里永远都是干的。山洞里的声音效果也非常好,我们的合唱团是最好的。洞壁上可以看到好几种岩层,用这个教地理生动有趣。而且我们不需要生物课本,我们的山洞学校里每天都能看到蝙蝠、蜥蜴。”但是,当贵州紫云格凸河中洞苗寨小学的照片出现在全世界各网站以后,恼怒的北京教育官员们在2011年初关闭了这个村民们自发建立的小学,辞退了大部分学校员工,原因是这小学让中国看起来“像一个原始时代的国家”。

创于1989年的贵州省黔东南麻江县六堡村畲族女校,是贵州省唯一的少数民族完小女校。学校除义务教育课程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聘请了村子里畲族(东家人①)的老人来当老师,开设了少数民族文化进课堂的编织、刺绣、民间歌舞等课程,并得到多家非官方组织的支持。2005年底,黔东南电视台在该校拍摄了一个专题片《畲族女校》,虽然片子有比较重的组织摆拍痕迹,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学校的状况。我第一次看到这专题片,一度觉得,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这不就是理想中的学校么?学校不就应该是这样么?20多年过去了,该女校的校长赵华甫以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已成为非著名的著名乡土人物。但是,据说现在的六堡畲族女校也面临着被撤并的命运。

①明清时期,东家人曾经被视作“东苗”、“冬苗”或“鸭子苗”。1996年之前,居住在黔东南地区的东家人作为贵州省的一个待识别民族,一直是国家民族大家庭中的“黑户”。1996年6月,东家人的民族身份被确定为畲族,总人口41524人。其中,都匀市2979人,福泉县4583人,凯里市1596人,麻江县32366人。麻江县的人口最多,占畲族(东家人)认定总人数的78.1%。(本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专题片《畲族女校》

Tags: 乡村学校 文化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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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扫盲运动难解中国文盲难题

在我的贵州乡村工作日志里,曾多次提到少数民族村子里许多妇女都不怎么认识汉字——即所谓的“文盲”。

什么是文盲,在我看来象村子里那些不认识汉字,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话的少数民族妇女被称为“文盲”,但在其身处的少数民族文化氛围和社会知识体系中,城镇里信奉商业文化的“异族”人口又何尝不是“文盲”——对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

在少数民族地区,单纯的扫盲运动收效甚微,更多看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教化”,而这些“教化”不论是对乡村生活环境还是生存状况,都没有带来明显的改善。甚至,有时我会把扫盲运动与伯格里在石门坎的——伯格里这个已经被“神化”的传教士,百年前他对贵州西北偏远山区民族风俗持完全的否定态度,甚至在他的传教活动中导致有的大花苗自身文化慢慢消失的事实——联系起来。

在刚过去的8月份,结束了1个月乡村生活的青年实习生们回到贵阳。在与其他同伴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时,有提到说他们看到的乡村与想象中的有着极大反差,而造成事实与想象存在如此大反差的原因,我认为更多来自媒体和主流社会对“理想乡村”的“塑造”。也就是说,媒体所倡导的乡村生活,是为大众编织了关于乡村生活的幻像。媒体给我们提供的,很大程度上说,不是真实的乡村,而是关于乡村的想象。

我曾经在村子里,看到白天老师把在册的适龄儿童都拉回学校,教室里满当当都挤满了孩子,有的不但没有课本,甚至连凳子也没有,站着听了几天课。晚上妇女们则聚在一起学习写自己的汉字名字。几天后,那些临时来上课的孩子又再重新回到山坡上去放牛、割草、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家务,妇女们也不再晚上聚会学写自己的名字。之所以在村子会出现这样的突击学习,是因为那几天是“两基”工作成果检查的日子。“两基”是指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下面是几个月前与中国滋根的贵州工作人员倪永旺,聊到黔东南麻江县时,他介绍的华盛顿邮报刊载的关于六堡村畲族(东家人)文章。虽然是2007年的旧文,但现状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尽管进行了50年扫盲运动,文盲在中国仍在猛增
莫林•范/Maureen Fan | 《华盛顿邮报》2007年4月27日

一项调查显示,截止去年,六堡村(Liupu)的每个人终于能够读写1500个汉字。村领导为此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餐庆祝,向最后两位过关的成年人敬茶来庆贺。

但向六堡畲族女子学校负责的校长赵华浦询问,这儿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能读写,他略显尴尬的笑了笑。六堡30%的成年人是文盲。

“这就是事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会读写”赵说,他承认这项普查仅基于一项测试,并未能准确的表示人们的识字率。

尽管已经进行了50年的扫盲运动来消灭文盲,而且2000年政府宣布几乎完全根除,但文盲仍在增加。原因很复杂,边远地区教育费用的问题,持续增长的农民外出务工,把他们从教室拖到了城市。

许多地方,像在南方贵州省的农村,村民的教育几乎在小学就结束,导致基本技巧很快就被遗忘。

官方的中国日报本月报道,2000到2005年,成年中国人的文盲数字增加了33%,从8700万增加到1.16亿。该报称在这个增长之前,中国文盲人口已占世界的11.3%。

“这种状况很让人担忧,”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扫盲教育处主任高学贵对中国日报表示,对市场经济下对知识的态度转变进行了谴责。“文盲不仅事关教育也有巨大的社会效应。”

高的评论在关注文盲的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回应,这是中国广大边远地区人口面对的挑战。

中国对于重视教育的传统很自豪,最近也有更多努力来提高标准,比如通过一部法律规定每个孩子都有九年义务教育权利。虽然在很多边远地区,这种教育还是无法实现或者太昂贵而无法负担。

2000年,官方宣布西藏的文盲率从50年前的95%降到42%,这里是中国文盲形势最糟糕的地方。九月份教育部表示,2001到2005,中国大概对1000万不能读写的成年人进行了普及教育。主管部门还自夸了小学和中学的高入学率。

但是专家认为官方的报告有时候不那么可靠。地方官员被迫对入学数字添加水分,注册的学生好多并未上课。

对如何收集文盲的统计数字也存在怀疑。比如在六堡,赵和其他当地领导每年九月挨家拜访,对本地大概300户居民进行问询,家里有几口人,都是什么教育程度。那些能证明是小学毕业的就不算文盲,不管他们是否真能读写。

在中国,文盲是根据四个级别的考试来划定的。村民通过考试后,他们常常并不寻求更高的教育。因为读写没什么用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女人和年轻退学者,许多都忘了这项技能。

“不能否认,这里面有许多人退步,但是具体数字却很难统计,”郭宏霞(音),中国国家教育研究院的一位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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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扫盲运动 文盲 教育 少数民族 畲族 东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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